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科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科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獲饗以香檳酒，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科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科斯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科斯認為他突然間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感到過癮之至。走筆至此，我驀然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過獎。諾獎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
奈特的文章湛深難明，他本人在課堂上教學時更是天馬行空，使一般學生如墮五里霧中。但他卻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會有一二人吧。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佩服的。
一九三一年，科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地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科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三課，奈特的啟發和感染力了不起吧。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施蒂格勒說些什麼，但在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科斯的。原來科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作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遇！我雖不腳軟，但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使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見到弗裡德曼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薩繆爾森，又立刻變得緊張起來了！薩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眉頭，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我佩服薩氏，知道他的厲害，也生畏。
那夜見到薩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地說，我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薩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程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應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的是弗裡德曼，對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薩繆爾森，只見他閉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科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科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科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話講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弗裡德曼走到我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無聊，掛個長途電話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薩繆爾森在座，使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做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科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弗裡德曼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因為諾貝爾的頒獎禮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如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沒有冷場，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細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開始，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都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剛好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科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科斯道賀啊！」我們走到科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科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科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
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科斯這個人真的是做研究『做』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不是這樣的人，怎能獲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場趕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那裡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平方呎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呎，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一個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樂器大鳴，跟每一項食品進場，都鼓角齊鳴，侍者一隊隊地托菜盤進場，秩序井然，令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鳴鼎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科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科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科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返港，便忙找科斯說幾句道別的話。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科斯，卻遇到弗裡德曼夫婦。他倆見到我們，要我們陪去跳舞，去看煙花。弗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所謂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弗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弗老的太太羅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歡呼的。」弗老一聽，就大聲歡呼起來！
是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科斯，弗氏夫婦要回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酒店到機場去。不能與科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科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
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科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的。科斯太太的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扎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逼要「則安之」了。我強笑地跟科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科斯太太親熱地說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科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