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雨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獲今屆（一九九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有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獎始設於一九六九年，迄今得獎者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美籍的科斯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在他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學生——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金而應邀到那裡去的。在洛杉幾加州大學唸書時，我對科斯的思想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來。到了芝大後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後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思想。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
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科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文章論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科斯定律」的實用例子﹔我幾乎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於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於卷首﹔當他的貢獻要載入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議，要介紹科斯的經濟學，文章是由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於科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科斯。
科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科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獎設立的九十週年，所以獎金特別高。科斯個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與科斯相聚，見到他拿一把雨傘。雨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這傘作什？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它帶到倫敦去。」「但修理雨傘這個行業已成陳跡，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我這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希望他還健在。」
當時我無話可說。如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諾貝爾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餘因為是九十週年，諾獎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曾經獲獎人參加這次的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只有你一個。」
他這樣說，我覺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後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開書籍研究後開價萬多港元！我於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昂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好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科斯吧。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近於荒涼之地。冬天陰陰沉沉，陽光難得一見，遊客是不會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該獎的九十週年，所有仍健在的獲獎者都獲邀請赴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當地禮服的租價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科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科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科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諾獎委員給我電話，說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在學術界盛會中，他一向是演講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施蒂格勒相差甚遠，但這問題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施蒂格勒。我向他提出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阿爾欽的學生﹔只有阿老頭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蠢的問題。」他跟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一眾長輩，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的兩年中施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長程飛行後疲倦，不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早餐後，匆匆趕去聽科斯的諾獎演說。到了瑞典的科學院——科斯演說的地方——聽眾雲集，科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弗裡德曼。他嚷道﹕「羅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科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羅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弗裡德曼說﹕「科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外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弗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來吧。」
進場坐下之後，弗老忙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聲地說﹕「科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去，見到科斯，緊握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知道是我，慢吞吞地說﹕「史提芬，你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說﹕「你的羅納德也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羅納德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科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羅納德，與科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羅納德會寫信給我問及小羅納德的事。後來小羅納德長大了，年多前與老羅納德見過一次面，跟小的進了大學，與老羅納德通起信來了。老「羅」寄小「羅」的書，小的讀後回信。科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羅納德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講室，我坐下來，科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科斯後，是科斯演講的時候了。科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施蒂格勒的話。你們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科斯述說施蒂格勒的往事，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施蒂格勒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科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科斯講到半途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轉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研討，使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說得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科斯一九六○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科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我陪同科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他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近八十一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單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應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事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羅納德，我很高興收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談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地傾談。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科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