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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今年五月見到茹志鵑老師那一次,她還說:「我向人探問過你的情況。讓你當文學部副主任,你沒當是不?沒當對。你年輕,創作上剛剛取得一點成績,不要就被官位所誘惑,那沒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關心我,是不會向人探問我在北影的工作情況的,也不會對我很坦率地說那番話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們,能夠很慷慨地對許多青年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即便這個青年本身並不怎麼好,如我一樣。但那句話,具有著某種使一個不怎麼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壞的方面隨意發展的約制力。當然,那句話也只有出自一個受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約制力。

  為了這一點,和由這一點使我從生活中領悟的一個道理,我感激茹志鵑老師。

  與黃宗英老師相識,比與茹志鵑老師相識晚兩天,因為開會的前兩日她未到。

  我是在樓梯上見到她的。我上樓,她下樓。她懷中抱著一大摞紅彤彤的塑料貼面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掉了幾冊,我替她撿了起來。

  她道了謝,問:「買一冊嗎?」

  我說:「不買。」

  又問:「為什麼不買啊?」

  我說:「有了。」

  她說:「有了也肯定不是這樣的。這可是第一批塑料貼面的啊!」

  我想:這人可怪,我不願買,幹嘛非動員我買啊!就答:「那也不買。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說:「回答得好。他們叫我幫忙賣,我只好盡這份義務。可是推銷半天了,一本也推銷不掉,豈不是令我感到有點掃興嗎?」

  我說:「誰盡這份義務,都會感到掃興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說:「看來我只好『完璧歸趙』,給會務組送回去了!我就對他們說你剛才那句話吧——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買非常對,一樓正在賣新書,莫如省下錢多買一本沒買過的書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轉身下樓。

  聽到背後有人叫了一句:「黃宗英!」不禁站住,見一個人在同她說話。

  我恍然大悟——熱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推銷員」,竟是大名鼎鼎的黃宗英!

  我至今仍不確知她的年齡。但當時肯定已五十多歲了,卻一點也不像五十多歲的女性,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左右。她神采奕奕,煥發著一種似乎永不會被生活的礪石所磨滅的熱情、爽朗和樂觀精神。

  在大學裡,我讀過她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後,曾有意識地翻閱各種舊報刊,尋找她的作品當範文讀。她討論時發言很踴躍。我從她當時那些發言中得出結論,她是位非常重視深入生活的作家。

  記得她當時曾這樣說:「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爭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條蚯蚓鑽入泥土中一樣。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許多人和許多事,實在是太令作家激動、太令作家感動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國,深入到各種各樣的生活中去!……」

  於今重新思考她這番話,我仍認為很有道理。無論對於報告文學作家還是小說作家,熟悉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學功力和才情這兩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擁有多少生活底蘊,究竟擁有多麼大的「創作園林」,決定作家將取得多大的成就。

  會議結束後,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請她給我們復旦中文系的學生們,講講報告文學寫作中的種種問題。但又怕她會拒絕,使我「下不來台」。最終還是鼓起勇氣,訥訥地向她提出了請求。

  她說:「哎呀,這可不行!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我真沒那麼高的水平!」

  我說:「我的許多同學都很喜愛讀您的報告文學,我是在代表他們請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說:「你好像還誠心誠意的?」

  我說:「是誠心誠意的。」

  她猶豫著。

  我又說:「您放心好了,我們會組織得很有紀律,絕不許任何一個同學跟您搗亂。」

  她說:「我倒不怕這一點。大學生們和一位作家有什麼過不去的呢?無非是提出幾個使我為難的問題。那我就來一句『無可奉告』,他們還能如何呢?」

  我說:「您答應了?」

  她說:「並沒有啊。」

  我說:「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猶豫了一會兒,說:「你這誠心誠意的樣子也真叫我感動了,不是裝的吧?」

  我說:「不是裝的。」

  她終於說:「好吧,我答應了。不過得給我幾天時間準備準備。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事。」就給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講課那一天,上午七點多鐘,我與中文系的一位老師,坐了一輛吉普車去接她。走進院子,見她正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膝蓋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筆記本,聚精會神地思考什麼。

  她講的很出色,許多外系的學生也去聽了,總共三百餘人。

  我記得她講到細節問題時說:「什麼叫細節?細節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項鏈,這串項鏈要與別人的不同,你起碼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一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鏈熠熠生輝。一個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還記得她舉了一個例子:日本佔領中國時期,有一個日本軍官,養了一條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個籃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鋪子前一蹲,鋪主就得立刻將最好的雞鴨魚肉放進籃子裡,不敢怠慢絲毫,幾年如一日。而那日本軍官是從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馴順得很,並不像有些電影裡那樣,見了中國人就齜牙咧嘴。但每一個中國人卻避之如避猛虎……

  舉了這個例子後,她說:「這段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細節的藝術魅力在於,那個日本軍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費筆墨去寫他作為一個侵略者的飛揚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寫得非常之馴順。而中國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寫得淋漓盡致。數年如一日啊!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學們,聽了她的講課,都覺得受益很多。

  其後,我又帶著《北方文學》的一位青年編輯到她家中向她組稿。

  黑龍江省是有對不起黃宗英老師之處的。某一年舉行全省業餘文藝宣傳隊大匯演,我們兵團六師宣傳隊演出了一個小戲。恰值黃宗英老師在哈爾濱,觀看了,很高興,就說了一些熱情支持知識青年業餘創作,肯定和稱讚那個小戲的話。後來有人指出那個小戲寫的是「中間人物」,違反了「三突出」創作原則。宗英老師予以肯定和稱讚,當然是「別有用心」。成了一條「罪狀」,搞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北方文學》那位青年編輯,顧慮有這個前嫌,宗英老師會不待見。見面後,宗英老師卻隻字未提當年無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編輯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師說:「這件事我怎麼會耿耿於懷呢?對於批判過我的青年人,我尤其應該原諒。青年人受當年極左文藝理論的影響,作了一些錯事,我相信他們今後自己會有所認識的。那次在哈爾濱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許多人也是違心的。過去的事今後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不記仇。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取這種態度。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內疚的事而不知懺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於原諒善於寬容。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著有機會必將實行報復。前一時期「清查三種人」,有些人就翻老賬,誰誰誰「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腳,或者貼過我一張大字報,恨不得就將對方推入「三種人」的圈子裡而後快。幹嘛呀!「文革」都過去快十年了!要記一輩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歲時,罵了你一句「狗東西」,往你頭上戴過一次高帽,便沒完沒了,何報復之心若此呢?我們黨的幹部如果都這等小肚雞腸的,我看民心就要失盡了!幸虧我們的鄧副主席是寬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麼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鄧運動」中,十億中國人個個表現如何?真若這樣搞,豈不是舉國上下又搞個「雞鳴狗跳牆」麼?簡短地說,畢業時,我到宗英老師家面別。

  宗英老師主動問我:「在北京有什麼親戚沒有?」我說:「沒有。」

  又問:「有什麼熟人朋友麼?」

  我說:「沒有。」

  宗英老師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夠孤單的。遇到什麼困難,連個幫你解決難處的人都沒有。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兩位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難你就去找他們。」便寫下了兩個地址交給我。

  我說:「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麼?」

  她正匆匆地欲出門,說:「有沒有信都不妨。你就對他們說,是我的學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師寫給我的地址,找到了黃宗江老師家。我的本意是,找個借宿之所,我想八一電影製片廠大編劇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總是不成問題的。

  不料宗江老師家的居住條件,實實出我意外。在雜院深處,好像只有兩間屋。廚房是後接的,陽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談「借宿」的話,只說是禮節性的拜訪。

  宗江老師聽我自稱是宗英老師的「學生」,放下了正在進行的寫作,讓我坐沙發上,他自己坐一把籐椅上,面對面與我交談。

  他問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師的「學生」?

  我實告之。

  他說:「原來如此,這個黃宗英,好為人師!」他又問我可有宗英老師的信?

  我說無有。

  他大搖其頭,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學生麼,卻又不讓你帶封信給我!我要懷疑你是一個小騙子,拒之門外,你今後成名了,豈不要對我耿耿於懷麼?」我說:「您不是已經將我當成客人了麼?」

  他笑道:「這是因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學生味,毫無騙子行跡!」

  說得我也笑了起來。

  我見阿姨擺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辭。

  他不放我走,說:「你這小青年太豈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學生,第一次到我家裡來,又趕上了吃飯的時候,不留下吃這頓飯,怎麼講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會兒,阮若珊老師回來了,他們的小女兒也回來了。加上阿姨,我們五個人,開始吃飯,宗江老師那天似乎特別高興,為我開了一瓶什麼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難卻,抿了小小兩口,臉便彤紅。

  他們的小女兒瞅著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發窘。吃罷飯,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師怕我果真是醉了,讓我吃一個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時,他問我住什麼地方。

  我撒謊搪塞過去了。

  他又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

  我衣兜裡只剩十來元錢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錢,但羞於開口。

  他一直送我至鑼鼓巷公共汽車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車站度過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經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師家,第一頓飯是在宗江老師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時時有人轉話給我:「黃宗江問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黃宗江說,曉聲是不是有了點名氣,就忘了當年自稱是黃宗英的學生,在我黃宗江家裡吃過飯啊?」寫到這裡,我不禁想,這篇文字完成之後,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說不過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擾別人,就有點離群索居。然別人對自己的關懷,幫助,照顧,一次,一點兒,常系心頭,不敢輕忘的。誰忘了,誰沒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實實在在是不願交往。我的不願交往,實實在在是對目前社會上的一種交際之風的「消極抵禦」。如今的中國人,好像都成了「有閒階級」,睜眼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際場上。又不像人家外國人,人家的交際,也就是純粹的交際而已。眼睛再睜大點,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在交際之下,掩蓋著種種個人的企圖,過去稅某某是「交際花」,專指女性而言。於今吾國男性「交際花」,如雨後春筍,參差而出。真可以說是各條戰線,百花齊放。我們老祖宗主張的那種「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時代有點「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時髦起來。你交我,你得給予我這種好處。我交你,我將報答你那種好處。各種好處人人想占,十億之眾,哪來那麼多好處得以平均分配?不夠分,又不能印發優待券,可不就誰有本事誰撈唄!靠真本事興許還撈不著,靠交際卻往往得來全不費功夫。文壇本應是塊「淨土」,但素來總與名利藕斷絲連,斬不斷的「情緣」,刨不折的「俗根」,難免也有拉拉扯扯,蠅蠅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際之風的熏擾。所以我常想,老老實實地寫小說吧,能寫出來便寫,寫不出來便罷。別今天拜訪這個,明日「探望」那個的。成了習慣,墮入男性「交際花」者流,那可不怎麼樣了!

  我在北京站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車站大廳二樓的洗漱室洗了臉,像個「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這個未來的北京公民,今天無論如何得在北京找到個住的地方。我不能接連三天都像個「盲流」似的在火車站棲身。那也太對不起我書包裡面的復旦大學畢業證書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與他們在北大荒相處時,從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成為北京公民,也就從來沒有記過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的住址。

  猛然間想起木材加工廠一個北京知青曾對我說起過,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柵欄的一個什麼鞋帽商店當售貨員,決定去碰碰運氣。

  大柵欄有好幾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詢問。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這麼找人真難找。

  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不壞,還終於將她找到了。

  她聽我說與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廠生活過,對我非常親熱,就請了假,將我帶回家中。她家住大柵欄茶兒胡同十一號。兩間小屋,她的父親癱瘓在床住外間屋,她和她的母親住裡間屋,睡一張很窄的雙人床。她猜到了我沒吃早飯,匆匆忙忙地給我做飯。

  一會兒她就將飯菜做好了。

  我默默吃著,覺得胃腸飽脹,雖然昨天至今天,僅在宗江老師家吃過一頓飯,卻吃不下什麼,不忍辜負她的好意,強吃。

  她則靜靜地看著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冊,重新在我對面坐下翻。翻出一張,遞給我,微笑著問:「照片上就是你吧?」

  我放下筷子,接過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塊兒照的,兩人各騎一匹高頭大馬,挺威風的。

  我很有感情地注視著那照片,說:「是我。」心中暗想,不知這頓飯吃完了,我還該到哪去?

  她收回照片,問:「你為什麼愁眉不展的啊?大學畢業了,又分到北京了,難道還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

  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實話實說了吧!興許她真能幫我找個住處。就將自己這種暫時不太美好的處境告訴了她。

  她思索了一會兒,說:「你看,我們家也沒你住的地方。

  這樣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飯我就帶你去!」也只好如此。

  能暫時有個地方住,我一口飯也不想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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