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說這天沒空､那天沒空，我跟左改右改。後來改定了，卻剛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洩漏了風聲，朋友們興高采烈地替我祝壽起來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頂樓的歌廳之內，顧客不多，我們二十多人佔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誰神通廣大，在酒店弄到一個生日蛋糕，洋燭一支。生日歌人人都會唱，使我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經不起朋友的要求，為我的生辰在卡拉OK的麥克風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卻在想﹕他是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老總呀，怎會學到這「隨遇而安」的本領呢？我又想，這個出自芝加哥大學的後起之秀，有恃無恐，不滯於物，總算不辜負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中國內地的高官能這樣做，恐怕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來，進了早餐，暢遊西湖去也。可惜我們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不能久留。惠州西湖沒有楊柳，而其時也不是春天，但在離別時我還是想起張孝祥的《西江月》﹕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四年前我與弗裡德曼有上海之行。最近因為簡慶福的攝影展，我舊地重遊。上海從一片蕭條到欣欣向榮的轉變，使我為之驚愕。更令人震驚的是，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說，這個好些方面從無到有的轉變，是在最近一年才發生的，而自數月前鄧小平南下之後，上海繁榮的趨勢更加明顯了。
如果朋友的觀察大致上是對的話，那麼我不用看什麼統計數字，也可以斷言，近一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長率，起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的增長一般的經濟學者不會相信。
多年以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認為經濟學中的發展或增長理論愚不可及，是經濟學歷史上可悲的一頁。七年前，在一篇評論中國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直言只要中國大事開放，以私產為依歸，要每年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能持續十年是不難辦到的事。近年多來珠江三角洲及上海的發展，是證明我的觀點可信的第一步。
我的推斷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根據的。理由有三﹕其一，產權的界定對經濟發展有無與倫比的威力。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只把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經濟奇跡就立刻出現。其二，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改革制度，經濟增長率奇高不一定顯示國富民安。其三，中國閉關自守的多年中，外間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數十年外間的科技突飛猛進，成績比以往數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大。中國一旦開放，推行市場經濟，外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知識，可以免費獲取，哪有不使經濟暴升之理？
是的，近兩年來若非舉世經濟不景，珠三角與上海的增長率會更厲害也。
上海的經濟發展，使我感慨萬千。在那裡的街上夜遊，我明確地意識到，解放前的夜上海捲土重來也。一時間我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
使我感慨的可不是「人自醉」，而是那所謂「腐化」的夜生活，是共產革命的「革」掉對像之一。當我最近在上海的深夜街上，見到歌廳､舞廳之前計程車雲集，我想，這與國民黨時期的上海有什麼分別呢？分別是有的。販毒不像當年那樣成行成市﹔黑社會不像當年那樣猖狂。但這些可取的改進，是不需要搞數十年才能辦到的。三十年的革命，贏得少了鴉片之類，少了杜月笙之流，其代價值得嗎？當然還有其他深遠而重要的變革，是本文的題外話。
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象徵繁榮，沒有什麼不妥。簡慶福少年時在「夜上海」長大，知之甚詳。他告訴我，今天上海略見規模的夜生活，比起數十年前，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但願今後捲土重來的夜上海，進展神速。我有理由相信，這新的夜上海會遠比昔日的健康。
今､昔的夜上海還有一點有趣的不同。昔日的夜上海——周璇等歌星的夜上海——影響香港的娛樂文化，而今天卻倒轉過來，是香港影響上海了。可能是巧遇吧，但我在上海坐計程車時，收音機所播出的歌曲，起碼一半以上是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在上海的第一晚，我和朋友經酒店的介紹，到一條新興的由個體戶開辦的「食街」進晚餐。進了一家小飯館，裡面的顧客全是上海本地人。打開菜牌一看，百分之九十是香港菜式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承四川領導人的熱情邀請，十月十九日我和弗裡德曼等二十人飛往成都，作了兩天的勾留。
久聞四川人煙稠密，是人口最多的地區。行前一些朋友認為，人口眾多使那裡生活貧困，但我卻有另一想法﹕那裡必然有得天獨厚之處，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重點。話雖如此，四川的經濟水平的確不及沿海一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進出口的貨運費用不菲也。
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想像的那麼落後。四川人的思想比較開放是眾所周知的。今天在蕭秧省長領導下，成都是一個大可投資下注的地方。最近見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來，參觀成都的一個地下商場，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商場是把以前備戰的防空洞大事「裝修」而成，廢物利用，是一項奇怪的政府投資。當然，如果政府能以長期租約批與私營機構承包，可省卻不少麻煩。目前政府把該商場的舖位租給私營商店，據說收入很好。政府投資而能賺錢的例子不多，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為他們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場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這地下商場大得驚人，我們只參觀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個夜總會，早上款待我們的人竟然請了一批歌舞人士來表演給我們看。地下晝夜難分，早上看夜總會的節目倒也大有奇趣。我們看了三幾個節目後，知道表演者非一般夜總會的藝員。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術好得出奇。後來才知道，那少女曾獲舞蹈一等獎。其他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觀，使我們覺得成都政府太客氣了。我們不應擾人「清夢」，要這些藝員清早起來為我們表演。謹於此向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謝忱。
同一天下午，我們參觀武侯祠。武侯者，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是孔明的老闆劉備。照事論事，劉備的本領不在孔明之下﹕這個評價，曹操與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三國演義》這本小說神通廣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後人把「先帝」的祠變為武侯的祠！
武侯祠大有可觀，令我特別注意的是牆上岳飛所書的《前出師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於香港的街旁以港幣數元買到一份拓本。究竟是否岳飛寫的大有疑問，但寫來龍飛鳳舞，瀟灑流暢，大有岳武穆之風。話得說回來，這篇有口皆碑的名書法，純從書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為字體過於霸道，缺乏韻味與靈氣。祠內還有說是岳飛寫的《後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看來是出自不同書法家的手筆。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們參觀有名的杜甫草堂。那裡有一室放很多木刻的､書法家寫的杜甫詩。徘徊良久，我特別欣賞田漢寫的那一幅。田漢是抗日戰爭期間文采斐然的一個愛國詩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書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內一睹詩人臨池之技，驚為天才，餘生也晚，不能與田漢交個朋友，誠憾事也。
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條出售保險箱的街道，保險箱觸目皆是，比在香港能見到的多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來了？難道成都盜賊如毛？又難道是銀行不准存戶任意提款，因此人們不願意把錢放進銀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幾個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區，成都的物價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歷來盛「產」傑出人物，有前賢古跡可觀，值得一遊。遊客購物時可要懂得討價還價。在夜市上我見到一幅大有可觀的仿《清明上河圖》卷軸，開價人民幣千八，我還價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師朋友以三十元買了兩個大水晶梨，以為「執到寶」，殊不知其他朋友買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個——這後者的價錢，可能還買貴了一倍。
香港律師公會有收費規限，不容顧客討價還價。我那位律師朋友可能以為成都的小販也有類似的公會吧（一笑）。
回頭說，在赴成都之前，我與周老弟安橋在一項玩意上打賭，輸了二千元給他。欠債還錢，無話可說。回港後我給周老弟一個選擇﹕要二千港元還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幣購得的《清明上河圖》。他搶要後者。這樣，我就賺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負成都之行了。
說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給他的《清明上河圖》再賣出去，而獲厚利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目前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真的言出如山，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會更加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失望，好像其他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無以尚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訂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弗裡德曼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是少見的場面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一九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
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斯密（AdamSmith）一七七六年寫下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知道！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弗裡德曼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先生，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