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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她就將我帶到了男朋友家。離她家不遠,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量了幾句,引我走進一間新接蓋起來的磚房裡,不大,十來平米。新的雙人床,新的被褥,一對繡花枕頭,一張新打的還沒上油漆的寫字檯。

  她紅著臉說:「這是我們未來的新房。」

  我也紅了臉,說:「這可不行,這可不行……」她說:「有什麼不行?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樣嘛!」

  她的男朋友也說:「別見外,我兩個姐姐都在北大荒。她們每次探家,在哈爾濱轉車,都要在你們哈爾濱知青家裡住上一兩天,都是哈爾濱知青接站送站。哈爾濱知青講義氣。我們北京人對哈爾濱知青也得夠朋友!」

  我就這麼的,在人家未來的新房裡住下了。有了住處,最需要的便是睡覺。從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車站「夜遊」,困乏之極,他們走後,我倒頭便睡,一覺睡到下午三點多鐘才醒。醒來就去逛大柵欄,逛天安門廣場。逛夠了才回來吃晚飯。吃罷晚飯,我那「妹妹」來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塊兒陪我聊天。她臨走時問:「梁哥,你肯定缺錢用吧?」

  我說:「不缺不缺。」

  她說:「不管你缺不缺,給你留二十元錢。」將二十元錢壓在枕下。

  我說:「我第一個月開支就還你。」

  她說:「你看,你沒說實話吧!這就是你的家一樣呀,還客氣什麼!」

  三天後,我又到文化部去。

  接待過我的那個女同志問我:「你是願留在部裡,還是願到具體文藝單位?」

  我反問:「留在部裡將分配我作什麼工作?」

  她說:「可惜你不是黨員。否則可以分到組織部、幹部局。不過你的畢業鑒定不錯——同『四人幫』作過鬥爭,這一條很重要。憑這一條鑒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辦公室』協助工作,他們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說:「那還是分配我到某個具體的文藝單位吧。」她說:「這可關係到你今後的個人前途,你再慎重考慮考慮。留在部裡有留在部裡的好處,解決組織問題容易些,你檔案中那條鑒定對你非常有利啊!」

  我說:「沒什麼可考慮的。」

  她說:「隨你便!北京電影製片廠、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這四個文藝單位任你自己選擇。」

  我考慮了足有五分鐘。我想,我到中央戲劇學院和電影學院去能幹什麼呢?當教師?我懂什麼電影理論或戲劇理論?還不叫學生把我從講台上轟下來?到青年藝術劇院?我對話劇又不甚感興趣。到電影製片廠呢?我在電影製片廠又能擔當起什麼呢?那時,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藝術知識、藝術修養太少了!

  我訥訥地問:「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文學編輯呀?比如《人民文學》、《北京文學》這樣的單位,我的最大願望是今後能當一名好編輯。我相信我能。」

  她說:「那你就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去吧!製片廠也有編輯部,需要編輯。」

  我不再思考,說:「行!」

  暗想:以前我看的電影太少了,今後可有電影看了。

  她留下了復旦給我開的介紹信,重給我開了一張文化部的介紹信。然後,她又把我的檔案交給我,讓我自己帶著到北影去。

  我來到北影,見北影廠門旁也有士兵站崗,真是大惑不解。彷彿從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藝術單位都在實行「軍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過文化部的介紹信後,說:「部裡怎麼事先不徵得我們的同意就分配人來啊!我們的職工定額已經超編了。我們得向領導請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過幾天來聽信。」

  我的心涼了半截,問:「幾天?」

  他說:「三四天後吧!」

  我要把檔案留下。

  他說:「你自己先帶著吧。」

  我沮喪地離開了北影。比三天前離開文化部時的心情還沮喪。

  我那「妹妹」見我情緒不佳,詢問我結果如何?

  我將在北影碰了一個「軟釘子」的情況毫不隱瞞地告訴了她。

  她勸慰道:「嗨,這也值得憂愁?北影不要你,不是還有好幾個文藝單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學畢業生,還怕在北京成了個無業遊民不成?」

  我說:「這幾天我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

  我那「妹夫」說:「別不安。我們又沒敬著你供著你的!拿你當自家人看待,你有什麼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們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頤和園去,開開心心地玩上一天。」經他們勸慰,我的憂鬱才稍釋。

  星期天他們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沒有著落,玩得不開心。

  晚上回來,躺在床上,無法入睡。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拆開自己的檔案袋,看看裡邊都裝了梁某一些什麼材料。便光著腳丫,從書包裡掏出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檔案袋,不說「違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裡還是不甘罷休。為什麼不允許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檔案袋裡裝著一些有關自己,有關自己父母和親屬的什麼材料呢?它像個影子似的,跟隨著你一輩子。你覺得自己是個好人,你努力像個好人那麼生活,但它卻很可能向許多人證明你是個壞人。許多人相信它,遠勝過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實際行為和表現。「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識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這樣的一些評語曾寫在多少人的各種鑒定上啊!而寫鑒定的人卻又不見得是個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裝進了骨灰盒。你的檔案,又成了你兒子或你女兒的檔案的一部分。這樣一想都夠令人七竅生煙的!

  雖然我明知自己的檔案裡絕不會有什麼黑材料,雖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我對自己的檔案袋所產生的那種好奇心,簡直就無法轉移。他媽的就算寫的全是優點,我也想知道我這個人具體都有哪些優點。有利於今後發揚光大嘛!誰叫他們讓我的檔案袋落在我自己手裡呢?不看白不看!這樣的機會很難得!

  於是我又光著腳丫蹦到地上,第二次從書包裡掏出了檔案袋。拿在手裡,就像拿著我自己的靈魂,別人為我製造的「第二靈魂」,掂了掂,很輕。他媽的一個二十八歲的人的「靈魂」,怎麼才這麼一丁點份量啊!

  洗腳水沒倒。就用洗腳水浸濕了封口,然後用大頭針謹慎地挑開了,心情挺激動地從中抽出幾頁紙和表格來。

  我的檔案真是太簡單了,簡單得使我大大掃興。小學的畢業簽定,中學的畢業簽定,都寫的相當好。中學的畢業簽定中,居然還有「責人寬,克己嚴」這樣簡直等於是讚美的話。不由得想,但願這一條我死後,悼詞上也寫著。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種簽定也相當好,不乏讚美之詞。我忽然覺得奇怪,我既然這麼好,怎麼不發展我入黨呢?逐頁逐條細看,看出了點名堂。有兩條是:不尊重領導。政治上不成熟。帶著這樣兩條缺點可不是不太容易入黨麼!難怪難怪。不尊重領導這一條,是公正的。在老連隊,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木材加工廠,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團機關時,頂撞過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參謀長。我想這一條將來到了新的工作崗位後,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這一點,我有點不認可。政治上不成熟,能僅寫過一張表態性的「批鄧」大字報麼?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幫』作過鬥爭」麼?從書包裡掏出鋼筆,就要由著性子將那個「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幾下,覺得筆劃實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罷。

  沒有什麼「黑材料」,「紅」得還可以,令我不但覺著掃興,甚至覺著有幾分遺憾了。要是有點什麼「黑材料」,不妄我作這番手腳。

  拆開的檔案袋撇在沒油漆過的寫字檯上,索然地睡了。

  從此我對裝在自己檔案袋裡的「第二靈魂」不再產生任何好奇,也不再發生任何興趣。讓它在檔案袋裡安息吧!

  倒是與我肉體同在的靈魂,因為自己的某些行為,某些沒有變成行為的慾念,某些沒有變成慾念的意識,某些連意識也沒有變成的朦朧的不良的衝動,而時常感到羞愧。這個靈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過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見過的女同志說那人生病了,十幾天內不會上班。我問我的工作定下來沒有。她說不瞭解這件事。

  我又動肝火了,虎虎地問,「你們廠長在哪兒?我要見他!」

  她淡淡地說:「你見不著他。在國外訪問呢!」問:「那你們黨委書記在哪兒?」

  說:「不能告訴你。在開會。」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訴我,誤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沒完!」

  她見我來者不善,改換了一種比較客氣的口吻說:「我告訴你也沒用啊。他在二樓會議室,正開會,能接待你麼?」

  我也不跟她囉嗦,轉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層樓,找到會議室,按捺住肝火敲門。

  一個人將門開條縫,探出頭說了句:「開會呢!」又欲將門關上。

  我的肝火終於按捺不住,一腳踹開門,氣勢洶洶闖將進去。

  十幾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環視他們,大吼:「哪個是黨委書記?!」一時無人作聲,面面相覷。

  我將嗓門提得更高:「哪個是黨委書記?!」

  一個黃瘦臉上佈滿皺紋的六十多歲的人,用嘎啞的帶有湖南口音的語調頗不安地問:「你找他什麼事?」我從書包裡掏出檔案袋(來時封上的,膠水還沒干),當著他們的面,像撕信封一樣撕開了封口,抽出我那幾頁「靈魂」,往一張茶几上使勁一摔,厲聲道:「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過了三天,來了兩次,竟然連個具體的答覆都得不到!我在北京舉目無親,身上的錢已花光,連個棲身之處都沒有。你們如此對待一個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大學畢業生,如此對待大學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話了吧?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文化部?!難道你們北影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領導之下?!你們不想要我,就乾脆說明,也算一種答覆!偌大個北京,文化藝術單位多著呢!我不是到你們北影乞求臨時工作的盲流!……」我這一番即興演說,振振有詞,效果頗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很客氣地說:「你先別生氣,坐下談,坐下談。」說著從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檔案看起來。看了一會兒,望著其他人又說:「是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白紙黑字,那還有假!

  入廠後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當時北影的「清查小組」負責人,文化部「清查辦公室」成員之一。一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黑紅臉微胖的男同志說:「我看一下檔案。」

  她就將檔案送給了他。

  他看了一會兒,對那個黃瘦臉的人說,「我們編輯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廠後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

  黃瘦臉連連點頭,「同意,同意。」

  他便是黨委書記。過後我才知道,開的是敦促他「說清楚」的會。在座的都是黨委委員,難怪他那麼無精打采的。我主演的這出「春草闖堂」正趕在了鑼鼓點上。我畢業鑒定中「與『四人幫』作過鬥爭」那一條,顯然對他們每個人都起到了潛在的影響作用。

  編輯部主任對我說:「你去找人事科辦關係吧。」

  真沒想到奔波了數次,一個星期內憂愁得我吃不下睡不著的事,幾分鐘內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

  看來有些時候一味地溫良恭儉讓不行。該動肝火的事,還是得動動肝火。

  「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光榮」,雖然寫在我的「第二靈魂」上,卻常使我感到滑稽並羞臊。

  政治有時對人過分慷慨……編輯部主任又問我:「你的東西什麼的都在哪啊?」我說:「都打在托運行李裡了。」

  他說:「催領單到後,派車給你拉回來。」

  我說:「那得先給我解決個住處吧?」

  他說:「這事以後再談。你先到廠招待所去吧,我這就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床位。今天休息,在廠裡參觀參觀,明天上午到編輯部找我。」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部的編輯,分配在外稿組。

  成了北影廠的編輯後,我對自己的「闖堂」行為竟感到後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來。回想自己當時的樣子,總覺得有點「耍光棍」的性質。只怕給那些黨委委員們留下的第一印象並不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卻對我格外好。從主任到我們的外稿組老組長。後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幹部,「魯藝」出身,《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作詞者之一,電影《畫中人》的編輯,肖紅的故鄉人,當然與我也就沾著點老鄉的關係。他個子矮矮的,形象似農民,穿著也似農民,尺半長的煙鍋整日不離手。最初我還很奇怪,以為他是位什麼老「農宣隊」的遺留人員。瞭解後,極生敬意。

  他常於無事時同我聊幾句。多次問:「在復旦怎麼同『四人幫』鬥爭過的啊?講講,講講。」

  每一次都令我大慚。作謙虛狀云:「沒什麼可講的,沒什麼可講的。」

  他對我好感愈增,視我為一謙虛青年。

  後來主任告訴我,如果我的鑒定中沒有那一條,就憑我當時「闖堂」那種「紅衛兵」遺風,他是絕不要我的。其實我當「紅衛兵」時,反倒「溫良恭儉讓」。「大串聯」回到哈爾濱,見了我的語文老師,當時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剃了鬼頭,我仍在校門口對她行禮,問「老師好」。因為我是她喜愛的學生。我的壞脾氣,是到了北大荒後,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頭三腳難踢」。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志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類型。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別顯著。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歲後。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社會替母親效勞了。社會的教育內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它採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平素我要求自己盡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一旦反抗起來,則「怒髮衝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否則,大概早已鬧出什麼人命官司了。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誨不失為至理明言。「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一般說來,我每到一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構」。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腳「勾銷」。誰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儉讓」?偶爾露一下「崢嶸」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編輯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從招待所來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後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樸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亂瞟姑娘們。不像某些年輕人見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賊」,更不去搭搭訕訕、粘粘乎乎地結識年輕女演員或者「亞」女演員。下了班則關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間裡看書,從不在廠裡東走西竄。節假日一個人悶得慌,就出廠門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車,直達動物園,去看犀牛。所有的動物中,我最看不夠的是犀牛。因為它從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它,也從不作態。

  總之我那時給人的印象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對編輯部的同志一律稱「老師」。有時佯裝乳臭未乾,不諳世故,裝得挺像。

  一天終於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國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電影童星兩記耳光。

  我住的房間,四張床位。客滿時一張床位也不空。那一時期時常客滿。

  住客中有位錦州漢子。人倒不錯,但我對他的存在感到非常頭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說著說著話,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傾倒。人一倒下,鼾聲頓起,如雷貫耳。夜深人靜,那鼾聲猶如一台推土機在發動。我差不多快得神經官能症了。

  終於盼著他與我「後會有期」,九點多鐘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幾天來受摧殘的神經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無法入睡。隔壁房間有幾個人在高聲談天說地,雜以嘻嘻哈哈的男歡女笑。兩個房間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牆上還開著一扇門,被一張床橫住。他們等於是在我的房間裡談天說地,嘻嘻哈哈一樣。

  請求他們雅靜吧,我又不願意。犯不著為這種事兒請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頭。無法睡,干瞇著。

  瞇到十點,招待所規定的安息時間。起身在那扇門上輕敲幾下,以示提醒。

  鴉靜片刻,嘻嘻復嘻嘻,哈哈復哈哈。而且那些話語,就有些俗。我們北方人稱之為「逗悶子」。

  看看手錶,十點半了。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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