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彩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才，但見面的時間短，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弗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弗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到和平飯店看看那裡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賬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前一天開幕，因此我們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弗裡德曼認為二者是浪費的投資，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弗､楊之見，我不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二○一○年五常按﹕上文說的浦東是一九九三年的浦東，那所謂「商店街」只是一層高的簡陋建築物。八年後浦東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了。一九九八年弗裡德曼夫婦坐的郵輪停留上海半天，見到的景象使他們震撼。）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四個多月前，聽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說上海新建的博物館是世界一流的，一個週末我跑去看看。其時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幕，只有雕塑､青銅､陶瓷這幾項可供參觀。
那位教授朋友說得不錯，從室內設計､燈光､展品安排這幾方面看，確是一級水平。此前我不知道中國有雕塑藝術這回事——什麼觀音､佛像之類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的。上海博物館的雕塑室別出心裁，展出的務求變化多，使我看後茅塞頓開。說實話，在雕塑藝術上，中國不能與歐洲相比。上海博物館的陳列，使我意識到我們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現象，是中國的雕塑藝術沒有作者署名。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可能因為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個雕塑家不能像米開朗基羅､羅丹等人那樣，因成名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顯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只是一個「無名氏」。
上海博物館辦理雕塑展覽的主事人，顯然對中國的雕塑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們）能對作者「無名」這問題試作解釋，以較大的字體對觀眾說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個）是何方英雄好漢，也不妨在顯眼處介紹一下。雖然博物館很少這樣做，但作者既是無名，而展覽又搞得那樣有心思，其主事人「公開」地領一點功勞是不用客氣的了。
該博物館的青銅器展覽，舉世無匹，非看不可，毋需細表。收藏能收得那樣全面而又是那樣有系統的，是不簡單的一回事。使人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覽。個人認為宋代的陶瓷，高雅無與倫比，其藝術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館所見，宋代之作並不令人歎為觀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館中展出的作品不多而又不夠份量。
最近上海博物館正式開幕了。我趁重陽的長週末，特意去看該館的古書畫。我對中國古畫所知甚少，主要是去看書法。很有看頭。令我失望的，是該館舉世皆知的兩幅鎮山之寶的書法——米芾的《多景樓詩》與徐渭寫的一首自作七絕——沒有展出！新張大吉之際，把鎮山之寶「收」起來做什麼？
徐天池的那幅七絕書法，是他尚存於世的最精書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複製品可以假亂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樓詩》，其真看不到不免耿耿於懷。有人說《多景樓詩》的原作是假的。怎麼可能呢？該詩分明是米前賢的風格。米顛的詩雖然不是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了不起，但風格別開生面，沒有誰可以作得出來。（蘇子平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晉代的陶淵明，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米芾。自歎「相從元章不盡」的蘇軾，認為米芾做什麼也是天之驕子。）
至於《多景樓詩》的書法，從印刷品看，更是元章無疑了。這幅書法共有九十六個大字（大約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的四分之一），寫得天真瀟灑，靈氣湧現。古往今來，在行書上，只有米芾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假」又從何說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
古玉的展覽室燈光太暗（其實是太黑），應該在櫥窗之外稍加微光，減低一點室內的光暗反差，使觀者看得較為舒服。很不幸，這次沒有時間去看少數民族的藝術展覽，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會放過。
很高興上海博物館能達到世界的一級水平。在意見上，個人有兩點批評。第一點是不能「改進」的，因為已成事實。那是雖然建築物很不錯，我認為他們應該請貝聿銘設計。貝氏是炎黃子孫，博物館這類建築設計，當世他首屈一指。這博物館如果由貝氏設計，遊客起碼會上升兩成吧。
第二個批評是可以而又應該立刻改進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學生及兒童很多。這群小朋友在場內走來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絕於耳。這不是博物館內應有的現象。我認為孩子們多到博物館去是好事。藝術的欣賞，要從小學起——文化的培養很重要。但參觀藝術，非兒戲也。藝術很真實，欣賞的人要本一片真誠的心。
我認為上海博物館要對父母們解釋，孩子參觀時要有點約束，而學生沒有老師領導，博物館要安排一些指導員。目前因為年小的不識規矩，博物館派員工不停地抹那櫥窗上的手印，其認真的處理可嘉，但不是其他一級博物館可以見到的「畫面」。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內地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次座談。兩次講話的錄音經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內地的學子，理解能力明顯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演講我是從來不用準備的，但講前要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好幾次邀請我到那裡小住。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俱､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簡直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兩個小時。希望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輕職員，知識水平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他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內地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
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講話，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中國的青年學得快，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參加國際上的產出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科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做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欣賞他們的意圖，答應會盡可能給他們的刊物一些文章。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科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行其道。這是關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這門學問在中國普及，而天則的人才不弱，這學會是會辦得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題材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了。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拿他沒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內地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跟被打進黑名單，但影印本廣泛流傳。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二○○一年三月一日
（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唸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高的小房子，地鋪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會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魚目混珠，我以攝影師的身份跟隊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