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兒》文\邵麗
選自《作家》2012年第8期
【作者簡介】邵麗：女，生於1965年，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現任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已發表小說、散文作品二百余萬字，多篇作品被《小說選刊》等選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神啊，這些變化原是你們促成的，所以請你們啟發我去說。
——奧維德《變形記》
生命中有許許多多個委屈，仔細考量周圍，又有哪一個不是滿懷的心酸？這時就該安慰自己不要太認真，走過去這一段就覺得是很平淡的事情了。包括夫妻間，糊塗一點反而會變得更加恩愛。我這人不夠通透，常常敏感地在一些事情上糾結，這總會把先生弄得很惱火，一旦他憤怒起來又趕著求他原諒，反而讓自己很沒面子。好在相愛的人之間的尊嚴不那麼具有剛性，鬧了又好了，日子倏忽之間就過去了。
我喜歡五月，我很多歡喜的事情都發生在五月，比如，寫一部長篇小說，獲得一個全國文學大獎。這些當然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五月，滿地花黃的季節生出了一個女孩兒。她一天天長大，我總是帶著炫耀的心情召喚我的朋友們來看她。我說：看，我的女兒！我不怕他們或者她們罵我自戀狂，我不能吹噓自己的小說寫得好，但我完全有理由炫示我的女兒生得好。真的，我的那些朋友們看了我的孩子，都由衷地贊歎，這活兒的確干得漂亮。哈哈，我那時得意得很無恥。女兒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獎項，我平生最好的作品。
どど生在五月的一個傍晚，准確點說就是下午十七點四十分，院子裡的一棵紅色的紫薇很茂密地開了一樹花朵，天空似乎突然間綻放出一大片霞光。我的公公，一個早年讀過私塾的老學究立即給小人兒起了一個名字：斯晚。然後再起一個：瑾珠。這些名字盡管後來皆因多種原因被否決，但那個時刻全家人的情緒的確為這個小女娃娃的誕生而格外亢奮。
不管將來她取什麼名字，當時家裡人無一例外地喊她毛妮兒。她生下來時大頭圓臉，黑眼睛閃閃發光，濃密卷曲的頭發足有兩寸長，身上也生滿了絨毛兒。どど這個稱謂則是後來的事了，她上大學的時候是全系年齡最小的一個，她們的隊長是四川人，自然呼她為小ど。後來大家就完全忘記了她的大號，連學姐學兄都只認得文學系乖巧的どど了。
どど上大學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歎氣，我說，どど要是戀愛了，我們怎麼辦？我的先生敬川就說了，那你還能管得了嗎，我們倆談戀愛那會你才多大？是啊，我和敬川戀愛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一翻眼的功夫，二十多年就這樣荒唐（也許是頹唐）過去了。
很多事情到了一定的年齡，一下子就釋然了，再提起來，說都不想說了，可當時卻疼痛得無以復加。蘇天明那個時候二十八九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工作干得出色，職務連連提升，身邊的紅顏漸漸地多起來。他自己從來不承認，但誰又肯相信他能不出軌？金地終歸是一個簡單的女人，她相信愛情，甚至相信天長地久。金地很安心地放老公出去紅火，很安心地教養女兒，金地至今都覺得丈夫是一個作風端正的男人。可就在那個時期，就在女兒七歲那一年，蘇天明是真真正正有過一個第三者。那女的是他大學的同學，據後來的說法，他們大學時期曾經有過一點意思，後來畢業沒有分配到一個城市。也許是為稻粱謀，先是那女的在當地挑了個對象結婚，然後蘇天明有了金地。蘇天明和他同學的感情根本沒有來得及展開，就曇花一樣地敗了。這中間相隔十多年，有一天蘇天明從他工作的那個城市到北京學習，偶然想起去拜訪他的女同學。那女同學說真的和金地沒法相提並論，除了自然條件之外，工作婚姻孩子沒有一樣是順心的，看起來已經有了一些老相。而金地始終是被父母哥嫂丈夫連環陣一樣地寵著，沒有經歷過一點風雨，看起來還像個小姑娘。蘇天明去看他的女同學的時候碰巧那女人剛剛才離了一次婚，所以就有了哭泣。哭泣的樣子想來也不是很好看，但哭泣向來具有穿越的力量，一下子就讓人回到了大學時代，青春的回放讓這個倉促的見面突然間晚熟了。其實，據蘇天明後來說給金地的情節，那個見面的場景是非常狼狽的，甚至都有些不堪。眼淚鼻涕、不快樂的日子促成的臉部的皺紋、邋遢的衣著、哀怨的控訴，通通裝載在一個不足二十平米的狹小的空間裡，讓人透不過氣來。激情翩然而至，她想讓他進入她，他也想，但兩人努力的結果遠比想象和渴望的糟糕得多。二人只得結束了這場不成功的游戲，坐在床邊喝起茶來。蘇天明這些年對茶的體識見長，沏茶分寸嫻熟，他為她潷了一杯碧透的毛尖，心中漸漸又生出從容。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在寬大舒適的餐桌邊，蘇天明一邊陪夫人金地喝下午茶，一邊緩緩地敘述著另外一場性事之後的茶事，倆人不時被那個並不久遠的故事逗得相視而笑。金地的臉被後窗擁進來的陽光弄得像是剛從油彩缸裡撈出來的。蘇天明有一刻突然有些驚訝，眼前的女人美得讓他陌生，可這個女人卻真實地陪伴他生活了差不多十個年頭了。
事後，許多的情節只能靠金地一次又一次的想象完成，開始是痛心地追問，後來演變成撒嬌，再後來就完全成為一項取樂的游戲了。蘇天明的敘述僅僅是為了驗證某一種可能的真實性。
曾經有很長一段日子（當然長是指當事人當時的感覺，要不怎麼說痛苦的日子分秒難捱呢），那個女同學一直在糾結一個很簡單又極其復雜的問題，就是蘇天明是否離婚，是否考慮再次婚姻？蘇天明很痛苦，他極不想讓簡單的金地受傷害，又不想讓復雜的女同學失望。蘇天明是一個非常善良的男人，他對不相干的人都充滿同情和憐憫，更何況是生命中兩個這樣的女人。不過，大部分惡都是善帶來的，善良的男人如果腳踏兩只船，那才是最致命的。蘇天明說，給我十年時間。蘇天明的回答讓兩個女人的心中霎時聚滿了憤恨。女同學說，這也叫回答？十年我都沒有把握我是不是還活著。金地說，你是給了她一個時間還是給了我一個通牒？蘇天明逃避了，他遠遠地躲在答案之外。
蘇天明的女同學在極短暫的時間裡又進入了一次新的婚姻，她懸浮而又疲憊的生活需要一次停靠。金地終於有一天想明白了，蘇天明的那個回答其實不是逃避，而是一次進攻。你想想，除了故事書裡，哪一個女人會為一個沒有結果的承諾等待十年呢？
どど不止一次地聽我講述蘇天明和金地的故事，聽多了她就覺得如自己親歷的一般。どど上大學讀了文學系，她很想把這個故事用自己的視角寫成小說。どど設想把蘇天明和金地故事的敘述者變成一個小女孩，因為孩子的眼睛是最真實的。小女孩樂樂只有五六歲的樣子，有一天媽媽突然決定要帶她到北京去看在那裡學習的爸爸。媽媽看上去急不可耐，她們連夜找了一輛車就出發了。樂樂一路上都在睡覺，她躺在媽媽的腿上，等到地方媽媽的腿已經不會走路了，看來在路上媽媽的姿勢一動都沒動。她們走了十幾個小時，第二天下午才到爸爸學習的學校，爸爸卻不在那裡。樂樂已經記不起她們是怎麼找到爸爸的，反正是費了很大周折。爸爸把她們帶到學校附近的一個招待所裡住下來。樂樂一路上睡夠了，一落地就歡騰起來。那時是夏天，大約是下午四五點的光景，大白太陽透過高大的梧桐葉子斑駁地灑落在院子裡的土地上，風略微有了一點涼意。牆角的出水口邊出現了一只大肥貓，樂樂追著貓奔跑的時候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重大的問題，爸爸和她們相見的時候，爸爸只抱了抱她，而沒有抱媽媽。爸爸怎麼沒抱媽媽呢？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是在外工作的爸爸每次看見她們的一個必經程序。問題只在樂樂的小腦袋裡停留了一秒鍾，就被那只貓帶到牆上去了。那只貓順著一棵粗大的梧桐樹躍到了牆上，扭頭看著她，兩只眼睛裡滿是城市裡陌生的警覺和挑釁。樂樂不會爬樹，媽媽也從不允許女孩子爬樹。看著那只貓，樂樂垂頭喪氣。樂樂歎了一口氣，樂樂長到六歲這是第一次這麼沉重地歎氣。
爸爸撇下媽媽，開車帶著樂樂去他學習的學校取東西。爸爸的車子沒有直接去學校，他帶樂樂去了一個阿姨家裡。爸爸站在那裡，好像在演說，也好像在辯解。阿姨面對爸爸的滔滔不絕，顯得異常冷靜，半天才說一句話。樂樂感覺她的話語像刀子一樣拋向爸爸，嗖嗖地閃著寒光。而對樂樂，她的態度不冷不熱，像對待一個大人，警覺而疏遠，像那只貓。樂樂的注意力逐漸被一架舊鋼琴所吸引。鋼琴的蓋子沒有合上，黑白相間的鍵盤上面擺著爬滿蝌蚪的樂譜。在幼兒園裡樂樂知道了什麼叫樂譜。樂樂小小的心裡很是得意，她還知道很多名詞，比如：局部。再比如：觀察。再比如：周密。琴的上方，爬滿水印子的白灰牆上掛著一幅照片，是一個小男孩，表情嚴肅，一定是這阿姨的兒子了。這麼嚴肅的臉，肯定是為這鋼琴准備的。樂樂很想去撫弄一下鋼琴，樂樂那一刻想看到阿姨鼓勵的眼神，媽媽總是用這樣的眼光看著她。可這阿姨不太友好，始終沒有看她一眼，她跟爸爸正在語言的河流裡泅渡，無暇他顧。樂樂注意到門口有一只煤爐子，爐子上坐著一只水壺，水泥地上還有不少散碎的爐渣。樂樂她們自己家的爐子是放在廚房孩子夠不到的地方的，爐渣只能待在撮箕裡不能出來，他們家裡的木地板從來都是可以光著腳丫子耍的。樂樂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這個阿姨的日子不是太周密。
爸爸牽了樂樂的手從阿姨家出來的時候，樂樂覺得一下子輕松起來。樂樂覺得該對爸爸笑笑，表達她的開心狀態。樂樂笑了，爸爸沒有笑，爸爸重重地關上車門很嚴肅地告訴樂樂：樂樂聽爸爸的話，這事兒不要告訴媽媽，可以嗎？樂樂被爸爸的嚴肅嚇了一跳，害怕地點了點頭。她心裡覺得爸爸很奇怪，這樣的“事兒”是個什麼事兒呢？憑什麼不能告訴媽媽？
第二天，當那個阿姨出現在招待所他們房間裡的時候，樂樂禮貌而疏遠地跟阿姨打了個招呼。她一邊結著爸爸新買給她的女娃娃的辮子，一邊順便告訴媽媽，這個阿姨她昨天見過了。樂樂說完假裝抱歉地看了一眼爸爸。
阿姨的到來使本來就緊張的氣氛變得更加壓抑。樂樂不喜歡，大人們好像在談判，關於爸爸走還是留下的事情。那目光咄咄逼人的阿姨企圖說服爸爸留下，媽媽則細聲細氣地加以反對。樂樂有一會覺得她們很沒有意思，爸爸是個大人，又不是個像她一樣的孩子，他願意干什麼就讓他干什麼去唄！她甚至覺得爸爸真應該跟這個阿姨結婚，算是對他說謊的懲罰。
他們在爭執一個問題，十年。樂樂想，再有十年她就成年了，再不用像個小尾巴一樣掛在他們身後了。
爸爸是第二天跟他們走的，這一次北京之行讓樂樂非常失望。樂樂對爸爸非常失望，她期待的事情一樣也沒有實現。樂樂對媽媽也比較失望，這樣著急帶她來北京看爸爸，可是對爸爸笑都沒有笑一下，晚上還摟著她睡，把爸爸一個人撇在一個小床上。在北京除了看了路過的一條舊街，住了一個破爛的招待所，什麼好地方都沒有玩兒。北京那次留給樂樂的就是阿姨逼仄的家裡的一架舊鋼琴，還有招待所的一只大肥貓。那個見過兩次面的阿姨從此就在他們的生活裡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どど為她設想的小說起好了名字，叫《路過北京的樂樂》，光聽這個名字，好像說的是一條流浪狗。どど有時還會問我，蘇天明和金地之間的問題就掛在這裡，以不解決的方式解決了嗎？我反問どど，以你們的方式你會怎麼處理？どど那時已經在戀愛，男朋友叫魯嘉，是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どど說，其實這算不了什麼事兒，至少我不會對我的孩子在很多年裡反復敘述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根本沒有疼痛，沒有懸念，沒有撕裂感。どど又說，也許我們會選擇閃電式分手，甚至在電話裡都解決了，怎麼可能有耐心去相見一個那樣的情敵？我想說，假如你們已經生了一個或者兩個孩子呢？どど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嬉皮笑臉地說，那個問題還很遙遠，我們家魯嘉可不是蘇天明那樣拖泥帶水的人。再說了，將來下一代不是還有你們負責代管嘛！
是啊，她們這個時代，只要活成她們自己就可以了。而我們那個時代，必須分別活成女兒、妻子、媽媽、外婆和職員。
どど也常常挖掘我和她爸爸戀愛時的事，比如：你們那個時候多長時間約一次會？平時靠什麼方式聯絡？寫信時都說些什麼？是不是也會經常假裝鬧鬧分手，然後再和好如初？我如實相告。どど說，真沒勁，你們那時真是糟蹋了戀愛這個詞，你們愛一年都沒有我們愛一天豐富；愛一輩子趕不上我們愛一年。どど有時還拿魯嘉送給她的各種各樣的禮物出來炫耀，どど說，媽媽，我爸爸愛你這二十幾年用的情，還沒有我們家魯嘉愛我二十天多。我忍不住沮喪，晚上躺在床上把這話說給老公。我直接截取了孩子們的思想拼貼在我的話語裡，我說，其實我們戀愛的時候你並沒有表達過有多愛我，我們結了婚你也只是關心我而已，我們有愛情嗎？即使有，我們也不如孩子們這麼會愛。老公說，你怎麼能把她們的時裝穿在幾十年前的我們身上？他們這一代人，每個人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了，他們只是很多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而已，連更換伴侶也趕潮流，就像過家家。我們談戀愛的時候要是分手了還不得死一次？
敬川是個少年詩人，當年在大學生詩人裡面還有點影響。那時候中國國門緊閉，詩人裡他就只能崇拜賀敬之和郭小川，便給自己取了個筆名敬川，擱現在起這樣的名字人家肯定說是文盲。我和敬川十七八歲那年開始戀愛，二十一歲結婚至今，婚姻很美滿，沒有出現過大的情感故障。至少對外宣傳上，家庭更像是一塊沒有瑕疵的美玉。其實，有許多辛酸不便為外人道。又其實，回首往事，真的算是美滿，並沒有什麼足以為外人道的事。
敬川那時是被他父母看好一門親事的，女孩的家庭很不錯，女孩的個人條件也很好。所以我們倆的戀愛開始得並不是一帆風順。敬川回家告訴父親他要自由戀愛，當時他父親正在獨自喝著一壺熱酒，聽到他的話，眼睛都沒有抬一下，抓起酒壺就扔了過來。敬川躲過了酒壺，但沒有躲過父親的責罵和母親的抱怨，很久都不肯再回家去。我父親則是一個完全徹底的職業革命者，因為我幼年時劃破一張領袖像，他很多年都不肯原諒我。那時我才僅僅是個五歲的孩子，把他報紙上毛主席揮手的照片用鉛筆畫得支離破碎，並因此被人告發，並因此讓他挨批挨斗幾乎殃及到全家。那件事情的危險性現在說起來簡直是個笑話，但是放在當時，如果是個年齡再大一點的孩子所為，那幾乎是要掉腦袋的，還要株連九族。不過隨著那個時代被翻轉，我猜想我的父親心中當時是因為愛我才那樣做的。我這個革命的父親知道了我戀愛的事情極其氣憤，他沒讓司機開車，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到百公裡之外的縣城，找到敬川的家人，告訴人家他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奈何我和敬川堅貞不屈，感動了天地，這中間有長達三四年痛苦的等待和忍耐過程。最後，兩個不同階級陣營的父親終於坐下來喝了一壺和解酒。公公婆婆自打見了我第一面，就表現得很疼愛了。我父親卻一直固執到我們生下どど他才肯與女婿搭腔。
どど滿月我們抱著她回娘家去，正是六月天，我像一個送子觀音一樣托著個十多斤重粉雕玉琢的小女娃娃獻給他們。那時どど發似黑錦面若銀盆，兩個大而黑的眼珠子滿世界打量著她不甚相識的親人。我父親當即感動得哭了，他抱著女兒的女兒，蒼老的面容注滿了慈祥。他從來沒有這樣打量過自己的孩子，那時候他還年輕，那時候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行進中的革命隊伍的步伐上，一步都不敢踏錯，稍有閃失就會斷送一家人的未來。
他晚年的時候常常為一點小事流淚，他的心相當柔軟和脆弱。原來他也會和任何一個父親一樣像個父親。父親為了讓我們多帶どど去看他，為了能不斷地來我們家親近どど，他看我們的目光都有些獻媚的意味了。自從有了どど，父親方才給敬川面子，總算拿他當人看待了。
どど過了七歲生日才開始學習鋼琴，是她強烈要求的。どど強調自己喜歡學習音樂，她的好幾個小伙伴家裡都有鋼琴，她說服我們的時候神情凝重，讓人無法拒絕。
從她開始學琴，我就像進入了一條黑暗的隧道，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見到光明。中午、傍晚、乃至到深夜，どど都得一分一秒地計算音樂和文化課的時間。我從那個時候起就產生了不讓孩子到學校上課的想法。
我不敢貿然批評我們的教育體制，而且各地方的模式亦不盡相同。我們居住的那個城市，一年級的孩子都要從早晨七點多被趕到學校裡去，一天下來，在學校的時間有十個小時以上。那薄薄的一冊小書，翻來覆去地重復，作業只是反復練習。孩子只能機械地應付，根本不動腦子。どど有時會為難得哭，一個字練習一頁，她每晚什麼都做完還得寫十幾頁生字。爸爸說，不寫了不寫了！どど哭得更凶，どど說，不寫完的孩子都得站門口。爸爸一趟一趟地到書房裡看他辛勞的孩子，後來實在不忍心，就把どど拉起來說，你睡覺去吧寶貝，爸爸替你寫。
跟學校的談判很艱難。我們保證孩子參加學校裡的所有考試，保證不影響班級成績，只是不再正常上課。在這裡，我只能說是權力發揮了作用。どど的爸爸那時是學校所在轄區的區委書記，學校盡管極其勉強，終歸還是答應了。
我從どど小學二年級的下半年開始嘗試在家裡帶孩子一邊學習文化課，一邊學習鋼琴。我要求她看著我的眼睛，所有的功課都只講一遍，讓她自己確定是不是學會了，會了就過去，決不重復。我不要求她做太多練習，只提問，會寫會算為止。どど說，她的識字計算功力的扎實就是那段時間奠定的。
どど每天學習文化課的時間為兩到三個小時，從小學二年級，一直到升入重點初中，她的成績在學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我從不要求她爭第一，但是她每門功課都能達到九十分以上。小學畢業統考，她語文數學兩門成績是197分，我為此驕傲了許多年。
嚴格說どど不能算是一個用功的孩子，不管是文化課還是鋼琴課，她大多憑借的是她的小聰明，一首新的曲子彈三五遍她便能把譜子背下來，老師有時安排她彈十遍。彈五遍她覺得自己熟了，決不肯再多彈一遍。我監督她練習，但凡我不在她的視線內，她就一手拿著小人書看，只用另一只手在琴上胡亂滑動，為的是讓我聽見聲音。我總不肯讓她閒下來。她彈得厭倦了也不敢說話，支著耳朵聽外面的聲音，一旦聽到有開門的聲音，立刻就飛起來。有時是爺爺奶奶，她借故玩一會兒。若是姥姥和姥爺來了她就更囂張，姥爺會不講道理地袒護她。老人們什麼都不懂，聽見乒乒乓乓的聲音就覺得外孫女非常不得了，能把這麼大一架琴彈得這麼清脆響亮多了不起啊，還有什麼好練的？我那時真的很生氣，我們這一茬人已經被荒蕪了，什麼都沒有學過，還不都是因為父母的無知？現在我怎麼能讓你們再讓我的孩子撂荒！爸爸吃驚地看著我，半天才回過神來，然後傷心地說，你真是這樣想的嗎？
我父親母親都是這樣的人，隨遇而安，沒有一點野心，生活把他們放床上他們就睡床上，放地上就睡地上，絕對不爭取或者抵抗。他們進入晚年對孩子更是不抱遠大的期望，他們鼓勵我們努力，教導我們做正直善良的人，我們有安定的工作和平安的生活他們就已經很滿足了。對於孫輩更是得過且過，為此我常常生他們的氣，事情完全顛倒過來了，常常是我對他們滿心的恨鐵不成鋼。我原來在機關做行政工作，後來改行做專業作家，媽媽經常會發愁，整天寫什麼啊寫，哪有那麼多要說的事兒？我父親的口才非常好，當了幾十年的地方主官，從來不用秘書，大小會議講話沒有用過講稿，出口成章。父親對文字應該是很敏感的，但是我寫的小說他看都不看一眼。有老朋友祝賀他，說你女兒很了不起寫了那麼多文章，他只哼一聲表示不屑。在他心中，我們兄妹不管有了多大的成績，都還只是他的兒女罷了。我父親活到七十七歲，無疾而終，咽氣的時候除我和先生正行走在路上，別的孩子統統都在身邊。父親走時什麼也不曾交代，但我們走到的時候看見他的頭朝著我工作的那個方向。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點空白裡，留著他的這個和他一樣固執的女兒。我撲過去握住他的手，就像很小很小的時候曾經有過的那樣。從懂事的時候起，我再也沒拉過他的手。我望著他安詳的神態，我突然覺得爸這個字眼，只有變得抽象之後才是如此具體，輕飄之後才是如此沉重，重得如一次死亡。
どど直到考上大學，才回過頭來抱怨我，她說，媽媽，我們住的小區裡有那麼多的孩子，我一個朋友都沒有。我常常聽著他們在樓群外面玩鬧的聲音，你一次都沒讓我去和他們玩兒過。我想說，不是你自己選擇學鋼琴的嗎？我還想說，在你失去很多結交朋友機會的時候，我的朋友圈子也消瘦得像一層薄膜啊！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那時覺得自己是一個無比失敗的媽媽，若是日子能回過頭來重新再走一次，我寧可她什麼都不會，也要給她一個快樂的童年。那一刻，我突然就接受了我父母的活命哲學。
我生どど的時候二十二歲，那個時期個性中充滿著非凡的勇敢。公公那時在一個鄉下醫院當院長，家就安置在醫院前面一個空曠的院子裡。院子裡有許多只能長在鄉下而且叫不出名字的老樹。僅僅是為了方便，我臨時決定在那個我還非常陌生的地方把どど生下來，我不知道當時どど若是有知，她會不會恨我這個對待生命如此不負責任的媽媽。
婦產科的文醫生已經五十多歲了，我們稱呼她文姨。文姨性情溫和，說話沒個大言語，看著像個觀音菩薩，目光中卻透著醫生的果斷和篤定。我覺得她天生就是一個婦產科醫生，我問她，生小孩是不是很可怕？文姨笑起來，她說，你看看我的手，我手上每一個細小的皺紋都是孩子第一眼見世面時劃下的記號，忙的時候啊我每天都要接生十幾個，可怕還會有這麼多人趕著生?想想也是，生育若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恐怖，一代一代的人為什麼還都心向往之，還那般懷著喜悅迎接？文姨和我說話的時候還在不停地忙碌，她整理著她的產包，要拿去消毒。文姨面目清麗，看起來是年輕人的，可她的身材已經變形了，尤其是腿，走起路來已經羅圈了，那是長年累月累的。她已經在產床前站了三十多年，每年接生的孩子比病房門前的樹葉子都多。她不需要與我簽生死合同，她甚至無需對我交代什麼，她仿佛只是雙手揉搓間，一個小人就存在了。
1989年的5月14日（農歷），早晨，我跟著先生正常出去散步，回來後突然覺得有小便失禁的感覺，還沒走到家褲子已經濕了一片。我很害羞，覺得是走累了，造成小便失禁。我把衣服換了，洗了澡，再堅持把衣服洗了。去文姨那裡咨詢已經是幾個小時以後的事情了。文姨聽了以後並沒表示吃驚，什麼都沒說，只是立刻讓我回家去躺下，五分鍾後她提了輸液瓶過來。我問這是干什麼？她說沒事兒，給你補充點體力。她安排我婆婆給我弄點營養的東西吃。婆婆燉了一只雞，我覺得那只雞在門口的爐子上熬了很久，長得好像都沒有盡頭似的，因為我那時已經很疼痛了。我已不記得那雞湯的味道了，好像還被他們逼著吃了四個雞蛋荷包。
下午的五點四十分，どど出生了，順產，重達八斤三兩。她搖搖晃晃地探出頭來，頭發有兩寸多長，就像剛剛洗了個澡從浴池裡溜達出來似的。臉上身上竟然沒有一點老人紋，讓大家大為驚奇。她長達半個多小時拒絕睜開眼睛，也不哭。文姨和特意趕來幫忙的婆姐用了所有手段，她仍然不哭。這時的文姨婦產科大夫的本性就顯露了出來，她一只手像托一條狗崽那樣托起どど，另外一只手辟辟啪啪地朝孩子的屁股打了起來。我和敬川的眼淚立馬流了出來。但是孩子慢慢地開始哭了，開始時像個貓仔般呻吟，頃刻間就聲如洪鍾，幾乎是突然間睜開了眼睛。我先生敘述說，兩個眼睛很大，幾乎全是黑眼珠，他把手伸過去逗她，她的頭會跟著手轉動。我先生附在我的耳邊說了一句悄悄話，我那時笑得很艱難，但我還是笑了。
文姨說得沒錯，生孩子的確沒有什麼可怕的，但也絕不似她表現得那般尋常。文姨幾乎從來沒有安慰過我，但從我接觸她的第一天起，她都在無聲地安撫著我緊張的情緒。到打吊瓶的時候，那已經是非常危險的關口了。我早晨的症狀是羊水提前破了，這是生孩子的大忌。我是上午九點鍾破的羊水，傍晚才把她生出來。どど不哭，是極度缺氧，她已經沒有哭的力氣了。她能活著生下來，一方面是文姨采取的措施得當，一方面是她的命大。
文姨是一個偉大的醫生。
大學一年級，どど開始著手寫她的小說《文臣和他的女人》。
文臣出生的年代是清朝晚期，他爺是個秀才，三個兒子生在錦衣玉食之家，但走的道路卻有天壤之別。文臣的父親開始跟著一個從皇帝身邊告老還鄉的中醫學徒，那個中醫吸大煙。他中醫知識沒學多少，卻把吸大煙的技術研修得爐火純青。因為愛這一口，與當地官宦鄉紳土匪惡霸的關系都非常不一般，一直到了民國勢力還是很大。文臣的大哥是保長，二哥從黃埔軍校五期畢業後，在國民黨雲南飛行團任少校參謀。文臣的父親上面有個詩書傳家的爹，下面有這樣兩個兒子支撐著，窮奢極欲，天天帶著姨太太抽大煙，到他死的時候家裡的土地已經基本變賣干淨，還欠了一屁股債。兩個主事的兒子，若不是被“父為子綱”鞭策著，恨不得不給他安葬。文臣那時才只有十幾歲，分家時哥哥對他不薄，除了沒讓他承擔父親留下的債務，還給了他一些資財。他拿著這些錢跟著爹的一個朋友去武漢販運生豬。到武漢後，爹的朋友和那些豬在這個九省通衢的城市裡黃鶴一去不復返，他也差一點在黃鶴樓上殺身成仁，後來靠沿路乞討走了回來。走投無路之際，想起爹娘活著時給他定下的一門親事，厚著臉皮去投靠人家。那一家卻是極好的人家，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接納了他。文臣生得俊朗異常，且聰慧過人，什麼東西入眼就會。那家的女兒卻不怎麼樣，個子矮，身材還不是太好看。文臣在未來的岳父家裡讀了私塾，後來又送到外面讀洋學堂。對未來的妻子，他幾乎沒從正面看過她，有時候從後面打量著她，會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些無奈的歎息。
要說起來，文臣對他的女人不錯，從來沒有打罵過，吵她的次數都很少。文臣和他的女人總共生了五個兒女，一輩子對他女人說過的話，不比做愛的次數多。解放時，因為家裡已被爹吸得一干二淨，所以他被劃了個貧農成分。他因禍得福，靠著掙來的學問謀了個公職，卻因為家庭極為復雜的社會關系，始終不得志。年輕時還有心爭取，後來爭都不爭了，只是喝喝悶酒，發發呆打發日子。他從來沒過問過家庭和孩子，他的工資完全被自己吃喝掉了。
文臣的女人卻是極要強的一個人。有一次她娘家弟弟來看她，那是一個冬天，她正在塘裡勞動，跟一個五大三粗的男勞力搭班，把塘底的污泥一筐一筐地抬上來。村子裡每年都要清一次塘，這活兒本來只有年輕力壯的男勞力能干，可是為了多掙點工分，她硬是咬著牙每年都堅持著干。每一次抬完塘泥，她累得半年都不會來例假。看到這個場面，弟弟扭頭回去了，賣了自己家的兩頭豬，給姐姐買了一台縫紉機。這個縫紉機拯救了姐姐，也救了這個家庭。文臣的女人靠著一手精細的女工活養大了五個孩子。到改革開放，她第一個開縫紉店，竟成了當時為數不多的萬元戶。從七七年恢復高考始，文臣的五個孩子次第考上大學。對這些事情，文臣本來是該慚愧的，得意的應該是她的女人。可事實上，沒人說是她的功勞，文臣也沒說過。丈夫就是天，哪怕他只是一個象征。天塌不下來，她就擁有完整的世界，她是一個妻子和母親；天塌下來了，她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個女人，而已。
文臣幾乎沒有笑過，臉上似乎永遠只有一種表情，一副不得不活著的悲壯。文臣退休後，女人也做不動活計了，兒子就把他們接到城裡。文臣不像他的女人，進了城看見什麼都興高采烈，單為下雨不踏泥吃飯聞不到大糞味兒她都能在夜裡笑醒。而文臣覺得城永遠都是別人的城，包括他的兒女在這裡的成就，與他也統統沒有干系。他不服城裡的水土，他這棵樹只能栽在適應他生長的地方。文臣習慣於一個人在黑夜裡散步，那時喝到微醺，有想哭的欲望，甚至渴望讓自己放縱一次。他腦子裡空空蕩蕩，過往的日子像一條漏洞百出的漁網，什麼都打撈不起來。偶爾有一條魚翻出一點浪花，也是被動的，死氣沉沉的。他的一生就是在這種沉悶裡度過，從來沒有閃過光。其實，文臣一生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他的內心或許是另有追求的，或許沒有，或許他想都不曾想過那些虛無縹緲的事情。
有的人是活到一定份上什麼都不想說了，欲說還休，這是豁達。有的人卻是從來都不曾想過要訴說，仿佛日子就該這麼過。文臣的女人就屬於後一種，她也委屈，也哭鬧，那都是眼前具體的苦惱造成的，她很快就忘記她為了什麼而煩惱。女人偶爾也會對她的孩子談起文臣的親人，也發過牢騷，但那僅僅是為了找話說。她只會埋首在自己的世界裡，壓根不是個斤斤計較的人。這樣的女人生來目的性就極強，找個男人，養一窩孩子，把日子過得踏踏實實有滋有味，讓丈夫活得有面子，孩子們吃飽穿暖，把書讀好。她不炫耀，但她活得很積極，處處都透露出心滿意足的自在。
文臣活到六十六歲上大病了一場，查出來患了直腸癌，這是他一輩子好吃好喝的結果。他的身體素來健康，平生沒有打過肌肉針，感冒藥都極少吃，但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個月，幾乎把所有的藥都用盡了，身上被輸液器扎得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地方。上帝就是這樣，他會把人間的甘苦調理均勻，絕不會把歡樂和苦痛都給一個人。
文臣就要死了。文臣一輩子都是活得不耐煩的樣子。剛剛做完手術他還說，死了算了，終於可以清淨了。可真到了要死的關節點上，他怕了，他每天強烈要求兒女給他用最好的藥，請最好的醫生。文臣告訴所有的親人，他還想再多活幾年。
日理萬機的上帝在他的生死簿上做了減法。文臣死了，他活著的時候他的女人盡心盡力地照顧他，她要求兒女給他們的父親用最好的藥，什麼起死回生的偏方都要試一試。剛剛做完手術，他的腹部還打著腹帶，每天替換的腹帶洗好來不及晾干，女人都是纏在自己身上暖干的。女人不想讓丈夫死，她生性膽子小，大白天一個人都不敢在家裡待著，文臣要是死了，誰來陪伴她呢？
文臣死了，文臣的女人一聲都沒有哭，她積極地投身在丈夫的後事處理之中，甚至連孝子們身上披的麻布的尺寸她都要親自丈量。閒下來，她才像想起來什麼似的說，今後家裡就剩下我自己了？
孩子們都說，怎麼會呢？
她說，就是。這句“就是”不知道是指真剩下她自己了，還是孩子們不會撂下她自己，反正她覺得這個事情終於過去了。
看過どど初稿的人都說，這篇小說寫得過於老到了，尤其是人物，刻畫得太深刻了。どど心裡明白，換一個人物她的確就寫不出這等深刻了。她寫文臣和他的女人的時候，她覺得那兩個人物是活在她腦子裡的，因為她管那兩個人喊爺爺奶奶。
可能在所有人的眼睛裡我和敬川都稱得上是一對幸福的夫妻，自由戀愛，從一而終，既郎才女貌，也女才郎貌。可是，有時候我突然之間會非常困惑，我們的幸福又表現在哪裡呢？
我們長達十幾年不在一個城市生活，我們每天早晚都按約定時間通電話，所涉及的話題總是身體，鍛煉，少喝酒。有時候我們也表達愛情，感情豐沛，話說著說著就柔軟起來。他幾乎常常說他很愛我很想我，可當我一個人待在家裡為一桶礦泉水放不到機器上而哭泣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來，發現我們家的十六支燈泡只剩下一只了，癔症了半天，說，這日子過的！我也常常說我愛他，可過了這幾十年，我為他洗過幾次襪子呢?有一次我告訴他他有白頭發了，他吃驚地瞪著我說，已經白了好幾年了，你才發現？
敬川喜歡我的簡單，他常常向朋友們誇獎我，說他的老婆好養，口袋裡裝一百塊錢都會樂呵呵的。小夫妻那會，我的確不曾期望他有什麼高官厚祿，他那時做律師，少年才俊，相貌瀟灑清秀。他的幾個做得遠不如他的同學都有了令人不安的外遇，我相信他的定力，也常常只盼著夫妻和美，有一個安定的家。
有很長一個時期，我總覺得生活中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對具體的擔憂又未可知。總之，看不到未來，對日子充滿著恐懼。
後來我逐漸明白了，開始寫作之後，我已經把我的作品摻進了我的生活裡，或者把生活搬到了作品裡。那個時候我已經分不清哪是作品，哪是自己的生活了。圍繞女主角金地和男主角蘇天明，我編織了許多故事，有些完全是虛構的，有些卻是真實。有人追問，金地是不是寫你自己？我否認。可時間久了，連我自己都混淆起來，金地到底是不是我？也許金地是我內心另外一個我的外在表露。其實人有時候並不是他自己，西諺說，一個人早上是天使，晚上可能是野獸。這話沒錯，坐在夜店裡，可能是一個花花公子，但到了募捐現場，卻又成了翩翩君子。環境在時時刻刻改變著我們。金地的確不是我，但金地身上的故事，投射在我的現實之中，讓我寢食不安。
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蘇天明的舉止變得有些躲閃。金地做不出那些小把戲，比如翻老公的口袋，查看手機通話記錄之類的，想一想都覺得恥辱。蘇天明是了解妻子的，他回到家中可以放心地把手機扔在任何一處，他不動就不會有誰動他的東西。但是有一個時期，金地很久都看不到丈夫的手機，他很安全地把它裝在口袋裡，到了後來，連短信的聲音都沒有了，他關閉了聲音。
金地有一年隨單位去新加坡考察，晚上費好大勁往家打電話，接通後她能聽到蘇天明的聲音，蘇天明卻聽不到她說話。喊了好一會，只好掛了再撥去。蘇天明接了，卻在電話裡柔聲說，怎麼不說話？我知道是你，別再讓我生氣了，我氣得胃疼你知道嗎？——金地聽不下去了，泣不成聲，她說，我是金地！蘇天明愣了一下，說，我以為是我的同學打來的。金地說，我今晚訂機票，明天就趕回去。蘇天明說我建議你冷靜一下再做決定，好好地把活動參加到底。相信我，絕對不會發生任何事。金地口氣軟了下來，說，蘇天明，你愛過我嗎？蘇天明說，不是愛過，是一直在愛！
這些夾在生活之間的小波折，像落在床鋪上的灰塵，不理它也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真正去拍打它，卻會弄得滿屋子烏煙瘴氣。那麼，蘇天明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它們在金地的心中，是無法結痂的痕，想一想都會滲出鮮血。可她從來沒有吵鬧過，並不是害怕婚姻破碎，是她覺得由自己以這樣的由頭把婚姻拍碎，太讓人看不起了。
到了四十歲上，金地突然就釋然了。這種釋然是她回過頭去審視自己的婚姻，作了反復縱向和橫向比較之後達到的。砍去一路走來的枝枝蔓蔓，如果只看大節，丈夫從善如流，女兒天天向上，到底有什麼事情讓自己不開心呢？
我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常常把自己打理得很出彩，漂亮、干練、精致。見過我的人都覺得我很不簡單，有做一番大事業的氣魄。可是，只要我一開口說話，大家都會會心地笑起來。我頭腦的簡單往往通過我語言的幼稚，在極短的時間裡充分讓人們認知。更多的時間裡我都是讓自己閒散著，一連幾十分鍾看著一片天空，鴿子飛過來的時候，我就想象我的女兒。她長大了，個頭和我一樣高挑，走在大街上，幾乎會聚集所有人的目光。總會有人問，她是你的什麼人呢？我女兒啊——我把啊音拉得很長，那是一個母親無限驕傲的忍不住的呻吟。
啊——啊——啊——
我有時想，不能老是這麼慣著自己，我總得干點什麼，比如，在紙上寫下我這個時刻的心情，寫下並不完整的生活的碎屑。若干年後，我已經不在人世了，女兒在舒適的屋子裡帶她的孩子玩耍，她的孫子或者孫女要求她講一個故事，她念的或許就是我在紙上留下的文字。抑或我的女兒的女兒會寫一篇叫誰誰誰的女人的小說也未可知。
我的血液流動加快了，可是思想更加盲目。我在電腦上敲下一行字：被一只蚊子咬了一口，好痛！
我把這句話貼到網上。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有人跟上來，操!矯情，被蚊子咬一口也能說痛？
其實，對我之外的任何一個人來說，不管我有多大的痛，也不會讓他們有比蚊子咬一口更痛的痛了。
但我突然就笑起來，收不住，眼淚淌了滿臉。我無法想象這個人什麼年紀，或許是過盡千帆的老人，或許是一個黃口小兒。現在的人，已經完全無法從行為方式上推斷他們或者她們的年齡了。但是，我沒有讓思想在這件事情上繼續停留，我的思想總是無法在一個問題上糾集太長，更何況我拒絕與誰討論痛苦和幸福。痛苦和幸福都全憑自己的感覺，說出來，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更何況，我認為的甜蜜，換一個人或許就會覺得苦澀。
我的先生在某一天上午，突然打電話說要出差去。當時我正在一個會議上，我問，要多久呢？他回答，說不了，大概不會太久吧！他的聲音很安詳，他還說，你照顧好自己，並特意安排，どど可以讓小芸帶著。
我只是有一點小小的疑惑，為什麼特意安排どど的事？小芸是我的一個朋友，在どど那個城市裡做醫生。我放下電話，很璀璨地給了自己一個笑臉。我知道他很快就會回來的，他只是像往常一樣放心不下我和這個家。我一直生活在他寬大的羽翼之下，從來沒為任何事情擔心過。我記得我們在一次激烈的吵嘴後，他拍拍我的頭安撫說，別強了，我娶你這二十多年，沒有讓你操過一根釘子的心。
先生的那個電話是我人生年表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到跟我的命一樣大，可是我一點都沒有察覺。我正在給參與一個文學獎的評委分發參評稿件，我很篤定，把手中的活計做得一絲不苟。然後，我給大家開了一個小會安排接下來的工作，說了時間和要求。再然後，我在辦公室坐下來，想想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安排妥帖。王生給我打來電話差不多是正午的光景。他說，你在哪？我說，在辦公室。
你怎麼還在辦公室？
怎麼了？
王生遲疑了一下說，你回家吧！我在你家樓下。
我在樓下看到王生的臉，他的面孔從來沒有這樣古怪過，既不是凝重，也不是擔憂，幾乎可以說有點滑稽。這個男人向來快樂，我認識他十多年他都是快樂著自己和別人。現在，他的神情讓我不得不中斷慣常的思維，向另外一個狹小的空間邁進。我和他一起上了電梯，春光剎那間被關在門外，我喜氣洋洋的休閒小外套在狹小灰暗的空間裡是那麼的不合時宜，但是，我茫然的臉一定仍然無辜。因為我知道，在我的生活裡，所有的問題都不該是問題。
保姆打開了門，放了兩杯水在茶幾上。王生卻執意讓我到小書房裡說話。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坐了另一把，中間隔了一米遠的距離。十多分鍾，好像我們什麼都沒有說，或許說了我記不得了。
又過了十分鍾，賈生來了。再過了半個小時，表弟和弟媳來了。陳生來了。我哥哥來了——
我張羅著給他們弄水，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在慣性的軌道上滑行。下午三點多女兒打來電話，她說，媽媽，我爸爸的手機為什麼打不通？我平靜地說，打不通就不要打了，你現在去小芸姑那裡吧。
她說：“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的回答惡狠狠的，然後我的哭泣跟在這句話之後突然展開。我哭不出聲，眼淚卻洶湧澎湃地滾落，沒有絲毫控制力。賈生後來說，他擔心我整個人都變成水，會把自己哭沒了。這中間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打來電話，說，聽說敬川出事了？我堅定地告訴他，他不會出事，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們不知道嗎？過一會，又有我的一個女友打來電話，要我見她。我說就在電話裡說。她遲疑了一下，問，電話裡可以說嗎？我說，有什麼不可以的？
她說，聽說敬川出事了，有人說是政治路線問題，也有人說是經濟問題，你要有思想准備。
他經濟上沒問題，我是他妻子，我知道他有沒有問題！
他騙了你呢？假使他在外面有女人，藏了錢在女人那裡呢？
我沒回答，這樣的問題我不屑於回答。
你別再傻了，他們說他有女人，而且有個八歲的兒子。目前，那個女人已經被控制了。
是嗎？相信我的嘴角一定是譏諷的笑。
是的，他有。別再傻了，你就信一回吧！
我回頭望著一屋子的親人和朋友，心裡突然釋然了。如果說敬川“出事”指的就是這事兒，那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我關閉了電話，因為我不能再重復我的堅定，我會被一萬個人的疑惑逼瘋。而且事實上我的信念真的就那麼堅定嗎？
我好像病了，我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也許是一個月，也許是一年，也許是明天。我在想象裡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日子，不知道我的朋友是怎麼找到我的，反正他們一個個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後來知道了，我根本沒有消失，我每天的一舉一動大家都看著。我說我生著病，他們說，不是好好的嗎？他們不知道是真的看不出我的病容，還是在假裝。
作家A君把我請到他家裡吃了頓飯，他自己做的。吃的什麼都不記得了，只是在聽他不停地說話，繁瑣而又有力量的聲音如涓涓溪流。我看著他，像面對一位久別的親人。他說著生活的細碎和生命的堅韌，和我無關，完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家鄉，他讀書的經驗，他的妻子和婚姻。他的外公是一個商人，解放前因為生意原因加入過國民黨的一個什麼組織，但是大多的時候，他借助這個身份為共產黨傳遞情報。解放後外公的財產被沒收，在一個商業機構做職員，任勞任怨。六十年代他被作為國民黨特務收監，七十年代初期死在監獄裡。A是在探監時才認識外公的，他看上去和照片簿裡那個留山羊胡子的老人不太一樣，稍微胖了一點，很善良。他每次對母親只說兩句話，別打孩子。一定讓他們好好讀書。
A說，我的母親一生面對的都是災難。我覺得自己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讓她享受一點世間的溫暖，但是她六十多歲就死了。我的事業剛剛有起色，母親卻死了，我痛不欲生，憂郁到了極點，覺得生命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了。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再堅持一個月，一年，五年——
我一天天竟然活過來了。
你那時每天都干些什麼呢？我問。
出去，在大街上行走。讀書，寫文章，不能讓自己閒著。
他給我看了日本的大片《入殮師》，瀧田洋二郎的作品。一部哲理詩般的電影，透過陸離的世事，看到親人逝去的不同悲哀。男主角把那樣一個為世人所鄙夷的職業，演繹到何等的尊嚴。他對逝者的尊重，贏得了世人的尊重。
這部電影的背景音樂響起的時候，我淚流滿面。作曲家久石讓細膩的鋪陳，讓我體驗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多美啊！多好啊！
我是打車到他家裡去的，走的時候他一定要我坐地鐵。他說，在城市生活一定要學會坐地鐵。我覺得這是一句沒任何意義的話。他把我送到地鐵裡，直到我被人群包圍。揮手之後，我突然之間覺得如釋重負。我堅實地站立著，與周圍的人一樣站著。我和他們一樣，每天面對疲憊的生活和突然的變故，即使內心波濤洶湧外表依然平靜，看不出高興或是難過。我的臉和他們的也一樣，只是一張缺乏睡眠的、覆蓋著不同牌子化妝品的地鐵人的臉而已。在我自己眼裡我是個人，在別人眼裡，我只是個“人群”。
人，有時候需要找到自己，有時候需要抹去自己。
去四川大概是八月中旬的事，四川作協的友人打來電話，說要到四姑娘山采風，問我去不去。我說我病著怎麼去？他說，這年頭還生什麼鬼病啊，出來走一走就好了。並說，大家都盼你來。
我放了電話問どど，去嗎？
為什麼不去？
我那時發現，我越來越依賴這個毛丫頭了，我和她之間似乎翻了個個兒，過去是她請示我，不知不覺間，我也到了向她獻媚的年齡了。我幾乎不想讓她離開我片刻，有時候她忙起來我就會很遺憾，為什麼不多生一個她呢！
奶奶活著時常說，人啊，做下什麼業績都不如養孩子。我奶奶喜歡種樹，也喜歡生孩子。她一生種了無數會開花和不會開花的樹，常常坐在她種的樹下，生養著自己活下來的五個兒女。她的大兒子兒媳生下我。我在她活著的時候陪她在樹下乘涼，她那種喜悅和欣賞的目光讓我害羞。在我長成少女之前，奶奶是第一個用眼神贊美我的人，我在她的贊美裡長成，沉魚落雁。
我奶奶若是活到今天，她該如何贊美我的どど呢？
どど讀幼兒園的時候，跟在我們身後散步，經常會遇到一個什麼人隔著馬路喊，看那個娃娃多漂亮！どど的爸爸不回頭，他讓自己的驕傲目空一切。どど有時在路上突然會提一個無理要求，振振有詞，她的沉著無辜的大眼睛掩蓋了她內心的邪惡。如果我們不答應她，她就會突然哭起來，而且眼淚洶湧，讓過往的人覺得我是一個十足的後娘。我那時就該明白，我遲早得落入她的掌控之中。
女兒在我們的攙扶下學會走路，今天，我卻在女兒的鼓勵中重生。她在夜晚的床上擁抱我，她說，媽媽，你可不能死，特別是不能以自殺的方式死，那樣我怎麼對我的兒女交代，說他們的外婆是自殺的？我的孩子又該怎麼對他的孩子說呢？媽媽，我希望我們家族歷史上，永遠都是健康的死亡。
沒有燈光，我和她都有一雙貓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輝。她長大後就再也不哭給我看了。
從女兒能聽得懂話我就習慣於說，媽媽愛你。可是到了我真的要表達這種感情的時候，我卻不知道我該怎麼讓她知道我有多愛她。其實，人選擇活著，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自己，大部分是為了孩子活著。
但是我知道，我有多疼，我的女兒就有多疼。母女連心。
我從北京出發去成都，在機場和漢胤、秋子提前匯合。漢胤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很哥們。秋子是水一樣的女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形容她，只覺得她是水，是潺潺細流那種。那一路上，她的溪流都在浸潤我。
喝一點點酒，秋子姐就會舞起來，她那麼安靜的一個人，跳起舞來卻猶如風中的火焰。她說她的舞蹈是突然間開始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玩耍。現在她已經把這種烈火燃燒到國外去了。她正經八百的頭銜是一個編輯，私底下卻是一個小有名氣的現代舞者了。
在成都見到趙姐，我愛上她已經很多年了，每一次一起出行她都教會我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她出差會帶一箱子的衣服，每到一個地方都換上一件，衣服比生活變化得還快，也許那就是她的生活態度，誰說人必須被生活牽著走呢。
我已經習慣於對趙姐訴說，因為她願意聽，而且會聽。在山坡上，我接到先生打來的電話。有幾天沒聽到他的聲音了，磁性，很堅定。陽光很烈，山風把我的聲音弄得晃晃蕩蕩。但是，我沒有哭。我問，你好嗎？他說，好。又補充說，非常好。他沒有說更多的事情，只是問了問孩子和老人的情況，最後才說，你過馬路一定要當心啊！趙姐詢問是誰打來的，我說我先生。
他可以打電話？都說了什麼呢？
過馬路要當心。
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算命的說，我今年路上有災。
眼淚瞬間蒙上了趙姐的眼睛，她拍著我的肩膀說，你確實該是個幸福的女人。
晚上，縣政府領導和藏民們為我們組織了鍋莊舞會。篝火熊熊地燃燒，不遠處的架子上烤著肥羊，縣城的夜空飄散著濃濃的酒香，大家喝一點酒就變得和藏民一樣豪邁起來了。我被他們拉入舞池，開始還規矩地按著節拍走，慢慢地，我們滑到舞池的中央，那瘋狂的律動，來自我的心靈深處。在這樣的（這樣的！）夜晚，我燃燒它還是它燃燒我？
我知道，我終將被一雙大手托住，他不會讓我倒下。我的朋友們啊，他們都不會讓我倒下。那天克敬大哥給我說了一句話，他說，你是太過於幸運的女人，上天給了你智慧，給了你美貌，你還能指望它把全部的好都給你一個人嗎？一年以後，我在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他那雙淳樸到極致卻又狡黠無比的智慧的眼睛，仍然與我咫尺之隔。那溫厚的目光，讓我的靈魂漸漸安靜。
親人之間，有些話只能裝在心底，一輩子都無法表達。想到どど，我的身心立刻就會被幸福疼痛著，這種骨頭裡的親愛，用語言表達出來就完全不是那種深刻了。我的父親去世四年之後，我突然在夜間哭醒。我夢到他躺在靈床上，被白色的床單罩著。靈床自己在走，似乎是在一直向南。沒人告訴我單子下面是我父親，可我知道是他。他路過我們的家門，沒有停留。我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現，催促母親去醫院看他。母親平靜地對我解釋她不著急去的原因，然後她突然就上了一輛公交車，並大聲地對我說，你爸已經死了，我去追他！
我父親為何就那樣淒涼地走了？他躺在一張狹窄的床上，蒙著白色的床單，一個人，去了一個我們未知的世界。父親，你是不肯原諒我了，還要讓我傷心多少年呢？
父親走得很干淨，簡直像一個夢。他退休後就隨最小的女兒去深圳了，我們借口那裡的氣候多麼適宜老人生活，不讓他回老家來。他愛小女兒，也裝作很喜歡那裡的生活。其實，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孤獨。雖然他不說話，我總是能敏銳地感知一切，他想回家。我躲避著他的心願，很殘忍地。我告訴我的哥哥們，他老了，別太慣著他，並借口老人路上折騰多了會出問題。他最後幾年在我們跟前完全軟塌下去了，他什麼都不要求，看我們的目光像羔羊一樣。我明白他想干什麼，可我根本不給他說的機會，武斷地阻止他的表達。我們父女倆在一起常常像陌生人一樣，互相看都不看一眼。父親的最後幾年，我沒有給他洗過一次衣服和頭發，更沒有拉過他的手，一次都沒有。在他的心中，卻深懷著對我的歉意，為他年輕時對我的嚴苛。他弱小了我就強大起來，我像他當年對我一樣，武斷地，不給他機會。他從家裡去深圳那會兒，身體已經很弱。他提前兩個月就開始發愁，說走不動路，若是上不去飛機怎麼辦。我完全可以耐心地給他解釋清楚，可我沒有那個耐心，皺著眉頭呵斥他，嘲笑他。他就那樣被登機的困難煎熬著，整整兩個月，更加瘦起來。
妹妹是爸的半條命。我有時想，若是媽媽不在三十多歲上生這個老丫頭，他們的晚年該是何等地難過。妹妹伺候爸比伺候她的兒子都耐心，不厭其煩地為他理發，剪指甲，洗腳，哄他喝水。我在他身邊坐著他視而不見，一聲聲呼喚著另一個女兒的名字，五分鍾的間隔都沒有。我又忍不住嚷他，你喊得我心慌！他依賴她，信任她，也忽視她。她說十句話他都不答應的事情，我瞪一下眼睛，他立刻噤聲，表情完全像個做錯了事的孩子。
爸喝了一輩子酒，一天抽三包煙。我總是嚇唬他，不讓他抽。我說抽煙喝酒會要了他的命。管了他一輩子的媽媽懇求我，讓他少抽一點可以嗎？我不答應。他怕我生氣，真的就戒掉了。戒了煙酒的他神情更加恍惚了，像個無所事事的游魂。而他的生命，卻並沒有因為戒了煙酒而延長。這再次印證我對他有多麼殘忍。
去世前三個月父親堅決要求回老家，我們的阻攔失效了，他決絕的態度是如此的悲壯。但我附加了一個條件，不讓他回縣城那座空置的干休樓。我讓妹妹陪他們住在我曾經工作過的L城，我在那裡有舒適的家，除了我想讓他晚年生活環境更優越一點之外，主要是怕他見到那些老朋友老同事煙癮會復發。他妥協了，他那時幾乎沒有辯駁我的力氣了。
爸去世後，他的那些老友責怪我說，最後也沒讓我們老哥幾個見個面！我無言以對，我對爸爸的愧疚豈止這些啊！
我寫這麼多，完全忽略了先我出生的兩個哥哥，在陳述父親與孩子們的關系時，我似乎完全有理由忽略掉他們。父親一生都寵著女孩，對兒子幾乎是不聞不問。有一次我委屈地講述小時候父親對我劃破主席像的嚴苛，傷心不已。我大哥說，你那能算委屈嗎？我二十歲以前爸都沒有正眼看過我。與他們比起來，我真是幸福得太多了。我父親堅持富養閨女窮養兒，從我有記憶起，他就供著我花零錢。那時是經濟不寬松的年代，他工資偏高，每天上學之前，都會偷偷地往我口袋裡裝一點零錢，每個月算來總有三二十元，夠那些條件差的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了。我媽媽氣急敗壞，但管不住，他總會偷偷地給。我的哥哥們是不能夠享受這種生活待遇的。當然，對兒子他同樣是愛，只是藏在心中。1979年我不滿二十歲的大哥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父親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下午都會抽出一段時間坐在郵局裡等信。收不到大哥的信會掉眼淚，收到信則哭得更凶。
父親住在L城的那段時間，我每次回去看他，若是提前打電話，他會一上午心神不定，極其費力地走到樓下觀望，或者干脆搬個小凳子坐在樓下等，不管天氣冷熱。我看見了，就呵斥他，怎麼這麼會磨人啊？再回去，電話都不給他打了。他年輕時愛吃豆類食品，媽媽買一點新鮮的豌豆剝出來，他不讓吃，堅持要留著給我先生和孩子吃。若是我一個人回去，他就很失望，說冰箱裡有豆子啊，他們怎麼都不回來吃呢?
我說，都那麼忙，哪能說回來就回來？
父親去世前，把一生積攢的錢都分了。他一分一分地從自己的零花錢裡攢出來的，那該是多少他忍痛割愛的煙酒所組成的啊！他不放心我媽，存折自己放起來，還要經常拿出來看看。現在他果斷地分著他的資產，就像把他的生命一份份地分給他的親人。分給どど的錢他不給我，堅持當面交給孩子。他一直等到どど考完，給了她一張卡。どど是個只要手裡有錢立馬都要燒掉的主，姥爺去世快五年了，那張卡她卻始終沒動。父親是どど考完試五天頭上去世的，他強撐著等她。他一邊耐心地等著她，一邊耐心地等著自己的死亡。
我的家人是不是都是敏感的先知？
父親早晨五點醒來，告訴我媽他要回自己的家裡去。媽說，今天嗎？他說，今天，一刻也不能等了！他已經很久沒有為自己做決定了。媽媽給我大哥打電話，大哥帶著醫生和一輛救護車來接他。他是自己從三樓上走下去的，上車後他一路上都在說話。大哥說，爸你休息一會吧，別說了。父親說，還有一件事我要交代你，我死了之後，一定埋在你爺爺奶奶的腳頭，記住啊！大哥沒有回答他。爸爸再次說，記住，記住啊！大哥把臉扭向車窗外，淚流滿面。後來大哥給我打電話說，爸病了。我說，他又是撒嬌！是想鬧點動靜讓我們都回去吧？大哥說，別說了！馬上趕回來！
載父親的車十點鍾駛回了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小城，哥哥直接把他拉進醫院的病房，想要給他做個檢查。他一口水沒有喝，只問了一聲，我到家了嗎？得到肯定的答復後，他說，那我睡了。那時我還沒有走到。妹妹說，爸先別睡，我姐在路上，等她一會。他張了張嘴，就那樣睡著了。
我的父親睡了，再也沒有醒來。我責怪他，你怎麼可以不等我回來呢？他的嘴巴張開著，不回答我。我和他吵鬧了幾十年，他怎麼可以這樣就走了？他把我的世界一下子掏空了，空得像一片墳場。醫生怎麼按摩都合不攏他的嘴，我把手放上去，我說爸，我回來晚了，對不起爸。爸爸！他的表情一下子松了，閉攏的嘴像是在微笑。他走得像是一個勝利者。
是的，他勝利了，他微笑著離開，把疼痛留給我們。
上天啊，快把他還回來，我要讓他給我時間，讓我照顧他的晚年，讓我洗淨他的頭發，泡軟他的雙腳。讓我表達我對他的全部的愛。爸爸，我愛你！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愛加在一起，都不及我對你的萬一。
可是，爸走了，決然地走了，不給我機會。
我從小就膽怯，一個人不敢關燈睡覺，可從父親走後，我再沒有害怕過。我一個人的夜晚，他就坐在我的床邊，抽一支煙，或者看一份冥間的報紙。坐在他的膝上吵鬧，已經是太過久遠的事情。他那時喝了酒，故意把酒氣噴在我臉上，那溫熱的辛辣刺激出我的淚水。四十年後，我再也聞不到那個味道了，淚水卻像決堤的河水，泛濫得無邊無際。爸爸爸——我想讓這個稱呼，一直暖我到死。
我在他的守護裡睡去，我和他賭的四十年的氣，竟然如此溫暖著我。他憤怒著我，無奈著我，驕傲著我。而我從來都知道，我是他最疼的孩子，我的反叛是一種撒嬌的方式。他的不妥協，是另一種撒嬌的方式。
一代一代的人都經驗著同一種經驗，子女對父母的愛，遠不及父母對兒女的萬一。我們深懷著對他們的遺憾，可正在青春的路上飛翔著的我們的孩子，終有一天，也會生出我對父親的這種疼痛吧！
爸爸，女兒是你前世的戀人，今生的骨肉，來世的花朵。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是陷在蘇天明和金地的故事裡不能自拔，我寫我的朋友們對我的愛只是個鋪墊，其實我自己比我想象的堅強得多。
那是下午四點鍾的光景，天氣幾乎是霎時惡變。電閃雷鳴，風強烈得差不多能把一個人吹跑。我去意已決，不想在屋子裡多待一分鍾。一直陪著我的人是王生和賈生兩位兄長，他們對我的愛和擔心鋪滿了整個屋子，這既讓我感動，也讓我壓抑。後來王生說出去找一個人，我要賈生和他一起走。他卻不肯，堅決要陪著我，自作主張要我家的小保姆去買一只雞。他這樣的安排讓我十分錯愕，他說你不能不讓你哥吃飯吧。我當然明白他只是想讓我吃點東西，我已經一天水米未沾牙了。但我幾乎是強行把他攆走了，我需要休息，更需要一個人靜一會兒。我要弄明白，我遇到了什麼。
事實上我不能靜下來，我什麼行李都沒帶，背著一個小包就出了門。外面電閃雷鳴風雨交加，這樣的天氣平常在屋子裡我都會害怕，但現在我什麼都不管不顧了。我撐著一把傘，獨自撲向風雨裡。淡綠色的雨傘漂在風雨裡，很干淨，也是極端脆弱的顏色。
我撐著傘往大街上走去，風立刻就把它翻轉過去，好不容易弄好，剎那間就又頂不住了。試了三次才找到了風的方向，頂著風朝前走。那一會，心中的淚水比外面的暴雨還猛烈，但我臉上卻是掛著一抹微笑。我那時只有一個信念，找到我的女兒，我唯一能見到的親人，我要和她待在一起。我在風雨裡喃喃地念著她的名字——ど兒，ど兒——親得讓我虛脫。
走了兩條路才撞到一輛出租車，我要他載我去火車站，語氣懇切小心，唯恐他看出我的急切而拒絕拉我。司機替我打開車門說，這天兒真不好打車是吧？我說是啊，不全是你這樣的好人啊！他笑了起來說，你這麼大雨出門還真有情致。我很平靜地和他聊起來，一天跑幾個小時、家裡有幾口人、還順便罵了幾句房價。距車站廣場還有很遠的一段路時他靠邊停下來，前面已是一片汪洋。我付了二十元錢，沒讓他找。下了車，好在是雷聲大雨點稀了。廣場上的人都在水裡跑來跑去，唯有我依然安靜地走著。有好幾個從我身邊跑過的人停下來詫異地看著我。但是沒辦法，多年以來我已經習慣這樣穩穩地行走，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會奔逃。
好多年了，我這還是第一次自己買火車票。因為是傍晚，排隊的人不太多，我擠到一個窗口問有沒有去北京的車票。賣票的女人很生硬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急迫的語氣驚住她了。我再問有沒有去北京的臥鋪票，越早班的越好。她在電腦上查了一會，不客氣地告訴我，除了明天一點五十分有一張硬臥，而且是上鋪，別的班次全是站票了。我的體力嚴重透支，到此時已經是筋疲力盡了。我懇求她幫我想想辦法，她不耐煩地用眼睛斜睨著我說，沒辦法，不要待會兒連這一張都沒有了。我不再猶豫，買下了那張票，168元的硬臥上鋪。
離開窗口我就在大廳門口轉悠，渴望能看到一個傳說中的票販子。但是所有的人都神閒氣定地坐著或者站著，沒有一個像賣票人的樣子。我戴著眼鏡，穿戴精細雅致，一個人站在售票大廳，而且不帶一件行李，的確令人起疑，他們或許會覺得我是暗訪的記者吧。就在我失望地向遠處走去的時候，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孩跟上了我，他不說話，只看著我微笑，沉著地觀察著我的急切。我拿不准他的身份，但仍然假裝老練地說，我有急事，著急趕去北京，有票嗎？他說，沒有。然後走開了，停了兩分鍾，他走了回來，露著白白的尖牙齒笑著跟我說，算你運氣，跟我來。男孩把我帶到兩棟樓之間一個狹窄的通道裡，推開一扇小門。我以為是他們的窩，心中難免有些緊張，但那時豁出去了，強迫自己跟著他往裡走。過了轉角，突然人聲鼎沸起來，這才發現是進了麥當勞的後門。人很多，幾乎沒有空位子。男孩很利索，他三兩下在邊上的長椅上扒拉開別人的行李為我擠出一個位子，讓我坐下，然後開始打電話。很快，一個中年男子向我們走來。他附在我耳邊小聲說，北京只有十點多的一張中鋪了，加六十。我說，錢不是問題，還有提前的嗎？那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中年人說，你等著我去給你找。中年人走了，男孩站了一會說，你可千萬別動，我也去幫你找。兩個人迅速地消失了，我環顧四周，滿屋子除了能看到吃東西的嘴，幾乎什麼都看不到。我跟前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在用舌頭誇張地舔他的冰激凌，滿臉都是白色的奶漿，衣服上也是。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想，我應該餓了。可是我沒有絲毫餓的感覺，只是想喝水，更想喝茶，什麼茶都行，我哀傷地幻想，總是陪我喝下午茶的那些人這時能讓我看見一個也好。但我死死釘在那裡一動不敢動，我怕錯過了為我找票的人。
中年人和男孩是一起回來的，中年人的手放在褲子口袋裡。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手，擔心口袋裡的東西突然鴿子一樣飛走。中年人說，有張九點二十的，但是票分兩段，從鄭州上車時是站票，到了安陽才能上臥鋪。我說，好！我知道我別無選擇了，接過車票看了，他們給我的兩張車票加在一起是一百三十元左右，我買的那張是一百六十多，我拿出我的票給他們，另加了一百元錢，我說這樣可以嗎？中年人想都沒想就接了過去，從他臉上的笑容裡我看出他非常滿意這交易。他們沒等我再仔細看那兩張車票，瞬間消失在人群中。我有點後悔，為什麼不給他們現錢，若是他們給我的這兩張票有問題我該怎麼辦呢？
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晴了，風雨消失得如同剛才那兩個賣票的男人，干淨徹底。我透過玻璃門望出去，傍晚的余暉溫情地塗抹著廣場，人群變得如牧場裡的羊群一樣悠然自得。我看著他們，也用另外一個自己看著我。我知道我不能變成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我固執地把我擺在他們之外——痛苦，冷清，麻木著。
五月，已經是夏天了，我卻冷得瑟瑟發抖。
從進來我就死死地坐在凳子上，絲毫沒有挪動半步，這時方知腳都麻了。我努力站起來走到服務台前，買了兩杯橙汁和一個雞肉漢堡。我一口氣喝干了一杯，就著另一杯，開始艱難地吞咽漢堡。每一小口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胃是絕對地不配合，每一口它都試圖將它頂回來。我不著急，翻上來我再壓下去，一點一點地堅持，反正我有的是時間。我需要體力，最少我得把力量維持到見到女兒那一刻。
好像從有記憶以來，我還是第一次面對這樣重大的事情，但是我既不恐懼，也不孤單，甚至沒有一點心酸。我知道哭沒有任何用處，也不想哭。我只是反復地在我腦海裡植入這樣一個信息，他不在我身邊了。可是他去了哪裡，沒人告訴我，他突然就這樣失蹤了，失蹤得沒有一點痕跡。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將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為什麼失蹤。
他餓嗎?他累嗎？他像我一樣絕望或是憤怒？他不能傷心，傷心是女人的事情。上天啊，把傷心全都給我一個人吧。從來都是他為我們承擔，現在我願意把他的苦痛全部接受。我不怕，哪怕萬箭穿心，都已經不如我現在的疼更疼。
那杯果汁讓我在麥當勞裡停留了兩個多小時，我沒有戴表的習慣，手機是剛剛換的，還沒設定時間。我竟然很從容地把它交給對面一個學生模樣的小伙子為我設定一下時間。小伙子立馬瞪著眼看著我，然後立刻又感激地笑了。他感激我的信任，邊幫我設定邊奇怪地問，你不是本市人嗎？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問這樣一個問題，我被這個問題難住了，他卻突然站起來不辭而別。
小伙子很秀氣，基本是一個良家少年。我祝願他是。
火車開車時間是九點二十五，我八點四十進了候車大廳。好久沒有見過這樣壯觀的人流了，每天該有多少人流水一樣地來來往往，像我這樣懷揣心事，頂著自己的天行走在這紛亂如麻的世界上呢？我正不知如何找候車室，剛才那個小伙子卻意外地出現在我面前，讓我跟著他到某廳去，說是可以提前上車。我對他露出感激的神情，他看著我笑了一下說，要收錢的。就那我也感激你，你仍然是個好人，我心裡說。我交給他十塊錢，跟著他進入貴賓廳。我很慶幸，這裡有寬余的座位，大屏幕正在播放葛優的一個什麼電影。服務員用小喇叭不停地提醒著各個車次。
我找到最前面的一個座位，盡管很安靜，但我怕我會錯過廣播。九點二十分發車，時間分明已經過去，我卻一直沒有聽到通知。九點四十，十點，十點半……我不停地沖到服務台和正在進站的隊伍前打問，為什麼?晚點嗎？這麼久？服務員終於非常不耐煩地告訴我，不知道，到裡面等著去！
大約是十一點前一點點，小喇叭終於報出了我的這個車次，進五道。人好像並不很多，不知道是已經進完還是在我的後邊，我不會跑，越急越走不快，心都要跳出來了。我是十車廂的安陽站臥鋪，可是走到六號車廂的門口，我實在走不動了。我開始央求門口的列車員，我說我是十號車廂的，走不動了，請你讓我從這上去。列車員是個男的，他以為我沒有票，指著前面說，你去五車廂補票。我沒有時間解釋，我說我走不動了，請你讓我從你這裡上去好嗎？他說，不行！我那一刻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不管他同不同意，一定要上了。我以為他會攔我，他嘴裡喊著不行，卻並不攔我。他也是個好人。
我上車了，哪怕就是站著，今夜我也一定能到北京了，一定能看到我的孩子了！
孩子啊！我的親愛，我的！我把頭靠在車窗玻璃上，憂傷地喊著她的名字。
過了很久我才清醒，我並不是沒有票，即便到安陽這一段我拿的是站票，他們也不能不讓我上車啊，我為什麼那樣怕？我擔心的到底是什麼呢？早一個小時見到孩子和晚一個小時見到，有什麼區別？我為什麼非要拼命往前趕這一個小時？如果今天不是世界末日，這趟火車也不是方舟，我追趕的到底是什麼？
我的女兒，我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我腦子被我的女兒塞滿了，我真的好怕今天見不到她。如果見不到她，這就是我的末日，也許過了今天一切都會消失。
我從六號車廂穿過去走到十號，記得那兩個賣票的人告訴我可以在旁邊的茶座上坐到安陽。我不敢，心裡還是怕他們因此會把我趕下去。我拿著一百塊錢去找列車員，我在他的乘務室等了十分鍾，他才從別的什麼地方回來。我說對不起，我實在撐不住了，我在旁邊坐到安陽，要多少錢我可以給你。他看了看我，說，稽查來了我可做不了主，你去坐吧，我不要你的錢。我再三表示感謝，誠摯地、發自肺腑地。
我終於松了一口氣，在中間的一個茶座上坐下來，一顆飄忽不定的心似乎是找到了停靠的地方。安定下來，我開始在黑暗中環顧四周。對著我的下鋪是一對男女，女的鋪位空著，她在男的鋪位上膩著。我很想懇求她能讓我在她的鋪位上依靠片刻，但是我沒有勇氣。我把背挺直，靠在車廂壁上放松身體。這時那女的站起來活動，男的也從鋪位上起來朝車廂的一頭走去。女人主動搭訕，她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有急事去北京，沒有買到臥鋪。她很理解，說，我們到石家莊下，你到時可以睡一會。我苦笑了一下說我到安陽就有鋪位了。女人看著我，我從她的眼睛裡又認出來一個好人，我提出我要到她鋪位上靠一會，並保證說你們要躺我立馬起來。女人說，沒事，你盡管坐吧！我在這個好心的女人的鋪位上坐了下來，她一直和我聊天，後來她的男人也回來加入我們的聊天。我一直在聊，我用綿密的語言編織固定著身下的鋪位，好像話語一中斷它就會失去似的。都聊了些什麼，事後我一句都沒有記起，但是，我知道當時我很平靜，她們只能看到我的疲憊，卻絲毫看不出我內心巨大的傷痛。二十分鍾後稽查來了，我沒有等他問，主動說了我的情況，請求他們讓我坐一會。他說不行，你可以到硬座車廂等，也可以去補票。補票？天哪，車上有多余的票?有軟臥嗎?我幾乎是在喊叫了。稽查萬分不解地盯著我說，有啊，都有啊！怎麼會沒票？
我突然想到了《金剛經》上的一段話：“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畢竟心有千千結啊！
若是上天在觀望著他的造物，他一定是看見了我。稽查讓我去五號車廂等他，我半秒鍾都沒再停留。可是從十號車走到五號車我走了十多分鍾，那麼多沒有座位的人，坐著、站著、地上躺著。男人、女人、青年人、面相痛苦的老人、睡著的孩子。那一刻我深深地體味到在我的痛苦之外，還有別人的痛苦。過去我看到過這樣的痛苦嗎？即使看到過，我的心會也不會有戚戚之感，畢竟事不關己。可是現在，我置身其中，既置身於他們之中，也置身於他們的痛苦之中。我想，若是我口袋有足夠的錢，若是有足夠的位置，我願意為他們每人買一張哪怕是坐票。我愛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他們都是我的親人。
車快行至新鄉的時候那稽查才出現，他說，你一定要補嗎？我說一定。他說你還是從安陽補吧，還有一個小時就到了。我說，一個小時我也堅持不了。他說我可以安排你在餐車坐下。我毫不猶豫地從上車的地方補。他說，你報銷嗎？我搖了搖頭。他說，不報就盡量堅持一會吧，多花這個錢不值得。我說，我自己為自己花錢，什麼時候都值得，現在更值得！他看著我，善意地笑了，補了。
為什麼，現在我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那天我遇到的都是好人。這一年，我幾乎見證了我生命中所有的惡，栽贓陷害者有之，隔岸觀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薛寶釵以蟹諷世的“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豈能道盡其陰暗的萬分之一？而在這一天裡，卻給我補償了這麼多的好人，看來這個世界上畢竟還是好人更多。
一刻鍾後，我找到了自己的鋪位，它差不多是我生命中最溫暖的窩兒了，將永遠存儲在我的記憶之中，比我舒適無比的家都親萬分。在這裡，再也不會有奇怪的目光打量我，再也不用擔心我的眼淚會讓別人詫異，它讓我找到了我自己。這是我一個人的角落，世界縱然是天塌地陷，我再也不願意挪動半步了。
不知道是因為光線太暗還是我的眼睛已經模糊不清了，我看到包間裡只有一個無法分辨年齡的女人。我說怎麼這麼冷？女人說，冷？我還熱呢，你是不是發燒了？我說不是。女人說，蓋上被子捂一會就好了。上鋪沒有人，我把上鋪的被子拽下來，把兩床被子都拉展，卸下背在身上將近十個小時的包，扔在枕頭裡面。我躺下來，我知道這一夜都不會再動一下了。那個女人一刻不停地在咳，我不停地在睡，不停地聽著她咳。後來我是被女人叫醒的，她告訴我就要到了。這時我才看清楚實際上她還很年輕，臉色淡白而和善。她抱歉地說，她這樣咳了一夜，沒讓我睡好。我告訴她沒關系，誰能不生個病。其實我的心中對她存著一萬分的感激，正是她不停歇地咳，提示著我與這個世界不間斷的維系，否則我想我會在睡夢中死去。
沒有人知道我的來，所以也不會有任何人來車站接我。隨著龐大的人流，我終於找到出租車站點。一眼看不到頭的打車的人，肩扛手提，需要多少輛車才能把這些人和東西拉走？
我面前的一個女人獨自帶著一個小女孩，小女孩一定是在火車上睡夠了，精神抖擻地表演她的各種小把戲。我喜歡聽她稚嫩的聲音，喜歡看她煞有介事地表演。我的孩子也曾經有過這樣的聲音，有過這樣天真的表演。左側一對身著從廉價服裝市場揀來的時裝的小夫妻在大聲地斗嘴。女的說，要是自己買了車就不用這樣費勁打車了。男的說，不是想先買豪宅嘛！女的說，怪你沒個主張，一會一個主意。男的說，還不是你的標准太高。兩個人的表演不約而同地入戲了，他們的吵，只是想與我們分別開，他們是不幸才落難在打車的人群中間的。我素來不喜歡這樣的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但是這時我卻無比地羨慕他們。他們還有賣弄的能力，這種賣弄需要對生命投入多大的熱情啊！我呢？連賣弄的能力都沒有，我什麼都沒有了。
不知道挪動了多久，我終於坐到一輛車子上。我說了女兒的地址，看著車子緩緩地駛出地下停車場。天大亮了，昨天我看著太陽一點一點落下去，今天我又看著太陽一點一點升起來！
太陽底下，每天都有新事。
どど後來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媽媽，拜托你能不能長大一點？這句話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她上大學之後，經常會把學校裡發生的故事說給我聽。她有小說家的天分，總是能夠把片片段段的事情說得活色生香，還附帶著評語和感受。那些事情聽得讓我睜大眼睛，你們還都是些孩子啊！我擔心她在這樣的情節中出入，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人。有一天她在講完故事後，望著我憂心的眼睛說，進了現在的大學，還能是原來的你嗎？別說兼濟天下了，獨善其身能夠嗎？
どど心中的愛情該是什麼樣子？我知道她這孩子的秉性，她不缺錢，也不缺溫暖，甚至我覺得她根本不知道愁的滋味。有時候我想，她說的話與她的內心未必一致，只是嘴涮。她常常嬉皮笑臉地言稱，她的夢想就是嫁個身價千萬的老公，在家做全職太太。她身邊的孩子們也全是一個腔調，在一起就碰誰找的男朋友有錢，買了鑽戒或是香車。看電視裡的相親節目，女孩子們個個大睜著尋寶的眼睛，男嘉賓若是沒有錢，長得再帥，舉止多端莊，她們會通通滅掉。可不管男人多老多丑，一亮家底，個個都想跟人走。你能說她們復雜嗎？在她們極其簡單的心靈裡，世上的人只有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她們也許沒有錯，誰都想過上優裕富足的生活。“寧願在寶馬車裡哭泣，不願意在自行車上歡笑”，這話聽著糙，但理不糙。想我們這許多年，把自己拼得心力交瘁，到底值不值得？我常常質疑，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在倒退。中國婦女鬧翻身鬧了百十年，終於有了與男人平等的機會了，卻又要哭著喊著跑回家去當小姐太太，真讓人越活越不明白了。我的驚訝讓どど不屑，喜歡錢有什麼不好嗎？你們標榜是為愛情活著，也只是為了守住一個婚姻而已。你是為了婚姻遷就自己還是為了自己遷就婚姻，你獨立的個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是啊，我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呢？也許一個女人真正的成熟，是在陪孩子成熟之後才慢慢實現的吧！抑或是，當你不再追求成熟的時候，你才是成熟的女人呢？
裳的姥姥家是方圓幾百裡有名的大地主。裳並沒有受過一丁半點兒罪，盡管她的娘生下她因為難產而死。她的姥姥把她作為現世的女兒，把所有的愛都加在她身上了。
裳是我的祖母。裳的娘沒有給女兒留下任何可以憑借它想念母親的東西。娘像風一樣，有時候會呼呼地刮來刮去，卻永遠看不見形體，仿佛只是一個傳說。姥姥告訴她，娘留下一句話，她懷上她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她夢到自己跪在觀音菩薩的腳前。菩薩告訴她，肚子裡懷的女孩是觀音的弟子，要教導她，一生吃齋修行。裳記住了娘留下的話，她一生活了八十七歲，沒有吃過任何葷腥，連雞蛋牛奶都不沾。
裳十八歲上嫁了人，丈夫百裡挑一，一表人才。可他的丑俊和裳有什麼關系呢？她只是順從著這個和她一起吃飯一同睡覺的男人，同看到空氣、看到刮風下雨、看到樹木、看到天空飛翔的鳥，沒有任何區別。她和丈夫一起生養了五個高大漂亮的兒女，如同那是別人家的孩子，如同是田地裡的麥子玉米，她的目光不曾為哪一棵改變過。
裳的姥姥為了不讓外孫女兒受婆家的委屈，陪嫁了一百畝好田地。婆家也對得起她，自從裳嫁過來，沒有讓她動過一根針線，更不要說田裡家裡那些粗重活計了。她生下的那些孩子都有婆婆帶著，婆婆死了，自然有小姑子們帶著。小姑子們嫁了，兒女們一夜之間長大成人。他們從裳的孩子變成了她的父親母親，細心地照撫著這個曾經是他們的母親現在是他們孩子的女人，從來沒有誰為此感到過別扭。女兒出嫁了，兒子們娶了媳婦，媳婦也不得不肩起侍奉婆婆的責任。
裳這一生沒有和誰有過過節，她連家常都不會拉。她的目光裡有萬物聲光，卻唯獨沒有人。每當日頭三竿時分，她會坐在陽光下梳理她的頭發。開始是一頭青絲，後來是一頭銀絲。她梳理得很慢，差不多是在把玩。時間一點一滴地走過她，她似乎沒有知覺。她把她的發絲散下來，再把上去，觀看它們在風中的姿態。暖陽撫慰著，她坐在風中，不喜不憂。即便活到八十七歲那年，她仍然是一個少女。
裳一生都喜愛穿白色的衣服，她的衣服是要自己親自漿洗的，不容許衣服沾染上一星灰塵。她最喜愛做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種樹種花，一件事情就是吃齋念佛。她在院子裡的空地上種一種叫指甲草的植物。花兒從五月一直開到十月。紅色的，粉色的，白色的。每個開花的傍晚，她都會端著一個干淨的筐子，一朵一朵地采。她采集花朵的模樣兒，讓孩子們心生嫉妒，那些花朵才是她真的兒女。冬天她的房間掛著大大小小白色的布袋子，裝滿了曬干的花朵。她的指甲一年四季都是紅色，很油潤的棕紅。她用五個月的光陰，一遍一遍地染。直到指甲草的生命和她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裳吃齋吃得決絕，除了肉魚葷膻，她連雞蛋牛奶都不吃。她在屋子裡設著一個小小的佛龕，香煙繚繞，海燈長明。她早晚課都認真地修煉，自己關了門。那是一個佛的世界。那只是一個佛的世界。
裳死的那一年，無痛無疾。那是夏天的午後。她告訴她的小兒子，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叫回來，她說她要走了，她說的是走。裳的小兒子一聽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哭了。母親問他哭什麼，他沒回答，哭著走了出去，站在院子裡母親親自種的大樹和一片指甲草之間，背後是他白色精靈般的母親。他從母親身邊走過去，找他的那些漂泊在各地的兄姊。孩子們有的趕到了，有的沒趕到，但這並沒影響裳在那個下午安靜地走。她提前穿好了走的衣衫，雪白的長發在後面挽一個整齊漂亮的髻。她就躺在觀音像前，她素白的床上，雙手合在胸前，指如柔荑，指甲殷紅。她斷氣之前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眼睛睜了一下，最後打量了一下這個她曾經容身的世界，抽身而去。
裳的一生，簡單得不夠寫滿一頁紙。
我的媽媽是個職業婦女，她四十歲時看起來已經很老了。她生了我們兄妹四個，每天應付完繁忙的工作，還要應付我們的吃喝穿戴。我的記憶裡，從來沒有見媽媽笑過，這樣的神情一直持續到我們兄妹相繼結婚生子。媽媽那時退休了，她變得非常小心又細心，給孫輩們喂飯穿衣，臉上笑得花開一樣。
我曾經寫文章評論過我的媽媽，她是個完全徹底的革命者，她的精力百分之八十給了工作，百分之十給了我父親，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孩子們共同擁有的。在我的記憶中，媽媽從來沒有抱過我們，對孩子所有的教導，都是通過呵斥的方式完成的。
我的文章她看了之後未置可否，好像我寫的是另外一個母親。
她把我們撫養大，她這一生光做的鞋子能拉一汽車。小時候，每天半夜醒來，都能聽到她納鞋底的聲音，刺啦刺啦響個不停。她十七歲就參加土改，是個干練的婦女干部。想一想，她在外面工作一整天，再回家照顧我們一群孩子，她該有多累？我出生時奶奶便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她從來沒有幫過媽媽一把。奶奶什麼家務事都不會做，每天只是靜坐著，像我們家供奉的一尊菩薩。媽媽累得招架不住的時候也想讓她幫忙，可是看到婆婆打坐在那裡一臉篤定，目中無物，只好作罷。有的人活在物質世界裡，比如媽媽；有些人活在精神世界裡，比如奶奶。媽媽實在忙得沒辦法的時候也把我們托付給奶奶，奶奶就讓我們在她身邊坐著，她的安靜威懾著我們，我們一整天都不敢發出大的聲音，更不敢鬧。
爸爸跟媽媽是二婚，他原來在老家是娶過媳婦的，他的祖母給他用兩斗麥子和兩擔玉米換的童養媳。祖父出去打仗，許多年都沒有音訊。爸爸十七歲時，抱重孫子心切的祖母匆匆為他圓房。天下不太平，她怕孫子年少輕狂，再走爺爺的路，想用女人拴住他的腿腳。父親是讀了師范的，見識過剪短發留天足的女學生，他怎會願意娶比他大七歲的小腳女人？他堅決不從。祖母把他關在家中強行舉行了儀式。爸爸在奶奶的監視下跟這個女人過了半個月，趁著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越牆而過一去不返，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父親的祖母一直到死，也沒有再見過孫子的面。父親的第一次婚姻並沒有任何過錯，他的錯誤在於對我母親隱瞞了婚史。父親比媽媽大七歲，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巧合。媽媽那時已經是高級社社長，剪了短發，英姿颯爽。媽媽說他們那時沒有自由戀愛的，不興這個。有人介紹對象，覺得合適就打結婚證。也有不少人給我媽媽介紹對象，媽媽總是能挑剔點什麼，她並不知道想要找什麼樣的男人，心思都在革命上，結婚是多低級趣味的事情啊。有一天縣委書記說，你跟某某某挺般配的。有人領她見了我父親，二十七八歲的年紀，高大俊朗。父親的面皮過於白淨，連手都細膩得不像一個男人。媽媽說不清楚自己的感覺，看他不像是個能下力氣的人，卻又有什麼東西吸引著她，她在取捨之間徘徊復徘徊。縣委書記說，人，你看都看了；話，我說都說了。同意不同意就是他了！她沒再說什麼，也不和姥姥姥爺商量，在城裡買兩斤糖果散了，就跟父親搬在一起住了。父親那時已經是縣上的一個官兒，相當於現在的副處級，很會干工作，就是脾氣差，和他在一起的同志都怕他。他們結婚時，就有人提醒媽媽這一點，擔心她會受氣。但是媽媽嫁過去，卻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父親對她疼愛有加，他除了不做家務，別的什麼都依著她。媽媽二十一歲嫁給我父親，二十二歲生了第一個兒子。大兒子還不會走路，二兒子已經在媽媽肚子裡扎根。後來我聽人說，媽媽那時好看得像朵花，越生孩子越水靈。好在像父親這樣的干部，上級都給安排保姆，才讓這個家像個家。就這樣母親還要一邊干工作，一邊手忙腳亂地伺候丈夫和孩子，從來沒有半點怨言，幸福得夢裡都還在笑。
突然有一天，一個莊稼漢子手牽著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來我們家要錢。那漢子讓小女孩喊我的父親喊爸，他說他是孩子的舅舅。媽媽驚訝地看著他倆和自己的丈夫。父親一臉的篤定，要把他們帶到機關裡說話。媽說，這是什麼話？人都進家了還往外推？她給大人孩子做了面條，還給孩子碗裡臥了一個荷包蛋。兩碗面條的時間，把情況都問清楚了。父親每個月都給自己的母親郵回去十塊錢，這錢其實是給孩子的撫養費。最近這個孩子的媽病了，她就由自己的舅舅帶著來到了我們家。
媽媽哭得一塌糊塗，幾個同好都勸她好好地跟父親鬧一次，要個說法，卻沒有一個人勸離婚的。那時不興離婚，不要說媽媽手裡牽一個，肚子裡還帶一個，就是一個孩子沒有，她也不可能離婚再找一個小伙子了。從來不會低頭的父親那次低下了他高傲的頭顱。父親說，連他自己都不覺得過去那事叫婚姻，更想不明白會有個孩子。結婚時本來想著跟媽媽說清楚，又恐怕她根本接受不了。他說，你那時知道了這事，若是不嫁給我了，我怎麼辦呢？母親看著自己痛苦不堪的男人，心一下軟了，說，既然你和人家生了那個孩子，就不能讓她沒爹！
我的爸爸媽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命運之說。我僅有的幾次算命，都是被婆婆私下找人看的。還好命相不錯，一輩子衣食無憂，但存不下大錢，也不會缺錢。算命的還說，什麼樣的災難到我這裡都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婆婆讓人看我的八字，得四句詩，我至今還記得：渴後笑嘻嘻，中行最為宜。所求終有望，不必皺雙眉。僅有的一次親歷是，我們夫婦被朋友帶著，去嵩山少林寺拜見一個聲名遠播的大和尚。他問了我先生幾個問題後說，你命相很好，不過四十八歲之前掙的錢是國家的，四十八歲以後掙的是自己的。我疑惑地看著他想，四十八歲他還沒有到退休年齡，怎麼能掙錢給自己？然後大和尚又說，你太太天生是吃文藝飯的，會很有成就。我不禁啞然失笑，看來這大和尚也是浪得虛名，說的沒有一點靠譜的地方。我已經三十幾歲，還能吃什麼文藝飯？幾年以後我猝然驚醒，我倒是真的吃了文藝飯。至於我的先生，就更是欲說還休了。
先說說我寫小說之後家人的反應。我的女兒十歲開始讀小說，從鐵凝王安憶遲子建劉震雲，一直讀到馬爾克斯。她對我的作品很不屑，作家是那樣神聖，她的日常無力到只會哭泣的媽媽能寫小說？有一次她在學校發現一個同學上課偷偷讀小說，被老師搜走的那本書，竟赫然印著我名字，她覺得丟臉到家了。後來她的老師中也多有我的粉絲，但她從不願意跟老師談我的作品。實在被問不過，她就說，哪有時間讀課外書？她十歲那年看遲子建《青草如歌的正午》，看完長歎一口氣說，我要是遲子建的女兒該有多好！上了高中後，她漸漸接受了我寫作的事實，有新作發表我讓她看她也耐心讀完。她仍然站得很高，能提出一籮筐意見，什麼趕得太快故事感不好之類。2006年她考入一所大學的文學系，報到那天，某干部看到她填的簡歷，點著我的名字問她，她是你的媽媽？她頭都不抬地回答，是又怎麼樣?どど並不用功，而且得過且過胸無大志。但是，大學畢業之前，她已經在國家一級刊物上發表了好幾篇小說。她從不要我過問她的事，有一次，國內一家重點刊物編了她們學校的一期青春快線，我碰巧見到人家編輯，人家跟我誇獎她。我說，那是我女兒。她知道後大發了一通脾氣，說，你是你我是我，干嗎非得扯到一起？
我的先生對我寫作開始表現得很驚愕，還跟我鬧了一段時間的別扭。他氣的倒不是我寫作這件事，而是我從來都沒跟他說起過，他是從別人口中聽到的。他說，你連寫小說這樣的大事都不跟我說？我說，這也是大事？也許他習慣於我對他言聽計從，這一次自尊心稍稍受了點傷害，從此他刻意避諱與人談起，直到後來我在一篇散文裡談到我的婆婆，他很感動，才慢慢地接受這個事實。其實先生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1979年高考他的作文是滿分，1983年的大學生詩歌大賽，他拿了非常好的名次。說起來，他的文學情結要比我濃烈得多。我們之間的不快過去之後，他盡全力支持我寫，在經濟不算太寬裕的時期，給我買了在當時幾乎是天價的筆記本電腦。我的每一篇稿子他都是第一個讀者，他是我的專職評論家。不過令人沮喪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我也沒有得到過這個評論家的一次好評。
金地和蘇天明的故事還在繼續，但是得從蘇天明開始說起。
忘記前面是不是說過，蘇天明畢業於一所全國著名的重點法律院校，畢業時被保送到北京另一所重點法律院校讀研究生，條件是畢業後留校當老師。許多年裡，蘇天明總是把他回到家鄉的原因，歸結到他和金地的戀愛。他說，為了愛情他才沒有服從分配，堅決要求回到家鄉。蘇天明畢業於1983年，那時各級政府求才若渴，大學生嚴重短缺，更不要說像蘇天明這樣重點政法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了。蘇天明那一屆同學基本上都留在了中央各個部委，最少也留在省會以上的城市，只有他二次分配，去到一個省轄市工作。畢業時正趕上嚴打，他作為審判員參與其中，當時在審理一個盜竊案件時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這個盜竊案的案犯是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農民，派出所在對村莊進行拉網式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他家有一台台扇，就把他抓到派出所誘導他說，這也不算個什麼事兒，你只要說清楚馬上就可以回家了。他承認是偷的。派出所繼續誘導，據說你偷的可不止這個，不說完怎麼能讓你回家呢？這個年輕的農民繼續回憶了偷過的豬、雞、架子車底盤、村子外的泡桐……最後一合計，總共一萬四千多元。按當時從嚴從重的法律，死刑。宣判那天蘇天明在場，一宣布死刑，那個孩子一下子癱倒在地，臉白得像個鬼。他跪在一群法官的腳前，大放悲聲，說，不是你們告訴我說清楚了就可以回家過年了嗎？主審老法官從容不迫，厲聲告訴他，這不是送你過年嗎？過了這個年你永遠都是二十歲了，多有意義啊！
蘇天明退出了法官隊伍，改行做了律師。律師做了沒幾天，省委的一個主要領導命令終止了律師辯護，他說，犯罪分子都是壞人，律師作為國家法律工作者怎麼能夠為壞人辯護？他進了地區辦的一所政法干校，進去就被宣布為教研室主任，正式踏上了國家干部的階梯。後來他所在的地區行政區劃，他被分到一個新的省轄市，成為這個市最年輕的科局級干部，並被受命組建這個城市的第一家律師事務所。他一直被命運推著，順利得都不敢想象。其實他在哪個地市都一樣，最終都會走上官場這條道路。他被金地家的官場氛圍包裹著。從她爺爺開始，一直到父母兄弟，大大小小都是官場中人。他們給了他一種無形的，卻是無所不在的壓力，好像不走這條道就不是正道，這也成為金地後來悔恨不已的一個理由。其實，蘇天明根本沒這樣看，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命運根本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只能被這個運行了幾千年的體制推動著往前走，誰都無力抗爭，也根本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
其實，來自蘇天明家族的壓力更大。他的家族曾經輝煌的歷史像一艘千年沉船，雖然被埋葬在看不見的水底，但他們打撈它讓它重見天日的渴望，一天也沒有終止過，這個具體而又渺茫的希望鼓舞著每一個人，而且越是渺茫越讓他們興奮不已。同時，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迫害和羞辱，讓他們心裡復興家族的欲望也不斷地生根發芽。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使蘇天明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學會了忍耐。他母親自打他出生起就開始給他算卦，幾乎所有的預言都朝著大家預期的目標邁進。現在的孩子，遠遠不能理解一個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在“文革”期間所能受到的屈辱——他爺爺是偽保長，大伯做過國民黨的高官，社會關系非常復雜。上大學、當兵、入黨、提干這些被貧下中農承包的好事他想都別想。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黑五類。
恢復律師辯護制度後，蘇天明做了五年律師，他記憶力過人，能熟記法律條款，且口才出眾，反應機敏，如果一直做下去會是一個很好的律師。但蘇天明的心中卻分明裝著向上的夢想，他想證明他自己。
蘇天明從最底層的官員做起，一個台階都沒有漏過，從副科級一直做到副廳級。他的所作所為在當下的歷史背景裡越來越渾濁不清。雖然在蘇天明出事之後，他工作過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人絡繹不絕地去看他，從下崗職工到特困戶，還有一個老上訪戶在網上寫下了長達數千字回憶他的文章。他留給那個地方讓大家享有和思索的東西太多了。他說一個官員不能屍位素餐，在任何地方都要留下執政痕跡。他工作過的地方，經濟社會都會突飛猛進地發展。他留下了他的執政痕跡，歷史和文化在他身上留下了它們的痕跡。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歷史有著它自己執拗而無情的規則。
我試圖在蘇天明的身上挖掘更深的東西，但是往往終止於淺表。他幾乎是一個透明的人，說話口無遮攔，做事雷厲風行。他想干好工作，造福一方百姓。可是，干的工作越多，落的埋怨越多。工作成績越突出，負面的評價越多。後來一個台灣的企業家對他說，你這麼干等於是自殺，大陸的體制是汰優機制，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但他不信邪。他將為自己的固執付出代價，性格決定命運的邏輯列車又一次從他單薄的身體上碾過。那麼，在他起起伏伏的生命歷程裡，一以貫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以他的學識水平和多年的從政經驗，他不可能不知道宦途的危險來自何方，但他從來不躲避也不辯解，也許他還把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奉為圭臬吧。在現實的語境下，討論官場比求解一個數學猜想容易不到哪裡去。蘇天明把一個模糊的背影留給了一個很大的群體。這個試圖看清他的群體包括：他的家人，他周圍的朋友，以及朋友之外的人。
金地去那個隱秘的地方探視蘇天明，陪同他的人被他們的平靜和尊嚴所震撼。她歡喜地拉著丈夫的手，只是說些細碎的事情，仿佛丈夫出了趟門，她要把他錯過的那些都一一告訴他。有時他們還相互開玩笑，他跟她說，現在你終於不怕了，不怕我喝犧牲了，不怕我出車禍了。她說是啊，更主要的是不怕你去找小三了。看守說，你們真和那些人不一樣。金地知道他所說的那些人是哪些。她笑了，你是不是覺得我該哭天抹淚才像樣？我是來見我的丈夫的，見丈夫是多歡喜的事。
丈夫的坦然讓她產生一種奇特的驕傲感，金地覺得，一個有擔當的男人就應該在逆境時如同在順風順水的時候一個樣。她還記得，有一次蘇天明開車回老家過春節，在路上蘇天明說，你知道嗎金地，現在我經常這樣想：如果用槍對准我的頭，我的眼睛眨都不會眨；如果把我的職務全部免掉，我只會哈哈大笑！
到了現在どど才二十二歲。
我生命的前二十年盡管比起女兒差了太多，回想起來，卻是平靜的，祥和的。爸媽不能給予我們細致的照顧，卻給了最大的自由，天高地闊，成長一天天散漫而執著，幼小的心靈裡裝滿了寂寞和虛無的向往。常常去火車站去看火車，不知道遠方到底有什麼。每個安靜的夜晚，都幻想會有一輛巨大車輪的火車，將我載向一個未知的地方。
為了給女兒一個自由的生長空間，敬川差不多是盡了最大力量，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帶著她滿世界跑，她認識車輛、輪船、飛機，斑馬、大象、梅花鹿，基本是從實物開始的。興許她的見慣不驚，就是在那時造就的。
どど出生的時候，婆婆找人給她看八字，看的人說是個貴人，還說前身後世什麼的，我和先生從來沒有相信過。她五歲那年，我們帶她去海南，大約七八個人，天氣炎熱，大人們都累得七顛八倒的，只有她不知疲倦地瘋著。她習慣和我們拉開一段距離，以方便她隨性地與什麼事物交流。一只流浪的貓狗，一朵花都可以和她相處好大一會工夫。我還能記得那是一條通往寺院的路，坑窪不平，午後陽光透過樹影散碎地照下來，讓人眼暈。一個老邁的僧人坐在一棵樹下不知是打坐還是打盹。我們從他面前走了過去，等我們再回去尋找失蹤的どど的時候，一個胖和尚與一個幼小的孩子就那麼面對面坐在了一起，真像一幅喜樂的圖畫。他們似乎聊得很投機，是どど在給人家講什麼，老和尚聽得很認真，時不時地點一點大胖腦袋。我趕過去道歉，孩子頑皮，多有冒犯師傅了。老和尚微微地笑著問，是你們的孩子？我說是的，邊說邊給和尚掏了一百塊錢，說是捐個功德。和尚擋了我遞錢的手說，她可不是個普通的孩子。頓了一會他又對著我說，女孩子要好好養，她的天地很寬。說完揮手要我們離開，疲倦似的閉上了眼睛。
與此雷同的事情還有一次。兩年後的秋天，我們帶どど去雲南，在麗江的游艇上遇到一個道士。他可能經常在這一帶奔走，有許多人想要與他搭訕，都被禮貌地拒絕了。他獨自坐著，目中無人地看著遠方。我們在甲板上轉一圈，卻發現どど走丟了。我們找她確實費了很大一會工夫，我的眼淚已經在眼眶裡轉動了。後來在道士的船艙裡我們看到她，她離開我們的時候手裡握著一個石榴，這時正拿在道士的手上。仍然是どど在說話，道士很認真地聽。我們走過去，她就停下來，所以聊的什麼我們無從得知。從小她就習慣與陌生人聊天，可她每一次與陌生人聊天，見到我們總是馬上閉嘴，好像怕我們知道她胡說了些什麼。我連忙向人家施禮道歉。道士看到我，並不還回他手中的石榴，並示意我坐下，以商量的口吻要我寫一寫孩子的名字。我遲疑了一下，掏出筆，把どど的大號寫在一張紙上。他接過去看了，又讓我寫下我的聯系電話。我遲疑了一下，但還是寫了辦公室的電話。告別時，どど強調說，媽媽，石榴是我送給大師傅的。我表揚了孩子。事情過去有兩三個月，突然有一天，有一個口音古怪的人打通我的電話。他只說了雲南，麗江，我就聽明白了是那個道士。我的驚恐達到了極限，本能地問他，是不是有事找我？他可能聽出我聲音裡的緊張不安，說，你別緊張，我只是打電話提個醒。你這個孩子可不是個普通的孩子，投生到你們這裡你們一定要好生養。我唔唔啊啊地答應著，恐懼變成了吃驚。後來他又說你這個孩子啊，二十歲之前別人看父敬子，二十歲之後，肯定是看子敬父了！而且一定注意，她二十歲時，會有一場大災難。
這個電話來得突然，走得突兀，連一個告別的話都沒有，突然就掛斷了。我不太相信這些玄虛的東西，即使我有心打問點什麼，那時還沒有來電顯示，又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他呢？
二十歲！那一年她差點丟命；那一年，她的爸爸遭遇了人生的一個坎；那一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一個重要的軍事機關，成為她們學校的一個傳說。難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嗎？我真的非常駭然。
我突然想起裳，那個一生充滿著傳奇色彩的，被方圓的女人們傳為觀音弟子的我的祖母。
どど出世的時候，裳已經走去很遠。裳一生都沒有走出過自己生長的那片土地，どど卻在幼小的年紀走過了千萬裡的路程。然而，她們只是換了個不同的時代而已。那一時刻，我讓時空和人物交替，從她們相似的臉上，找到的是不同時間不同的環境中，相同相通的表情。想到裳，我的心情慢慢安靜下來。
どど在北京讀大學。她形體纖細，每年的春季都會因花粉過敏弄得透不過氣來。這一點我問過我的姑姑們，好像我祖母也有這樣的病狀。どど就是在那一時期出現感冒症狀，開始只是微燒，後來扁桃腺發炎，體溫升至三十八九度。敬川打電話給我們一個北京的朋友，把她接到武警總醫院，住了三四天。燒似乎是控制住了，她的病假也用完。朋友把她送回學校。我們忙於庸常的事務，竟然沒有理會孩子的病。後來發生的這件事，幾乎成為我和敬川一輩子的內疚。どど回到學校後，當晚又開始發燒。她同學到藥店給她買了一整盒泰諾林，藥店的人介紹說，這種藥對付感冒發燒有特效。どど只聽從了特效，卻忽略了此藥服用時間不可超過劑量。可憐的孩子，躺在學校狹窄的高低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她相信這藥是萬能的，吃了藥燒就會退去，再燒起來就再吃一次。
我那時正參加一個活動，在沙漠裡，一整天都沒有信號。敬川打通我電話的時候已經是深夜。敬川的口氣很平靜，他說，どど病了，可能要住院治療，你得放棄活動去陪孩子。我還沒遲疑一下，他立馬又說，必須明天去，越快越好！
我是坐第一班飛機到北京的，到達解放軍總醫院的時間是上午九點多鍾。幾天工夫，我的孩子瘦弱得像個紙片一樣，我一邊責怪她不早點給我打電話，一邊深信我來了她自然馬上就會好了。我對醫生們緊張的神情絲毫沒有多慮。敬川是下午趕來的，他看見孩子先是抱著哭，然後又不停地去醫生的辦公室溝通情況，我覺得他是有點過於緊張了。我看著他們給孩子一遍遍地檢查，一遍遍地會診，幾乎有些惱怒。敬川也不理我，反而要求我到醫院的賓館去休息。不就是感冒發燒嗎，哪個孩子成長過程中不發幾次燒？我心存疑惑，可他們的緊張讓我既莫名其妙又一籌莫展。他們給孩子一天輸十多個小時的點滴，還有幾百毫升的血漿。我問敬川到底怎麼回事。他解釋說，孩子體質差，需要強化營養。
四天以後，敬川帶どど去復查。查完把孩子送到病房，回到賓館後，他一下子癱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醒來後他給我看了一樣東西，是他和醫院簽訂的換肝協議書。他說，幸虧是在解放軍總醫院，幸虧是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醫學博士，要是在其他醫院，這個孩子已經沒有了。原來，醫院先打通了敬川的電話，告訴了他實際情況，他怕我嚇到，讓我蒙在鼓裡。どど被人送進醫院的時候，轉氨酶已經升到四千多，米水不進。正常人的轉氨酶是四百多，她高出了十倍。如果降不下來，立馬就會因肝壞死導致死亡。醫院的第一方案是立即進行換肝手術，否則生命危在旦夕。敬川瞞著我與醫院簽訂合同換他的肝，後來還是從美國回來的一個年輕博士建議采用保守療法，不行了再手術不遲。他成了我們家的救命恩人。許多時日後，我還常常在深夜裡陡然清醒，我的孩子，差一點就從我的手心裡滑脫出去。
敬川遭遇那場變故，我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想到必須瞞著兩邊的兩個老太太——我父親和公公都已經去世。敬川的父親一生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想他如果活著該是多麼地羞慚。而我父親那份極端革命者的清高，也會讓他不堪其辱。父親一生嗜酒，春節孝敬他兩瓶茅台，他都要問清楚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有時實在不耐煩了，就故意嗆他，到什麼年代了，人家送的就不能喝了？父親忿然而起，拍著桌子吼道，我還喝得起酒，是誰送的你就還給誰！
幸虧他們都死了，幸虧。
我的婆婆沒有讀過書，盡管她後來很努力地識字，還是跟個文盲差不多。她最怕別人說她沒文化，常常拿一張報紙，翻來覆去念念有詞地讀給我們看，一上午讀三五行，因為慢，內容連貫不起來。她根本沒有弄明白報紙上寫的是什麼，她只是做出一種有文化的姿態。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文化的老婦人，大概也不認識堅韌二字，而她活得比任何人都堅強。敬川那段時間有半年沒跟母親聯系，她也不問。姐姐們告訴她，敬川出國培訓去了，得一段時間才能回。她就說，哦。就不再往下問。她七十五歲上使用手機，每天鍛煉身體，逛超市買東西從不離手。關於她對手機的依賴有很多故事，公公去世後她一直跟小兒子在海口生活，有一次兒子帶她和孫女去商場購物，孫女要一個人去兒童樂園玩。場地大孩子多，怕出來再找她不好找，兒子就和媽媽商量，借她手機讓孩子帶一會。她斷然拒絕，說，她會給我弄丟的。兒子說，丟了我再給你買個新的。
那可不行，有誰找我怎麼辦？
小兒子說，就這一會兒誰會找你啊？
要是你哥找我呢？
小兒子扭過頭去，眼淚立馬流出來了。他愛他的兄長，那是他的手足；他也愛自己的母親，害怕母親在風燭殘年再受到任何傷害。
就是這樣一個娘，她每天都無數次地翻看手機，等待兒女們的電話。她為什麼從來不問過去三天兩頭給她打電話的大兒子的事，真是一個謎。公公死那年她七十歲，一滴眼淚都沒落，張羅著喪葬儀式，連孝布都要親手撕，唯恐亂了尺寸。我們因為悲傷和忙碌都沒有吃飯的胃口，她就強迫我們說，你爹死了咱活人還得好好活，要活就必須吃飯。
對於大兒子那段時間的事，婆婆是真的不知道，假裝不知道，還是害怕知道？
敬川半年之後才撥通母親的電話。他說，娘啊，我在非洲學習，這裡很落後，電話不好打。你好好保重身體，等我回去。我當時在敬川旁邊聽著，我想以她慣常在兒女們面前的態度，估計會破口大罵。你翅膀硬了，說走就走，不要你娘了？但她的平靜讓我震驚，她告訴兒子，好好照顧身體。什麼都不是你的，只有身體才是你自己的。
敬川掛斷電話號啕大哭。娘這一生太不容易，她始終在與命運抗爭，從不低頭。她遇到婚姻但沒遇到愛情，她熬到四世同堂但沒熬到兒孫繞膝。人間的風刀霜劍她經歷了無數，生了又死，死了再生。我們沒人明白她的內心究竟怎樣想，或許她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兒子是活著的，肯定這比什麼都更讓她振奮。
我進婆婆家差不多三十年了，了解她的性情。她不會拉家常，不會說句溫柔的話，不會與兒孫輩們溝通。大家都像神一樣敬著她，但沒有人會喜歡她。どど從懂事起就不喜歡奶奶，她不會疼人。どど三四歲的時候，曾經糾纏奶奶給她講故事。奶奶說，我不會講故事。どど說你要不講我就不喊你奶奶。奶奶被她逼著，顛三倒四地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年發大水，全村的人都被水沖走了，只有兩個麻利的年輕人爬到一棵大樹上。一個年輕人手裡拿著一個金元寶，另一個抱著一個老南瓜。拿元寶的人就跟另一個商量，我拿我的元寶換你的南瓜行不行。抱南瓜的人看著一大團光燦燦的金子，眼睛都綠了，天底下還有這樣的好事啊？他幾乎沒有猶豫，就換了元寶。水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才退去，換了南瓜的人餓了就吃一口，得了金元寶的人卻活活餓死在樹上。
どど說，奶奶，這也叫故事啊？
這是我認識婆婆的三十年裡，唯一聽她講過的一個老得沒有牙的故事。
我已經說過，我媽十七歲參加革命，跟我父親的資歷差不了多少。母親天生是樸實無華的性情，做了一輩子領導干部，兒女們也都發展得很像個樣子，她卻至今不肯邁進現代化的門檻——退休之後第一次坐飛機。只要她自己在家，永遠不開空調。到現在不會使用手機。家裡的電燈總是關得只剩下一盞最小的。母親退休以後隨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們常常給她買點像樣的衣服，在那樣大的城市裡穿著也讓她和孩子們有面子一些。她看都不看，就把衣服關在櫃子裡，日常穿的都是她自己做的，棉布鞋襪，她說舒服。我有時候實在看不下去就責怪她說，你一個老干部，還不如一個鄉下婦女講究。知道的是你自己不願意，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不孝順！媽媽也不爭執，但是絕不會因為我們有任何改變。她對我小妹說，日子舒服不舒服是自己過的，又不是讓別人看的。媽媽跟姥姥一樣，一輩子沒戴過任何首飾，我有時給她一兩樣，她堅決不要，嫌戴著礙事。
媽媽一生喜素食愛勞動，看起來身體非常健康，家裡外面爽爽利利地做事，好像從來不知道疲倦。有一次老干部體檢，本來她不想去，在我們的勸說下去了。檢查結果出來，把我們嚇了一大跳：脂肪肝、嚴重的心肌缺血。可能與她年輕時過度勞累和嚴重的營養不良有關吧，可是脂肪肝是怎麼得的？她幾乎很少吃肉，更不喜油膩。媽媽性情溫和，很少跟別人較勁，卻會因為生活中的一點小事而惴惴不安，到後來常常出現瞬間休克，尤其是最近兩年。我曾經有一個時期覺得活著很無聊，渴望一覺睡過去不再醒來才好。可我最擔憂我的母親，我們哪一個不好好活著，怕都會要了她的老命。
敬川對我的父母特別孝敬，尋常的日子，都是他時常給老人打電話，而我則很少跟他們聯系。我知道事情終究瞞不過媽媽，就讓哥哥給她透一點風,女婿被調查，沒多大的事，相信組織會給他一個結論。有一天晚上，媽媽十一點多給我打電話。聽到她的聲音，我的心幾乎吊到了嗓子眼上。她通常都是早睡的，這麼晚給我電話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果然，媽媽跟我劈面就談敬川的事情，媽媽說，我和你爸一直都擔心他，他太直露，干事也太急。咱們這個官場幾十年來就是這樣，干事的人容易出事，找事的人容易出事，就是混事的人不出事，歷來如此。我默然，爸爸媽媽一輩子沒有和我們談過這些，可是他們是從政治斗爭的大風大浪裡闖過來的，官場上的招數他們什麼不懂？我問媽媽，你們過去怎麼從來沒給我們談過這些？媽說，談有什麼用？那是你們的命！媽還說，就像你爸，誰見過像他那麼革命的人，可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那些年，他一次運動都沒躲過去。我嫁給你爸，最擔心最折騰人的不是家裡的那些大小事，是運動。你爸挨斗最嚴重的那會兒，我每天什麼都不想，只想法給他做好吃的，把家裡吃飯的錢拿出來給他買酒喝。他挺住了，我們就有片天，他要是挺不住我們的天都塌了。女人活著不容易，男人活著更不容易。都說女人是為男人活著，可是有幾個男人不是為自己的女人孩子活著？
金地在最灰暗的日子裡，常常泡在茶裡尋求解脫。她覺得揚州人說的“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很有意思。茶只要進入肚子裡，人就真的只剩下一張皮了，連思想都被溶解在茶湯裡，茶能讓她的心迅速地沉穩而熨帖。在外面奔波的時候，偶爾會收到她常去的那個茶莊新茶上市之類的信息，突然間眼睛就濕潤了。這讓她覺得她迷戀著茶，茶也迷戀著她。茶不能替代食物，但卻有一種比食物更安心的東西。食物有時是帶有屈辱成分的，要妥協，要討價還價，因為它賴以活命。茶卻是不屈的，它有它的尊嚴，它也給你尊嚴，任何時候茶水都蘊涵著通體的尊貴。碧綠、橙紅、金黃，每一種表現都聖潔無比，美麗到讓飲者生出朝拜之心。
寫作累了，金地會像只蝴蝶一樣，翩翩舞動翅膀，隨意讓自己落在一個什麼地方。茶莊她喜歡去，隔壁一個小小的玉器店她也常常進去晃悠。她把自己的日子嵌在茶和玉之間，就像嵌在道和儒之間一樣。一邊是出世的，像茶煙一樣飄逸；一邊是入世的，像和田一樣溫潤。她願意沉浸在這樣的日子裡永遠不出來。可是那一天，金地覺得自己的心癱軟了，不是手和腳，不是胳膊和腿，是一種徹底的無力感。失去思想的能力，連疼痛都消失了。她躺下，感覺自己是一堆肉泥，或者像一個百節蟲，正一節一節地枯萎，她能看到它們不斷萎縮和塌陷的過程。是該睡去了，一覺能睡到五六十歲多好，所有讓她發愁的事情都過去了。可她只能睡上五六個小時。現在是凌晨一點，明天八點鍾她必須得爬起來，不能逃避。母親在等著她，女兒也在等著她，還有老公。明天一天她都得為了他們而活著，其實一直以來她就是為了他們而活著。但是明天更具體，目的性更強。那些事情在那裡瞪著眼睛瞅著她，在跟她角力。其實她根本不怕這些事情，她怕的只是在解決之前，要與它們一次次地面對。她很煩，也很痛苦，也因為痛苦而更加莊嚴。
似睡非睡之間，金地爬起來戴上自己的那只玉鐲，或許這樣更安心一點。
父親的葬禮上，慟哭的背後，也有許多悄悄的說笑。在參加了越來越多老人的葬禮之後，我覺得這其實很正常，要不怎麼把老人的去世叫做白喜呢！父親卒年七十七歲，照理正是享福的年紀，可是這個年紀對於死，也完全可以體面得說得過去了。他已經比他爺爺多活了十三歲，比他爹多活了十二歲。盡管父親算是無疾而終，但最後的兩年，他飯吃得極少，走路都很困難。他這一輩子，除了政治軌道他無力掙脫以外，其他一切完全是跟著感覺走，覺得自己不行了，便不再抗爭。有很多老人活得非常積極，運動養生保健，刻意改變自己。可是他不，我的父親一生沒有做過任何體育鍛煉，至少我們沒有見過，就連他吹噓年輕時游泳的本領如何高強，我們誰也沒有見過。他對自己的身體不作任何個人努力，除了吃藥。從我記事起他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藥，每次搬家都忘不了他的藥箱。其實他只是肺部不好，極端氣候下常常哮喘。他聽醫生的，也聽電視廣告的，只要人家說某種藥對哮喘和肺有好處，他就會一次買許多，長達幾年不間斷地吃。
我們並不知道父親的心裡到底想些什麼，他最後的日子行動艱難，常常沉默不語。對他的死他自己是怎麼看呢？我相信，當他走在回家的路上給哥哥交代後事的時候，他是想到自己的死了。他看到了，死在那裡等著他；但他像一生習慣做的那樣，平靜地，毫不聲張地接受了。
我和哥哥們忙忙叨叨地迎送前來吊唁的親朋好友。父親一生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工作賣力，干什麼事情都下死力氣，干到最好。其實官場上的事他又能懂得多少？既不知道籠絡人心，更不知道逢迎上級，往往一句話把人給撞到南牆上。他脾氣異常暴躁，看工作比看人重要，從不敷衍塞責。但是與他相處過的同事最後都認可他。他沒有孬心眼，完全憑本色和原則行事，心中有什麼就吐什麼。私下裡他也是個熱心腸，下屬嫁閨女娶媳婦他都幫忙，哪家老人去世他都誠心誠意地幫助安排後事。父親去世後，許多同過事的人都來看他，念叨他的好。對父親的去世，媽媽既傷心又欣慰。她的傷心在於，父親沒有躺在病床上讓他伺候一段時間，就那麼說走就走了，連句後話都沒留，這對於一個妻子來說，終歸是一個遺憾。也許她既需要丈夫給她一個評價，也需要自己給自己一個評價；妻子不但是一個位置，還是一份使命，她認為。而她的欣慰在於，看見那麼多的人來看他和她，他覺得父親這一輩子過得值，給他自己，也給他的家人，掙足了面子——這個來自於外部的簽注，也是她最後所需要的生命的蠟印。
父親人生最困難的一段時期，どど已經臨近大學畢業了。她那時像變了一個人，像個小母親，一個人把天撐起來，處處還要操心我。我看著她穿著平底的小船鞋，細瘦的身子不停奔忙著，臉上是不曾有過的平靜和篤定。她畢業時拿到了優秀畢業生、優秀論文和多個征文大獎，連體能達標都是第一個過關。她儼然成了小明星，學院領導見了都豎大拇指。她上台領獎時，穿著挺括的軍人服裝，胸前別著大紅花，讓我激動了很長一段時間。魯嘉那段時間幾乎用一半時間守著她，上課送下課接，唯恐她有任何閃失。どど下基層實習時，有一天哭著說她想爸爸，魯嘉告訴她，爸爸不在身邊的日子是暫時的，我卻會永遠陪著你。所有人都贊歎她的堅強，只有魯嘉一個人看到的是她的脆弱。他把她攬在懷裡，像托著一件瓷器，一天天仔細地守護著。
どど長大了，她覺得她有責任擔當起這個家。她給爸爸的信中寫道：我長大了，我二十歲以前，你和媽媽給我帶來的愛已經足夠了。此後的日子，我要靠我的努力讓你們的生命因我而精彩。
どど還說，爸爸，你少年得志，生活只是太順了，做官做到多大才是個頭？現在上天開始眷顧你，女兒相信你會是個真正了不起的人。
どど說，媽媽，你必須振奮起來。作為一個女人，你是如此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你是我爸爸的妻子，我的媽媽，你就不能倒下。
我的孩子啊，你的出生不僅僅是我們血脈的延續，你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與我們同在。
有一天我伏在どど的臉上給她修剪劉海，突然覺得還是二十年前，她的嬰孩時期。我為她剪去胎毛的瞬間，她已長大成人。
我和どど在雍和宮門前遇到一個人，一定要為我們看相。我們加快了腳步，他追著說我的相貌多有福氣——終於逃開，汗都滲出來了。我喘著氣說，算命的從來都說我們一家人的命好。我們的命好嗎？
好。どど肯定地說。
真的？那你爸呢？
我爸不好嗎？你見過誰有他這樣的經歷？而且，誰知道有什麼事情在後面等著他呢？
後來，我拿同樣的問題問我的朋友，我的命好嗎？然後不待他們回答，我便說，該算是好的了。就算是最難過的日子，你們都讓我和どど過得如此從容，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我的好命都是你們的好命拼接起來的，你們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了我，給了我們。因為有了你們，我的命真好。
生活中我會怕許多東西，比如蟲子、蛇、噪音，甚至想象中的魂靈。但是對特別重大或者危險的事情，我好像從來沒有害怕過，比如自己的死。從小到大，我乘坐飛機輪船火車汽車，從不考慮它們安全與否。どど上小學的時候，敬川拉著她去辦什麼事情，轎車在路上同一輛疾駛的卡車相撞。車頭被卡車削去。因為是借朋友的車子，我見到他們立刻詢問車是不是廢了。敬川很生氣，說孩子就在前座上，你怎麼不先問問我們倆怎麼樣？我當然把他們看得比車子重萬萬倍，但只是覺得他們的安全不會有問題。2006年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日本訪問，飛行途中遭遇強氣流，我能清醒地感覺到飛機幾十米甚至幾百米地往下掉，好多人嚇得尖叫。我依然鎮定地瀏覽著機上的雜志，一點也不擔心。眼前這一年，我好像對生命格外珍視，不願意去旅行，拒絕參加活動，萬不得已出去也是匆匆地回。其實家裡並沒有什麼事情等著我，但我還是願意在家待著，唯恐錯過了什麼。
六月裡，北戴河有個活動被我推掉了。內蒙也有個會議，怎麼也不好再推脫。提前幾天我就開始不安，只是機票已經定好了，不好意思反悔。臨出發的前一個晚上，我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就走到樓下去洗頭，我情緒緊張的時候常常去理發店洗頭。老板娘熟悉我，詫異地問我，怎麼這麼晚來洗頭？我告訴她明天要出差。為我洗頭的小妹一向不怎麼說話，那天話卻特別多。她先是問我到哪裡去，坐火車還是坐飛機，一直問到我坐飛機是不是安全，會不會難受。我告訴她我不會難受，心中已是不悅。她突然再發感歎，今晚的風好大，明天若是刮風你可就倒霉了。她只是想說話而已，估計對說話的內容自己都沒怎麼想。吹頭發過程中我一句話也不想說，吹完我就匆匆地離開了。朝家走的路上，我給女兒發了一條短信，交代了一大串子事情，包括我的小狗毛豆的安置。兩分鍾後どど打來電話，問我怎麼突發神經病。我笑著說，學習我的二叔，每次出差都要把女兒叫過去安排後事。說著說著，我漸漸安靜，給她講了洗頭的事。どど說，既然你說了，災就破了，安心去玩吧！又補充道，不想去就不要勉強自己。第二天，我乘坐的是早晨八點多的飛機。七點趕往機場，路上接到我哥的電話，問我幾點的班機。我回答已經在去機場的路上。他說，一路順風。我差點叫起來，風已經夠大了，你還想把我吹到哪裡去？
這一天，我先是從鄭州趕到北京，飛機正點。在北京未出機場，一個小時後轉去呼和浩特，飛機仍然是正點。來之前查看呼市的天氣預報，有雷雨。飛機落地時卻是艷陽高照，我的心情頃刻如同闊朗的天空，一絲雲彩都沒掛。
會上意外地和順子撞見，我們倆有許多回的相見，從來都是撞一起。本來很相好，分開了卻一個電話都不肯打。偶然遭遇，越加喜出望外。那四天，除去她要瘋著同一幫作家編輯們豪賭，我們幾乎都在聊，無頭無尾，沒完沒了地聊。我有時語出驚人，告訴她我置生死於度外。她睥睨地望著我，說，你老人家可真敢往自己身上捅好詞兒。我說，是真的。那一會，玩笑話被我說得認真起來。我真的丟掉了與生俱來的怕，我都四十六歲了，也算是一個可以死的年紀了。我，一個不肯努力的小女子，靠著一點小天分，該見識的都見識了，該得到的也都得到了，還能對生命祈求什麼呢？沒有讀過萬卷書，萬裡路卻是早已踏破了。剩下的事情也都有剩下的辦法：母親有妹妹照顧，女兒已經上路，至於我的先生，我相信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開拓自己的新生活。人如果想明白了，生死就不是一個問題了。
問題倒是有，那就是，要為不死找一個正當的理由。
在內蒙參加了頒獎會，然後看幾個景點。我有點遺憾，什麼都安排到了，卻是沒有去草原看看。田兄說他和我想的一樣，來，奔的就是大草原。是草地羊群，是篝火和肥嫩的烤肉。最後一個晚上，從鄂爾多斯返回呼市，因為吃太多的食物，大家一致決定出去散步。順著賓館的小水泥路出去，大約走了幾裡，看到了一望無垠的草原，而且尋見了羊群，有幾百只。零星的蒙古包裡閃出微弱的燈火，除了我們，一路上再沒見著任何人。我們在酒店開了幾天會，卻不知道酒店就建在大草原的中央。
身處草原的人們，卻四處尋找青草，這多像我們漫無頭緒誤打誤撞的人生啊！
從內蒙回到家中，昏睡了兩天。我給どど打了一個電話，說，若是你們有了孩子，大名讓你婆婆家起，可無論你們生男孩還是女孩，我都要為他取個小名兒。どど笑得收不住，說你要取個什麼名兒呢？我說我要叫他糖果兒。どど說，還不錯，就依了你。
糖果兒——
我們永遠不能准確地預知自己的將來，但對過去的日子總該知足吧！難道我們握在手裡的生命，還不夠甜嗎？
我祖母那樣活，是甜的。
我母親另一種活，是甜的。
我這樣活，是甜的。
我女兒以她的方式活，也是甜的。
這甜的生活，如果不把它叫做糖果兒，怎麼配得上它？
原刊責編 王小王本刊責編付秀瑩
責編稿簽：好作品都是由作家的血肉寫成的。人物的精神身軀中，一定有作家的血液奔流，人物的命運跌宕中，一定有作家的淚水飛濺。作家的幸運之處在於，他能夠把一世活成幾世。在現實和虛構之間自由往返，通過文字，把現實世界中的缺憾加以藝術化修復，把人生中的傷痛給予想象性撫慰。幾代人的命運悲歡，交織成一幅生機勃勃的生命畫卷，恢弘中有哀婉，悲涼中有欣悅，沉重中有飛揚，苦澀中有芬芳。鮮活蓬勃的心靈細節，起伏湧動的情感潮汐，在幾乎天然的、全無雕飾的書寫狀態下，雜花生樹、枝葉紛披，元氣豐沛而蔚成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