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當時我還年輕，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貶低了。
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是從香港坐飛機去的。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而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斗的斗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後來朋友皆稱為立叔的梁尚立。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輕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唸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呢？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岐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是岐山之功，禁不住要去瞭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他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岐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陞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什？要獎賞王岐山，大可加薪十倍。陞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岐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不是要替他們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勞力廉價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迪斯科，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
（二）(1)
初二早餐後，到佛山文昌沙華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廣州日報》的兩位新認識的朋友。他們要替我做訪問。《廣州日報》銷紙一百七十萬份，四十版紙，零售人民幣九毫（報販只賺一毫左右）。該報館員工二千三百人，廣告收益每年十三億。這些數字顯示在內地搞刊物大有可為。
在酒店內我有機會拜讀這份報章，文字流暢，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向新認識的朋友提出這點質疑，他們的回應，是「報憂」沒有問題，但在內地辦報有兩大忌。其一是忌談政治，其二是忌談宗教。前者容易解釋，但後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釋，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許刊物言論開罪這些人。可能我聽得不清楚，但問題想來不是朋友所說的那樣簡單，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萬平方呎的華英（一中）校園有不少新建築物，四十年代的舊房子只留存三間。雖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長還能抽空出來見我。在最大的一所舊房子的後園有一株老樹，我對副校長說﹕這樹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問我怎可以記得的？我說那後園是我當年每星期六被罰企的地方，一草一木歷歷若前日之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帶副校長及幾位朋友到鄰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內地我見過的其他一些酒家那樣，內裡設有「食街」。那是說，點菜時，顧客可到「食街」選購。這家獨出心裁，「食街」分五個部門﹕海鮮､小炒､家禽､蔬菜､湯類等。那是地價或租金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廣州時，要在市場上買一隻雞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見，食品琳琅滿目，就是蝦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種。同樣的人，同樣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進簡直如天方夜譚。產權制度對民生有驚人的決定性，一字都冇咁淺，但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間的蠢材多得很。
因為有高速公路，從佛山到白天鵝只需二十分鐘。在白天鵝的咖啡廳接受了訪問後，他們（訪者）請我和太太到一間吃住家菜的地方進晚餐。是要預先訂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內裡的佈置很古雅，據說裝修花了一百萬元。生意不錯，大約有十個吃飯的房間，供應午餐､晚餐及晚餐後的茶座——為喝茶清談而設的。菜式特別､新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但味道並不怎樣。我想，以新奇取勝也是生意之道。
飯後喝酒去也。天大寒，風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凍到心底裡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開的。設計簡陋，目的是搞氣氛。用報紙造的燈籠，木造的椅，音樂平靜，可見五指，但不能讀。我叫了黃酒，要熱的。老闆拿來用火酒的小熱爐，黃酒小壺放在上面，燒呀燒，我喝呀喝，喝個不停。朋友以為我是個酒鬼，但我是因為凍得厲害，以酒取暖。我從來沒有喝過那樣美味的黃酒，可惜喝了兩壺不好意思再叫了。
初三起來，游白雲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過兩次。但這次見到裝設了送遊客上山的纜車，不以為然，因為山景破了相。我們是駕車登山的。每位遊客收十元，但收錢的人見到我的白髮，說﹕「阿伯，你不用付錢了！」我的太太聽到就搶說﹕「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錢吧。」收錢的人不管，收她一份。
我想，白雲白髮兩堪哀！我又想，六十五歲了，還沒有去申請香港的生果金，豈不是便宜了老友聖誕權？
白雲山之行後，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還沒有改建，但鄰近的杏花巷，我兒童時放風箏的地方，已沒有空曠地，蓋的房子很舊，看來是六十年代的建築物。在故居斜對面，海珠中路與惠福路交界處的得心酒樓，竟然還在，還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築。睹店思情，我們三人進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過的酒樓，而那時可能已經營了很久了。
這麼多年連名字也沒有改的酒樓，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況得心歷盡滄桑，經過什麼日本仔呀，國民黨呀，公私合營呀，國營呀，承包呀種種。今天的得心，內裡的陳設比五十多年前清潔得多，而食品價廉物美，是我這次到廣州最可口的食肆。據說生意非常好，酒樓三層日夜全滿五次。管理的人聽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過那裡，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來問訊。可惜一時間我忘記了問他們今天的經營產權是怎樣的。
午餐後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廣州最旺盛之區。今天改作「步行街」，人頭之多，可謂奇觀。所謂「步行街」，是禁止車輛行駛的街道。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幾年在國內頗流行，是一個聰明的生意眼。以陳舊不堪的房子掛帥，他們簡單地修補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牆塗上了各種不同的顏色，使人有新潮藝術的感受。去年在武漢見到以同樣手法處理的步行街，更有看頭，因為那裡的舊房子是古老的歐洲建築物。
我認為香港政府要考慮把舊尖沙咀､旺角等地區的狹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請一些色彩專家為之新潮一下。這會是吸引遊客的相宜玩意。到了晚上，在白天鵝賓館訂了酒席宴請姊姊一家。市場掛帥，再不用走後門了。俯視珠江，環境優雅，菜式平平，價錢三倍。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毅夫在北大朗潤園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我可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到那裡講話。我告訴易憲容北京之行會有半天空餘時間，過了一天他回應說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潤園，後者臥虎藏龍之地也。這個「烏龍」將會是一個典故，足以傳為佳話，因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憲容似乎事前事後都不知情。
據說朗潤園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後」青年，發表了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為了壓制那所謂「張五常熱」而大罵張五常，好些刊物及網頁都轉載。又據說各方英雄好漢回應了近五萬字，鬧得神州風風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謗》長達二萬多字，寫到結尾流下淚來，讀者無不嘩然。
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間學校講話之前的事。飛成都的前幾天，另一件怪事出現了。那裡一份報章說我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有關人士正在搜集資料云云。空穴來風，應該是胡說八道，但國內讀者最多的新浪網把這報道放在頭條，使不少朋友紛紛給我電話，有些甚至以為我獲了獎！尷尬的事，以此為最。
後來在四月我兩訪神州，所到之處，諾獎的話題必被問及，而每次我答沒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總有刊物說是我加以證實了。無疑是中國青年的一廂情願，希望我獲獎，但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張五常熱」的大吵鬧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來風，風從哪裡來？前思後想，一個可能是兩年前我重印英語舊作《佃農理論》時，請一位瑞典朋友寫《序》。該書後來譯成中文，而該朋友曾經是諾獎委員會的主席，在書袖上介紹了他。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應酬，誤導了中國的學子。
抵成都後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來自北京某刊物的訪問。傳媒訪問歷來都是你有你說，他有他寫，所以我決定快刀斬亂麻，答得簡單清楚一點。如下的問與答讀者認為怎樣？
問﹕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學者批評「張五常熱」嗎？你有什麼感受？
答﹕聽說該文長達八千字，不是批評我的學術，而是批評我這個人，我奇怪北大的學者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
問﹕你讀過那篇文章嗎？
答﹕沒有。讚我的文章不讀，罵我的更不讀。
問﹕為什麼不讀？
答﹕有空餘時間，你選擇讀罵你的文章，還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問﹕你說過三十多年沒讀書，是為什麼？
答﹕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也有思考的時候。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圖書館裡。六九年之後不再讀，因為思考時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響。這是我治學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與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觀者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