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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確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我非常希望盡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將是何處,非常希望盡早對這個單位產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內的臨時席棚裡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別著「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將引以為榮的「代表」標誌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號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父親的回電只有三個字「速返哈」。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裡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裡。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乾草,上面鋪著骯髒的被褥,有虱子。「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標語口號。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彷彿掛了四張荷蘭奶牛皮,黑一塊白一塊。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親熱的。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別人感到十分內疚……我佇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將要在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瞇起了眼。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鐘敲響了。我扭回頭望著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我彷彿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後我會成為一個北京人。「大串聯」時期北京並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到處都油漆成紅色,使人心裡騷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捲著巨塵在馬路上奔囂。使人聯想到驃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儘管北京並不使我覺得親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餘萬北京知識青年。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祇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著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於掌握住機遇,因為機遇畢竟不可能屬於那些毫無準備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產生的最強烈的想法。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問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還算問對了。文化部……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有人會問我文化部在什麼地方。」

  到底是大學生了,我的頭腦比三年前靈活多了。我到車站對面的郵電局去查電話簿子。查到號碼,撥通了電話,問我們共和國的最高文化機關在什麼地方。

  接電話的,是傳達室的人,反問我是什麼人?要到文化部來幹什麼?口氣帶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說明我是報到的大學畢業生。

  「沙灘。」對方回答了兩個字,就把電話放了。

  我買了一張北京市內交通路線圖,不再問任何人,按圖換車。一個半小時後,終於站在了文化部大門外。

  持槍站崗的士兵問我有何公幹?我從書包裡翻出學校發的介紹信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還給我,說:「這不是文化部,這是《紅旗》雜誌社。」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別稱。它是一個時期內代表「黨中央」給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話》,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進行「焚書坑儒事業」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國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體系,批判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國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麼來到了這麼個地方啊!雖然我不過是普通的十億中之一蟻,即使「文革」中犯了什麼文化罪,也沒有被《紅旗》「坑」一下的資格。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誠惶誠恐。

  我掉頭便走。

  走了兩步,忍不住轉身說:「可人家告訴我文化部就在這個院裡啊!」

  站崗的士兵說:「不錯,就是在這個院裡,就在那大樓。這個門,是『紅旗』的門,繞到前面那條街的正門,才是文化部的門。」

  我請求道:「那你就讓我進去吧!」

  士兵說:「不行!各走各的門。」

  我說:「好,好,好。」

  就又繞了十分鐘,繞到了正門。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猶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湧起一番親情。

  「姥姥」家大門口也有持槍的士兵站崗。

  被允許進入院內,急急地就往大樓奔去。

  沒想到在樓口又被一站崗的士兵橫臂攔住,朝我要在大門外傳達室填寫的「來客登記單」。可我在院內急急走著時隨手扔掉了。

  士兵說:「你找回來。」

  我見那士兵是個沒法商量的人,無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邊走邊找。院裡有兩個人站住,好奇地瞅著我,大概以為我丟了錢包或什麼貴重的東西。

  還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責,認認真真地用手撫平展了,才敢持著重新入樓。

  終於進入樓內,先前那種孩子見到了姥姥般的親情,一掃而光。院門樓口,雙重警衛,不算「戒備森嚴」,也可謂「步步設防」了。我懷疑自己來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麼兵種的司令部。

  上樓時,就一級級走的很穩重,怕毫無精神準備之下,又從哪裡冷不防閃出一個士兵,被攔住盤查。

  還好,也就兩重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層樓,碰到一位五十餘歲的男同志,問他「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在哪一房間。

  答曰:「還沒成立啊!」

  我著急了,一時怔怔地竟不知說什麼好,汗也頓時淌了下來。

  他見我急成那樣,說:「有一個人可能將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問問。」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會兒,那男同志引來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問我:「你是來報到的?」

  我說:「是。」

  又問:「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說:「復旦。」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回哈爾濱——我衣兜裡只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隱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

  再問:「也沒有同學。」

  我搖頭道:「沒有。」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三天後你來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裡去?頭腦裡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著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週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討論,擔任記錄員。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干……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彷彿句句都須經過思考。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復和平反,但毫不自輕。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內心的剛強自尊。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我沒與他交談過。因為過於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將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身為討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別人發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性。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煙。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對勁。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像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覺得吸煙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願說,只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於小資產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這使我很惱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別人在大庭廣眾面前貶低。於是下午繼續討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那只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並未說過話。我對自己所尊敬的人,只願將尊敬放在心裡,不願溢於言表。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著我。神態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產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我認為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為止,我認為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這番話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後,眾人沉默良久。沒人支持我,也沒人反對我。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著又開了一天半會。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著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隨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著並不濃密的頭髮,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安憶並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為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著一本什麼書。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於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於禮貌不得不回答。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她說話極快,標點符號不分明。給我的印象是,她急於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內涵廣泛的,是只適於用筆而不適於用話表達的。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內心裡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於禮貌,陪坐了幾分鐘,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性格就這樣,你們別見怪。」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復了。你畢業後,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爭取。」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她沉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裡,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裡來。」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你可別以為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你長的像上海人,性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歡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為《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親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為自己還不壞。從復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為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將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將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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