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鄰居》文\荊永鳴
選自《人民文學》2012年第8期
【作者簡介】荊永鳴：赤峰市人。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外地人》、長篇小說《陡峭的草帽》等。曾獲《小說選刊》獎等多種文學獎。中國作協會員，煤礦作協副主席，北京作協合同制作家。
1
剛到北京的時候，我和妻子一直住在餐館裡。我們的餐館不大，六張散桌，一個包間，包間旁邊有個四平方的小耳屋，外加一個油乎乎的廚房，僅此而已。當時，北京的小餐館差不多都有兩種功能：白天是餐廳，夜裡做宿捨。我們的餐館也不例外。晚上打烊了，休息了，男伙計睡前廳，女服務員住包間，我和妻子就在那間四平方米的小耳屋子裡下榻。整個餐館，從裡到外，橫七豎八，到處都是放倒了的人體！
有句話，睡在哪裡都是睡在夜裡。其實不一樣的。睡著了不用說，人就是一塊呼吸著的肉，靈魂可以乘著夢的翅膀盡情遨游，醒著的時候則不行，干點什麼都不方便，極其別扭。為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議妻子，到外邊去租間房子，哪怕小點呢，破點呢，都行，沒關系，只要關鍵時刻能讓人喘幾口粗氣就好。可我妻子總以“餐館剛開業，死活還看不出個上下呢”為理由，一次次推諉。她說，還是等等吧，看生意能不能穩定下來，剛跑出來創業，這麼點困難都克服不了哪行啊，你說對不對？
我承認她說得對，有道理。可一想到夜裡的處境我就很煩，覺得她的道理太注重理論而忽略了實際。而實際一點的話我又不能說，也沒法說。是啊，困難，困難，不就是困覺的時候有點難嗎？身為女人，她能夠克服並且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我還能說啥呢？那就挺唄，熬唄！結果一直熬了三個多月，她才主動提出到外邊去租一間房子。需要說明的是，不是她熬不下去了，也不是因為我們餐館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而是高大腦袋一句話讓她受到了刺激。
高大腦袋是我在煤礦工作時的鄰居。他比我大三歲，我很崇拜他。他是個婦產科醫生。一個男人為什麼要做婦產科醫生？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遺憾的是，在煤礦的時候我從沒有跟他探討過這樣的話題，只是覺得他的職業挺好的，很神秘。一見面，我就喜歡拍著他的肩膀，悄悄地問他，又把誰給看了。或者說，高大哥，今天又看了幾個？這時候，他就會用一種鄙夷的目光盯著我說，你眼熱了是不是？告訴你，哥們兒看一百個可以當標兵，你多看一個那叫犯錯誤！知道不？我就嘿嘿兒地樂。
高大腦袋不僅是個出色的婦產科醫生，同時他還喜歡琢磨政治。有天晚上，我去他的值班室裡聊天，他語重心長地說，老弟啊，國家的形勢要變了。我問他怎麼個變法。他說打個比方，用不了幾年，只要有錢誰就可以把這座醫院大樓買下來！現在看，這無疑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話了，可當時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大樓可是企業的，企業是國家的，你想買就能買？做夢啊？我說這你可吹大啦！他說你不信？那就走著瞧！沒料到，幾年後他的話果真應驗了——倒不是說誰真的買下了那座醫院大樓，而是說公有變私有、變民營、變股份制等經濟模式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事實。這件事，讓我對高大腦袋特佩服！一個偏遠煤礦的婦產科醫生，他對國家形勢看得咋就那麼准呢？我到了北京這些年，也常聽一些人談論國家大事，說這事這樣，那事那樣；誰該上去了，誰該下來啦……聽口氣，猶如板上釘釘兒。可從後來的情況看，他們預測得一點都不准，就像那種常常出差的天氣預報，說是明天有大到暴雨，第二天卻風和日麗，一個雨點兒都沒落。挺尷尬的。
書歸正傳。那年夏天我從北京回到了煤礦。晚上幾個哥們兒請我吃飯。我剛走進一家餐館，就碰上了高大腦袋，他一把撈住我的手，鉗子似的握。當時高大腦袋已經是一家私人醫院的大股東兼院長了，身份變了，人沒變。他還是過去的樣子：不僅腦袋比一般人大一些，身材也魁梧，能喝酒，只要眼角上帶著血絲，至少一斤白酒灌下去了。他紅著眼睛看著我，問我啥時候回來的，話未說完，他便鉗著我的手，硬往一個包間裡拉。
包間裡一大桌男女。已經喝得烏煙瘴氣。有認識的，便一驚一乍地迎過來和我握手，寒暄；不認識的，就坐在那裡生著眼睛看著我。一陣小小的騷動之後，高大腦袋伸出兩只手，向下壓了壓，意思是讓大家靜一靜，他要講話了。高大腦袋喜歡在這樣的場合講話，口才也好，隨便扯出個話題就能滔滔不絕。這次講話，他主要是稱贊我是個敢闖敢干的人，能順著時代的召喚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去創業，令人欽佩！與此同時，他還特別稱贊了我的吃苦精神——前不久，他趁出差的機會曾到我餐館去過一次，對我在北京的情況，也算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說到我和妻子住宿的地方，他巡視了一下眾人，說你們可能想象不到，就這麼大個小屋……他伸開兩只胳膊比劃著，同時回過頭來看著我，幾平米？我說四平米。他像拍蚊子似的往腦門兒上拍了一掌，說，媽的，這記性……對了，四平米！你們說，四平米的屋子，一張小床，兩口子咋睡？誰說對了，我喝一杯酒！半天沒人吱聲。後來還是兩個女人說話了。女人對於這種競猜式的提問，或者“互動”，總是顯得比男人更積極、更有興趣一些。一個說，擠著睡唄。另個說，輪著班兒睡？高大腦袋看都不看她們，他失望地搖搖頭說，不對，都不對……你們的想象力咋就這麼差呢，跟你們說吧，人家兩口子是摞壓摞地睡！頭半夜，是他在上邊，弟妹在下邊；後半夜，是弟妹在上邊，他在下邊……
幾秒鍾的靜止之後，在場的男男女女可沒樂死。跟著一陣七長八短的笑聲，我也樂了。坦率地說，我並沒感到有什麼難為情，哥們兒嘛，開句善意的玩笑沒什麼，很正常。當時還沒等走出那個包間呢，我就把這事兒拋到了腦後。
再次想起高大腦袋那句話，是我回到北京之後的事了。那天夜裡，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覺，便浮想聯翩。想著想著，竟禁不住撲哧一聲樂了。我妻子問我咋的了。我說沒咋的。那你笑啥？她用胳膊撐起身子，詫異地看著我。這時候，如果我再說沒笑啥，因此而產生的後果就不好了。試想，假如有人在你身邊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又說沒笑啥，你會怎麼想呢？我是個心理素質很差的人，不喜歡在一些無聊的問題上制造懸念，折磨別人。於是就把高大腦袋那句調侃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她。我妻子聽後也樂了。她沉吟著說，這個高大哥……他可真流氓！接著就再也沒有了下文。很長一段沉默之後，四平方米的黑暗中，我聽到了一聲悠長的歎息……第二天早晨，還沒起床，我妻子就很認真地叫著我的名字，她說是有個事兒想跟我商量商量。
我問她啥事兒。她說她考慮了半宿，還是去租個房子住吧。
我說租不租都行，無所謂。說真的，我都麻木了。
她說，租！
我用她以前對我說過的話提醒她，租個小點的平房也得六七百……
她說，那也租！
2
1998年的北京租房很困難，不像現在——現在有租房網，有大大小小星羅棋布的中介公司，信息鋪天蓋地，你想租哪個地段的房子，哪個價位的房子，只要在網上一搜，“嘩”就會出來一大片，讓你可著勁兒地挑！那時候不行。互聯網還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房屋中介也少，信譽還差，有的干脆就是騙子——想租房呀？有哇，什麼樣的都有。去看看行嗎？行啊，先交二百塊錢勞務費。看成了，再付一個月的租金；看不成，勞務費不退。不退就不退吧。那就走，上車！車子是個破夏利，開得嗡嗡響，好歹沒在路上散了架。到了地方一看，房子沒說的，位置，設施，都挺好。一問租金，眼球差點蹦出來，這不是在訛人嗎？話一出口，房主的眉毛都立起來了，師傅，您怎麼說話呢？想租就租，不租拉倒，什麼叫訛人啊，是不是？遇上這樣的茬兒，你不生氣就怪了。心裡想，我不租了可行吧？一氣之下，那二百塊錢的“勞務費”就這麼打了水漂兒。
我剛到北京尋找開餐館的房子時，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兩次之後才恍然悟出這是個騙局，是個圈套！當然了，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圈套，鑽不鑽，全憑你的智慧，同時也在於吃一塹長一智。這次租房，我就沒去鑽那種騙子公司的圈套。
我鑽的是胡同。北京的胡同太多了——猶如這個城市肌體中的毛細血管，不計其數。當時我鑽的都是我餐館附近的胡同：什麼大紗帽胡同，南口袋胡同，磁器胡同，取燈胡同……尋尋覓覓，一連轉了好幾天，沒找到一家出租的房子，倒是遇見不少戴著“治安”袖標的老頭、老太太，他們一律用警惕的目光看著我。每當這時，我就趕緊迎過去，躬著身子，討好地叫著大爺或大媽，問附近有沒有出租房子的。
客氣的，說沒聽說。
冷漠的，說不知道。
熱情的，說想租房啊，您得去找中介公司，知道嗎？
白扯。一點有用的信息沒有。
後來我才知道，想出租房子的人不是沒有，而是有關部門管得太嚴，房子不能任意出租——尤其不能出租給不知底的人，不明身份的人，不三不四的人，更甭說，萬一鬧出個販毒吸毒、賣淫嫖娼、殺人越貨等刑事案件來，房主要負連帶責任，輕者罰款，嚴重的，沒收房子的都有。因此一向遵紀守法、謹小慎微的北京市民，即使有房空著，鎖著，哪怕讓蜘蛛在各個角落裡忙忙碌碌地結網呢，也不敢輕易出租。更不敢到大街小巷去張貼小廣告。不像後來，小廣告到處都是，害得那些城管人員怨聲載道，整天捏著那種塑料的大可樂瓶子往上滋水，洇，然後用小鏟子或小刀片之類的工具，細著眼睛一張張地清除。好不容易清理出個模樣了，差不多了，本以為明天掃掃尾，就徹底OK了呢，可第二天一看，又是一層！氣死。
我租房的時候，北京的大街上還沒有那麼多的“牛皮癬”呢，胡同裡則更少。偶爾發現電線桿或廁所的牆壁上貼著巴掌大一張小紙，我都會眼睛一亮，湊到近前一看，卻是“包治各種性病，尖銳濕疣，一針就好！”令人沮喪。
我妻子也沮喪。她說北京怎麼這樣呢，有錢都花不出去。我說還是錢少，有個百八十萬的試試，賣樓的多得是，打個電話說不定就會有專車來接你。結果竟把我妻子說惱了。她說你想租就租，不租拉倒，少跟我抬槓行不行？其實我說的都是實情。後來，就在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倒是胡冬給我提供了一個信息。
他說，大哥，我聽說你想租個房子？
我說，找了好幾天了，沒有。
他說，嗨，你咋不早說呀！
胡冬是個三十多歲小伙子。我沒接手這家餐館之前，他就在對面的牆角支了個爐子，賣燒餅。最初，我對這個東北人沒什麼好印象。他不僅剃個光頭，前胸上還刺著一條張牙舞爪的青龍。這種扮相，要是放到今天就沒什麼了，比之於那些陰陽頭、雞冠頭、紅頭發、綠頭發等種種怪異的扮相，胡冬算個啥呀，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可當時不行。人的個性化追求還很單一，不像現在這麼“多元”，這麼變了態似的誇張。或者說，大多數人的觀念都很保守——比如我，只要見到剃著光頭、或前胸後背上紋著這樣那樣野獸的人，我就會做出這樣的判斷：這不是搞前衛藝術的人，就是個流氓！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狹隘的認識，第一次見到胡冬時，我就覺得這家伙不是個好鳥兒。沒事的時候，他喜歡站在我餐館的外邊光著腦袋往裡看，四目一碰，即使他沖著我齜牙一笑，我也懶得理他。直到他和嘎子發生了一場沖突之後，我對這個人的看法才完全變了。
嘎子是附近有名的痞子。他三十多歲，個子不高，瘦。走路的時候腰部不動，兩條腿彎得像個哈巴狗，身邊兒卻總跟著那麼一兩個長得不錯的女孩子。那次不知因為什麼，他與胡冬發生了口角，把胡冬一個單手“鎖喉”，齜牙咧嘴地抵在了牆上。這時候，我以為胡冬會用一招反掰腕擺脫困境，緊接著一場激烈的反擊就要開始了呢。結果卻令人失望。我眼瞅著胡冬被勒得臉紅脖子粗，氣都喘不上來了，還用一種變了聲調的假嗓子，像唐老鴨似的說了好幾句“對不起”。真是滑稽。至此，我才知道這個剃光頭、刺青龍的家伙，別說是流氓呀，啥都不是了！眼看著他被嘎子放手之後，紅著眼圈不斷地撫摸自己被勒疼的脖子，我倒覺得這個家伙有點可憐巴巴的軟弱與窩囊。
此事之後，我不僅對胡冬進行了新的估評，還漸漸發現：那些亮著光頭、紋著青龍呀、老鷹呀、虎頭呀、蠍子呀，或者在手腕上刺著“忍”呀、“恨”呀之類的人，搞前衛藝術的不多，真正的流氓也少。相反，他們大部分是從鄉下進入城市而且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剃光頭，或在身上紋一些這樣那樣的凶惡猛獸，除了反叛他們在鄉下一直承受的傳統壓抑、或在審美趣味上追求另類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他們太懦弱，不自信，害怕遭受他人的欺侮，便模仿影視劇裡的一些角色，把自己扮成了流氓惡棍的樣子。遺憾的是，這種偽裝起來的流氓到底是外強中干，在真正的流氓面前是那麼脆弱，幾乎不堪一擊。
正因為這種“不堪一擊”，我才與胡冬有了接觸。原來是個不錯的小伙子。說話慢聲慢語，燦然一笑，便露出一只好看的虎牙兒。講到過去一些事兒或形容一個人的處境時，喜歡說“可悲慘”。他做的燒餅也好，有鹹、甜兩種，色澤金黃，看上去挺硬，咬一口酥脆。偶爾，我會用他的燒餅給我餐館的伙計改善一下早餐，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了交往。
胡冬告訴我，在我餐館北邊的一條胡同有個21號院，院裡有間房子對外出租，不知道租出去沒有。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兩個月前他曾在那間房子裡住過。我問他為啥不住了。胡冬撓了撓腦袋，吞吞吐吐地說也不為啥，就是和院裡的人鬧了點意見，說起來可悲慘……不說了，一說我就來氣！不說就不說。別人不願意說的事，我從來不問。
我跟著胡冬潛入21號院的時候，正是北京人民上班的時間，也是那些不上班的老年市民去菜市場或出去遛彎兒的時間。院子裡空無一人。我們在“左手第一家”找到了胡冬所說的房子。這是一間倒座子房，門外邊圍著一圈木板柵欄，柵欄門上沒有鎖，只用一個小鐵鉤掛著。我們進入柵欄之後，胡冬站在門口側著耳朵聽了聽，又敲了敲門，沒有動靜，他便湊到旁邊的窗戶，用兩只手遮住玻璃的反光往裡窺視。他說沒人住。我說真的嗎？胡冬側過身子，把窗戶讓給我。我用同樣的方法看了看，遺憾的是窗子太小了，只看得見屋子裡的一部分。胡冬問我想不想進屋裡看看。我說你有鑰匙？胡冬轉身向院子裡看了看，從柵欄的木板縫裡抽出了一截小鋼鋸條，詭秘地一笑，他說這是一把備用的“鑰匙”，他在這裡住的時候總習慣把鑰匙鎖屋子裡。說著，他把小鋸條順著門縫塞進去，上上下下地滑動著，找感覺，捅。這時候我突然害怕了，萬一被人撞見，豈不成了挖門撬鎖的啦？我趕緊壓低聲音說，算了算了，別捅了，我不看啦！話音未落，胡冬手裡的鎖把兒“卡兒”地轉了一下，門開了！
從進去到出來，也不到十秒鍾。我太緊張了。屋子很簡陋，是長條型的，當中打了個隔斷，被分成裡外兩個小間，裡邊有一張光板的雙人鐵床，外邊放一對很舊的布面單人沙發，此外，就是那種糊了報紙而且已經很舊的牆壁了。我草草看了幾眼，便催促胡冬趕緊離開。謝天謝地，我們帶上門，又從大雜院裡溜出來的時候，總算沒碰到一個人。
3
接下來便是聯系房主。此人叫劉大平，五十多歲，大個子，在一家食品廠工作，是個小頭頭。那天下午，他如約來到我們餐館。在詳細地詢問了我們的一些情況之後，他直言不諱地說，他的房子原本不想出租了，太麻煩！可一見面，覺得我們兩口子挺不錯，靠譜兒，他可以把房子租給我們。問到租金，他說這個不急，看中房子再說。
其實房子已經沒說的了，我心裡已經有底。特別有我們那個四平米的小耳屋子作對比，我妻子一眼就看中了。一問租金，對方開出的條件是每月六百，兩個月一付，上交租。我和妻子交換了一下意見，覺得還行，也就沒討價還價。
回到餐館，劉大平草擬了一份簡單的協議，彼此簽了字，我又預付了兩個月租金。他說成，這就齊活了！他掏出煙來，扔一支給我，又自己叼一支在嘴，點上。劉大平吸了一口煙，躊躇地說，還有個事兒……得跟您商量一下。我問他什麼事兒。他說您能不能弄條煙啊？我說……煙啊？這好辦，你說吧，抽什麼牌子的！劉大平告訴我，不是他抽，是他琢磨了半天，覺得租房子這事兒還是得跟趙公安打個招呼，最好是表示點意思。
他一提“公安”兩個字，我心裡禁不住一沉。說實話，自從開起了這家餐館，我心裡老有一種緊張感，特別是一見到戴大蓋帽的人就有點怕，怕警察，怕城管，怕工商和衛生防疫站的人……為此，我曾不止一次痛罵自己是膽小鬼，窩囊廢，又沒干過什麼壞事兒，你怕個鳥！只是不管在背後怎麼給自己打氣，壯膽，到了正章還是不行，心裡總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惶恐與不安。這簡直就是個謎。
我疑惑地問劉大平，租房還得跟派出所打招呼啊？劉大平說不是派出所，是院裡的一個街坊。我說院裡還住著個警察？劉大平笑了。他說不是警察，是人名兒，名字叫趙公安，明白嗎？我點了點頭。其實我還是不明白，既然不是公安，而是院裡的一個鄰居，我租的又不是他的房子，干嗎跟他打個招呼，還要表示一點意思呢？劉大平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介紹說趙公安這人有點各路兒，當然也不能說他有多壞，就是挺事兒的，像個事兒媽，他擔心我住進去之後他瞎攪和。
我沉吟著說，是這樣……劉大平說，看您的，其實不意思也行，沒關系。我說別介，該意思就意思吧。當時我就到餐館對面的小賣鋪買了一條“萬寶路”，外煙兒，混合型，有勁，在當時也算是挺夠檔次了。我遞給劉大平說，那就麻煩你給他送去吧。劉大平一怔，他說這哪成啊？您得跟我一塊兒去，煙得您給他，往後有個什麼事兒就好說話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趙公安住在院子的西北角，廂房，坐西朝東。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北京人的家裡。屋子不大，光線很暗，物品都很陳舊了，而且零亂。屋子中間拉著一個灰色的布簾。布簾半開半合，裡邊是一張雙人床，床上蜷縮著一個很胖的女人，看樣子是在睡覺，也許是睡著了，也許是不願意參與我們的事兒在裝睡，總之我們進屋之後，她一動沒動。布簾的這一邊，靠牆放著一張單人床，牆上貼著一幅球星貝克漢姆的彩色畫報；地中間是一張撐開的折疊式小圓桌。桌上擺著一盤粉絲，一盤白菜，兩盤羊肉片。地上一只銅火鍋剛生著炭火，整個屋裡彌漫著一股生煙味。趙公安正在忙乎著晚飯。他五十多歲，小個兒，身材瘦弱，一雙眼睛十分靈動，對於我們的不期而至，顯然有些意外和吃驚。
他“嘿”了一聲說，是大平啊！
劉大平笑著說，趙哥還親自下廚！
趙公安搓著兩只手，今兒不立秋麼？我點了個鍋子。
劉大平說，貼秋膘呀，好！
我注意到，屋裡有三只折疊的小圓凳子，但沒有多余的空間，我們又不能坐到人家的飯桌上去——只好站著說話。劉大平向趙公安介紹了我的情況，說我在附近開了個餐館，是內蒙的，兩口子特老實，不惹事兒，想在他的房子裡住一段，並說了一些“往後在一個院兒住著，麻煩趙哥多多關照”之類的話。說著，他看了我一眼。我意會到他的意思，把手裡那條煙遞給了趙公安。
趙公安怔了一下，小眼睛又是很吃驚的樣子，他說您客氣！然後轉向劉大平說，大平啊，您這就不對了，都是街坊不是？干嗎這麼客氣？一臉慍怒。
劉大平笑著說，我就說嘛，趙哥人不錯，用不著客氣，可這老弟講究，說頭次見面，不表示點兒意思哪成啊……得，一條煙唄，趙哥就甭客氣了，收著吧。
我心裡一陣溫熱。我是不是真像劉大平說的那麼“講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城裡人對一個外地人的呵護——這種感覺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請劉大平吃了一頓飯。既然成了房東與房客的關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與此同時，我把從中“牽線兒”的胡冬也叫了過來。開始胡冬還有些扭捏，幾杯酒下肚人才放松多了。他開始主動地給劉大平敬酒，而且一口一個“老房東”地叫著，一副很誠懇、很謙卑的樣子。後來兩個人越說越熱乎，你一言我一語地扯起來，我才知道，胡冬之所以從21號院裡搬出來，並不像他當時講的那樣“和鄰居們鬧了點意見”，而是被趙公安攆出來的。據說，當時胡冬在劉大平的房子裡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他每天守著那個燒餅攤兒早出晚歸，與院裡的人不相往來，倒也相安無事。直到有一天，一個老太太突然發現胡冬不僅剃了個珵亮的光頭，光著膀子在院裡洗衣服的時候，前胸上還刺著一條青龍……此事一經傳開，院子裡的人就騷動了。
真的啊？
我親眼瞧見的！
嘿，新鮮！老劉家招了個什麼人呀這是！
甭急，明兒我就叫丫滾出去！
當天晚上，胡冬就接到了劉大平的電話，讓他趕緊找地兒，說他的房子不能租了，鄰居有反映，萬一鬧到居委會或派出所去就麻煩了。胡冬問劉大平哪個鄰居有反映。劉大平告訴他，別的鄰居倒沒大事兒，主要是一個姓趙的，叫趙公安，那人多事……胡冬跟劉大平說，這事你不用管了，我去跟他說。沒想到，一說就崩了。不管胡冬怎麼解釋，求情似的讓“趙大叔”關照一下。“趙大叔”不但不理他的碴兒，還顯出一種煩得不行的樣子，把一只手掌在胡冬面前果斷地一擋，他說得！您甭給我說這個，誰的房子您找誰去，跟我說不著！知道嗎？
按理說，趙公安的話也沒錯。可胡冬心裡明白，這件事就是趙公安在其中作的梗，他心裡憋著一肚子氣，又不好直說，便一聲不吭地瞪盯著趙公安。在我的想象中，胡冬的眼鋒肯定是有點硬了，再加上他的光頭做輔助，反而刺激出了趙公安的一種激情。據說他當時就不讓了。他問胡冬瞅什麼瞅？想打架是不是？說著，他還兩手交叉，揪住自己的上衣下擺，把一件灰色的老頭衫從腦袋上捋下來，往地上一甩，然後“啪啪”地拍著自己搓衣板似的胸脯，聲音響亮地告訴胡冬，“有種往這打！”他這麼虛張聲勢地一叫板，街坊四鄰全出來了。
怎麼回事兒？
有理講理，干嗎打人？
是啊，這可不是撒野的地方，知道嗎？
面對這種七嘴八舌的聲討，胡冬呆若木雞地立在那裡。他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了這樣，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招誰惹誰了？！真是糾結。
兩天後，胡冬無奈地搬出了21號院。據他講，當時的處境“可悲慘”，要不是趙大媽（一個挺胖的老太太，就住在我餐館旁邊的院子裡）把家裡一間小屋子租給了他，那段時間他就得露宿街頭了。
胡冬說得可憐巴巴。劉大平卻不以為然。他說趙公安的確是個事兒媽，但實事求是地說，這事也怪胡冬自己不注意形象：挺好個小伙子，既不是斑禿兒，又不是鬼剃頭，你弄個光葫蘆瓢兒干啥！聽說前胸上還刺了個什麼青龍？他用審視的目光看著胡冬，語重心長地說，小胡啊，不是我今兒說您，年輕輕的，好好做你的生意，在身上瞎折騰個啥呢！一番話說得胡冬臉紅脖子粗，一個勁兒地去摸自己的腦袋。其實，這時候胡冬的腦袋已經長成了一頭烏黑的短寸，而不再是那種被刮得很亮的光頭了；至於那條青龍，如果不是特意袒胸露腹，也是不易被人發現的。但盡管如此，他還是被劉大平揪住了一身毛病似的，好一頓上課！
接著，劉大平告訴我——准確地說是在安慰我，他說不管誰對誰錯，小胡的事兒已經過去了，不說了。踏踏實實住您的房子，如果院裡的鄰居有什麼說道，您別跟他們計較，我來處理！哎，對了，那鑰匙我給您了吧？
我說，鑰匙啊？給了。
4
2008年初秋的某一天，我捏著那把像通行證似的鑰匙，正式地走進了21號院。我和妻子忙乎了整整一天，把那間房子徹底收拾了一遍，又添置了幾樣簡單的家具。當天晚上，我們便迫不及待地住了進去。
有了正式睡覺的地方，我才體會到北京的夜晚真是不錯，連做夢都是快樂的。回想起此前在餐館那間小耳屋子裡所熬過的上百個夜晚，幾乎就是白費。
5
從布局上看，21號院是一座老式四合院。據說清朝末期，這裡曾住過一位武官。如今大門外還殘留著一塊不完整的上馬石，只是不見了清朝的人和馬。伴隨著歷史的不斷變遷，院裡那種“天棚、魚缸、石榴樹”的景致已全然不在，就連當初的格局業已面目全非。原來的“二進式”院落，不知什麼時候被隔成了兩個院子，一些不同年代翻蓋、或新建的房子則高低不等，大小不一。走進院子之後，給人的感覺到處是門：廚房，煤棚，淋浴間等等。院裡的居民都是老住戶，而且大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現代化生活把年輕人帶進了高樓大廈，上了年紀的老人，似乎比較適合於住在這種古老的大雜院，或者說，這種古老的大雜院也比較適合老一點的人來襯托。
住進這個院子之後，做為臨時的房客，我知道融入不了它的主體，那些老住戶，也不會因為一個外地戶的到來而改變什麼——包括他們的喜怒哀樂，包括他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更主要的是，我們必須吸取胡冬的教訓。因此，開始的時候我和妻子都非常低調，甚至懷有一種“鳩占鵲巢”般的不仗義，盡量躲著院裡的人，默默地小心翼翼地生活。
我和院裡的接觸，源於一個扎著羊角辮的小女孩。她叫楠楠，是隔壁李大媽的外孫女。當時她正在附近的一所小學裡讀書，每天放了學，由李大媽的老伴兒接回來，到了晚上，再被她媽媽騎著自行車接走。那年國慶節，我把女兒小玉從她鄉下的姥姥家接到了北京。剛見面兩個孩子就成了朋友。她們一個黑，一個白；一個偏胖，一個略瘦；只有年齡相同，都是八歲。有一天，兩個孩子在大院裡的自來水龍頭下洗手。楠楠說，知道嗎？飯前便後必須洗手，手上的細菌可多啦。啥叫細菌？我手上咋沒有？小玉問。楠楠說，啥叫細菌您都不知道？就是活著的東西，特別特別的小，用顯微鏡才能看得見……
兩個孩子洗完了手。楠楠說這水真涼！小玉卻不以為然，這水還涼呀？我姥姥家的水才涼呢。楠楠說，為什麼？小玉說，那是井裡的水。楠楠說，井是什麼樣子呀？小玉說，你連井都沒見過？就是在地上挖的洞，可深可深了！往下一看，特黑，啥也看不見！楠楠說，哎呀，嚇死我了！那人掉不下去嗎？小玉說，咋掉不下去呀？我們班裡的劉小柱還掉下去過呢，差點兒沒淹死，後來學習一點都不好了，考試淨得大零蛋。楠楠說，哎呀，是不是把他摔成笨蛋啦？小玉說不是，我們老師說，他腦袋裡進水啦。
兩個孩子天真的對話，使這個古老的院子裡充滿了童趣。我在屋子裡忍不住笑了。同時心裡湧出一種說不出的溫情與感動。怎麼說呢，住進這個院子之後，每天從一個大門進進出出的有十幾號人，能說上兩句話的都少。不是不想說，而是作為一個外來戶，我總覺得和那些坐地戶之間有一種東西隔著，看不見，卻很堅硬。但是孩子卻可以憑借她們的純真，輕而易舉地穿越了它。如此看來，如果我們能像孩子那麼單純與透明，我們眼前的世界肯定是另一種樣子。
此後，我開始用一種比較積極的目光吸收著院子的一切。一段時間之後，我知道了院子裡住了八戶人家；又過了一段時間，我便理清了哪個女人是哪個男人的老婆，哪個男人和哪個女人是鰥寡一人。起床最早而又禿了頂的男人他叫海德寶；那個細高個、總追著一只足球走路的小伙子是趙公安的兒子……
最先熟起來的，是隔壁的李大媽。那是個圓盤大臉的老太太，姿態端莊，面容高貴。搭訕起來，卻是個挺愛說話的老人。幾次之後，我便知道了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在一個派出所當所長，女兒和姑爺在街道辦事處工作。兩個子女住的全是樓房。她和老伴兒也有個兩居室，在沙子口，一直空著，他和老伴兒誰都不願意去住。我說是啊，老年人都不喜歡住樓房。李大媽搖搖頭說，不是不喜歡，主要是接收不到地氣。她用一種神秘的語氣小聲說，這院兒風水好，過去是一個武官的宅子！我樂了。您老兒在這住了有年頭了吧？敢情！我來到這院兒的時候還是個姑娘呢。李大媽告訴我，當時她老伴兒剛從部隊轉業被安置到了紡織部工作，就是為了跟她結婚才要到了這個房子。她感慨地說，那時候我才二十三，現在都六十六啦，你算多少年了吧。
我算了算，確實不短了。而李大媽的老伴兒也有七十多歲了吧。那是個不怎麼愛說話的老人，青白發，板寸頭，言語不多，但做事仔細。每天睡過午覺之後，他先是把一個很小的方桌擺到院外，然後回到家裡，拿出兩個小馬扎，擺在小方桌的旁邊。這時候，李大媽一手拿著兩個蒲扇（防蚊用），一手端著個大號茶缸子，從院裡走出來，老兩口往小馬扎上一坐，沐浴著秋天的暖陽，一直坐到傍晚。
李大媽的外孫女——也就是那個扎著羊角辮的楠楠，喜歡吃東北的鍋包肉。偶爾，李大媽會帶著小女孩到我的餐館去要一個外賣。最初兩次，我和妻子說啥不收李大媽的錢。李大媽卻執意不從，她說那哪成？你們做的是生意，不要錢，明兒我就不來啦！她言語認真，表情嚴肅，幾乎要生真氣的樣子。後來我發現，北京人注重人情世故。尤其是那些年歲大一些的老北京，最是講究規矩，可稱得上是禮尚往來的典范：假如你給他一根針，他就會變著法地還給你一條線，絕不占你的便宜。
6
接著，熟起來的就是趙公安了。坦率地說，因為有胡冬的事做鋪墊，最初我還有意躲避著他。其實，蠻好的一個人。說話高門大嗓，豁豁亮亮，給人的感覺他總是那麼快活。見了面，離老遠便會打個招呼，並不止一次地叮囑我，有什麼事兒就言語一聲，都是一個院裡的鄰居，甭客氣！
不過，時間一長，我漸漸發現趙公安這個人還真是點“各路兒”。從性情上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屬於躁動型的人，好說好動，還好斗。通常情況下，只要他不到街上去，你在屋子裡就會經常聽到他的聲音，和街坊打招呼啊，逗悶子啊，今兒個氣溫是多少度啊……或者，拖著那架兩個轆轤的小購物車從菜市場一回來，他就會跟院裡的鄰居罵罵咧咧地抱怨說，土豆漲了五分，大蒜、白菜漲了一毛，黃瓜都他媽五毛一斤啦……瑣瑣碎碎，一地雞毛。如果再來上一句：今兒遇上一傻逼，我差點沒抽丫的！——那保准是他在外邊又和什麼人吵架了。總的說來，我覺得這個瘦小枯干的人，可能是肝兒不太好，心浮氣躁，喜歡抬槓，不管說什麼事兒，都像是憋著一肚子氣似的，而且啥也看不慣。
他甚至看不慣自己的兒子。其實，那是個非常帥氣的小伙子，個子比趙公安高出半頭。他叫濤子，十八、九歲，穿一套深藍色的運動服，透出一身的青春與活力。據說濤子是在一個職業學校讀書，學的是建築，卻偏偏喜歡上了足球，而且似乎到了迷戀的程度。只要你見到他，保准就會見到足球。有時候，你剛要出院或進院，一只足球會“嗖”地通過院門口射到你腿上，嚇一跳！緊接著濤子就會出現在你面前，一縮脖，抱歉地一笑。濤子不愛說話，至少是不願跟大人們說話。但濤子喜歡唱歌。有段時間，他走裡走外的，總是在哼唱一首外文歌曲，很好聽，給人的感覺很輕松，有一種很浪漫的味道。我不懂外文，還是能聽出是前不久在法國世界杯開幕式上的主題曲：《我踢球你介意嗎》……我當然不介意。相反，倒覺得年輕人活潑一點沒什麼不好。試想，這麼一個灰磚灰瓦的大雜院，本來就是一種老氣橫秋的樣子，假如院裡的人每天都繃著個臉，進進出出，一句閒話不說，一點聲音沒有，甚至連走路都輕手輕腳的，走貓步……豈不讓人聯想到古堡裡的幽靈？那倒是一件恐怖的事。
介意的是趙公安。在我住進這個院子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和兒子就已經發生了好幾次沖突。
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都沒培養出一個會踢球的，你他媽瞎踢什麼呀！
——這是大前提，是引子。隨後，他就會痛斥濤子沒出息，不務正業，連大學都考不上，還整天抱著個足球當事兒干，將來就是個他媽戳狗牙的貨！
就在他這麼罵罵咧咧的時候，濤子要麼一聲不吭，要麼就是抱著他的足球拿腿走人。只有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才會反駁幾句。而且也絕不是個善茬兒。有天下午，我聽見趙公安又訓斥濤子了，還是“不務正業”那一套，而且越說越尖刻，他說我告訴你丫的，再不好好學習，將來就是當上市長你也是個庸官，是個棒槌！聽到這麼一句沒邊沒沿兒的話，濤子反擊了。
我是棒槌，那你去當啊。
我……
你才五十多歲，還有機會呢。
我他媽抽你丫的！
我要是你，就先抽自個兒一耳光，問問自己是怎麼活的，再教訓別人。
你他媽再說一句？！
我說完了！
父子倆唇槍舌劍，吵得十分有趣兒。我在屋子聽著，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是在我們老家，在煤礦，作為鄰居，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勸一勸，開導一下當爹的，孩子有孩子的樂趣，別老是那麼挖苦，你越是挖苦，越容易造成他的叛逆心理……可這是在北京，是在趙公安面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麼說呢，我覺得生活在大都市裡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天子腳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優越感。作為外鄉人，最好不要自以為是，否則，哪怕一句話露了怯，說不定就會被人教訓上一頓。我就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在煤礦工作的時候，有一次我帶著單位的一輛破卡車到北京來出差。晚上進了城，被馬路上的交警攔住幾次、又罰了幾次款就不說了。當我們來到一家招待所門口時，又被把大門兒的老頭攔住了，問我們是干什麼的。當時我很生氣，便理直氣壯地告訴他，我們是住宿的！老頭這才收回他伸出的一只手臂，很不情願地放我們進去。可我們的車子剛走出幾米遠，老頭又急匆匆地追了過來，敲著車窗玻璃，忿忿地喊了一句，那叫住宿！知道嗎？從此我知道，在北京，這個“宿”字的發音是“素”；而不像在我們老家那樣，所有的人都念“許”。我舉這麼個小小的例子，倒不是說趙公安像那個老頭似的那麼較真兒，那麼好為人師，而是說趙公安這個人太各路，你說啥他堵啥，甚至，你就是順著他的人情說好話，他也總能找個理由來否定你。
秋末的時候，北京一連下了好幾天冷雨。黃色的落葉粘在路面上，溜滑溜滑的，一不小心會把人撂個跟頭。那天早晨，趙公安是在房頂上被撂倒的。屋子漏雨了。他剛用磚頭把一塊塑料布壓好，人就鬧了個側摔。我眼瞅著他順著陡峭的房頂差點溜到地上，沒把人嚇死！回到地面的趙公安也是一臉蒼白，他罵罵咧咧地說，房管所那些個傻逼，前幾天就告訴他們來修房子，到現在連他媽兔子大個人兒都沒見著，我他媽的要是從房上掉下來，非去找他們算賬不可！接著，說到這房子至少有一百多年的時候，完全是出於同情，我附和著說，這麼老的房子別說得修呀，按理說早就應該拆了。沒想到，趙公安卻突然掉轉矛頭，盯著我，他說這您可說錯啦！在北京這地方，您不能說房子年頭長了就應該拆掉，故宮都五百多年了，到現在也沒拆吶！說完，他便哈哈大笑，笑完還又把這話重復了一遍，好像他突然發現了一個真理似的，還問了一句，您說是不是？
真讓人頭疼。
這就是趙公安。不僅說話太臭，噎人，他還總是憤世嫉俗。有一次，說起他原先工作的那個燈泡廠破產的事兒，他顯出既無奈而憤怒的神態，說全是被那些當官的給禍害敗的，他們自己吃飽了，撈足了，害得老百姓全都下了崗。
我問他什麼時候下的崗。
他說，快他媽兩年啦。
我說，沒琢磨著自己干點啥？
干點啥？他看著我，北京的廁所都讓你們外地人包了，我他媽的干啥去呀！
他把那個“干”字說得很重，而且聲調也拉得很長（是那種典型的京腔），聽起來很無奈，又像是逮住了理似的。其實，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種強詞奪理。不錯，隨著改革開放之後的人口遷移，城裡的外地人的確是越來越多了，但再多也不至於搶了你趙公安的飯碗呀。退一步講，即使沒有外地人承包，掃廁所的活兒你干嗎？搬磚運瓦扛沙子和水泥的活兒，你吃得了那份苦嗎？做金融，搞科研，幾天鼓搗出一個軟件的活兒你又干不了！說到底，無非是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願意做罷了。
說到外地人，我曾把我們和城裡人做過比較。我發現這是兩個不同的群體。我們是跟隨時代的步伐闖入了城市，用自己的方式尋求生存之路，什麼樣的苦都能吃，敢冒險，有時候膽子還很大。城裡人頭腦聰明，見多識廣。他們坐擁天時地利，較之於像我這樣楞頭楞腦闖到北京的底層人，無論做點什麼樣的營生，都是有絕對優勢的。遺憾的是，有些人卻把這種優勢當成了優越，當成了資本，兩手一抱，肩膀一端，什麼也不做，也不屑於做。每天無所事事，便聚到一起，位卑言高地發一些時鮮的評論，小到南方水災，大到國際戰爭；說到天氣，少不了要罵罵氣象台；談政治，總要恨鐵不成鋼地埋怨一通政治局；而一旦扯出柴米油鹽的話題，則能瑣碎地道出“今兒早市上大蒜漲了一毛，土豆漲了五分……”最可悲的是，眼睜睜看著身邊的外地人沒日沒夜地拼搏，奮斗，掙錢，對照自己悠閒、愁苦的生活，他們又突然“醒了腔”似的牢騷滿腹，認為外地人搶了自己的飯碗，抬高了城裡的物價……
我必須申明，不是所有的城裡人都是這麼一種活法，這麼一種心態。很多人還是非常進取的，比如，馮老太太。
馮老太太也是21號院裡的鄰居，而且是個七十多歲的孤寡老人。據說她很有錢，但我沒看出她有錢的樣子。她住在院子的西南角，倒座房。屋裡的面積有十幾平方米，中間打了個隔斷。外邊用來居住；裡邊那一間，則在臨街的牆壁上開了個小窗口，做成了小賣鋪。賣一些真空包裝的香腸、面包、搾菜鹹菜和牙膏、牙刷之類的生活日用品。同時，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放了一張小木桌，桌上擺了一部公用電話。馮老太太就整天坐在那個小木桌前，看著胡同裡的來往行人，等待著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生意，那種孜孜不倦的生活態度和生意精神，真是不錯。
在我看來，趙公安尚屬年富力強，精力充沛，他完全可以干點什麼，即使吃不了大苦，也可以學學馮老太太。可趙公安不那麼看。他甚至對馮老太太還頗有微詞。有一回，我在馮老太太小賣店買了一包衛生紙，剛轉身，又被老太太從窗口裡探出頭來叫住，她說還沒找您錢吶，您怎麼就走呀？年輕輕的什麼腦子呀！她嗔怪地說完，便咯咯直樂……這時候，趙公安正在門口那塊上馬石上坐著，他往馮老太太那邊迅速地看了一眼，又把一只手攏在嘴上，像是對我傳達一種重要信息似的說，快死的人了，都倒計時了，賣出一卷兒紙還那麼高興，我可真是服了她啦！
什麼也不屑於做的人，也有閒極無聊的時候。我們住的那條胡同裡有一棵老槐樹。樹下的空場上，每天上午都有幾個老頭在那裡抖空竹。據說，空竹也稱“胡敲”、“地鈴”和“風葫蘆”；抖空竹也叫“抖嗡”或者“扯鈴”，過去是一種庭院游戲，現在都是在胡同或公園裡“抖”。有一天，我發現趙公安也“抖”上了。可能是手生吧？趙公安抖得不是很好。至少不像另外兩個老頭玩得那麼嫻熟，只見他們一手執一根兩尺多長的小木棍兒，兩棍兒之間系一根很細的線繩，把線繩在空竹軸上繞兩圈，一提一送，不斷抖動，使空竹越轉越快，發出錚錚的響聲。間或，還能玩出幾個花樣兒：掄高兒、對扔……最精彩的是，他們把空竹拋到空中，落下來，用棍兒接住，能讓它在木棍兒上不斷地旋轉，然後再讓它突然跳到另一根木棍兒上——這叫“雞上架”。此外什麼“仙人跳”啦，“滿天飛”啦，一招一式，都玩得連貫流暢，漂亮！
相比之下，趙公安就遜色多了。我注意到，另外兩個老頭的空竹都是“單軸”，趙公安抖的則是“雙軸”，可能是他抖得轉速不夠，那只空竹不但發不出響聲，還常常失敗地掉到地上……不過，趙公安卻抖得很認真，而且毫不氣餒，用他自己的話說，瞎他媽抖唄，要不干啥去呀！可沒過多久，在那幾個抖空竹的老頭中，已經沒有了趙公安的影子。一問，他告訴我說，早歇活兒了，有什麼勁呀，您說是不是？
7
知道趙公安這個人喜歡錛槓頭兒，不好交流，我便盡量躲著他。但畢竟是在同一個院裡住著，而且已經混得很熟了，低頭不見抬頭見，有時候想躲都躲不了。況且，趙公安是個耐不住寂寞的人，只要逮住機會，哪怕素不相識，他也會搭訕幾句。有一次在廁所裡，我聽見他蹲在那裡一邊吭吭哧哧地用功，一邊跟一個陌生人搭訕：
外地的吧？
遼寧的。
來旅游啊？
辦點事兒。
帶手紙了嗎？
帶了。
沒帶您說話，北京人好客，知道嗎。
當時我正站在小便池前撒尿，聽了這話，竟禁不住一哆嗦一哆嗦地笑。
通常情況下，趙公安總是把一些無聊的時間安排得悠閒而精致。沒事的時候，他喜歡拎著一個挺大的玻璃茶罐子，趿著拖鞋，邁著“八字步”走出大雜院，往門外的那塊上馬石上一坐，用屁股壓著那段沉甸甸的歷史，把手裡的小收音機鼓搗出新聞——然後，就亮著他那雙機敏的小眼睛東張西望。一旦哪院裡出來個鄰居，離老遠兒，他便京腔京韻地招呼上了。
吃了嗎？他把這個“吃”字說得很重。
或者：那個破班還上吶？快歇了得啦！
他把那個“歇”字的音調拉得很長。
我住的房子緊臨院門口，朝南的那面牆上有個小窗子，正好開在了那塊上馬石的上方。通常情況下，不管趙公安跟誰說話，逗悶子，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因為都是久住一起的街坊，所問所答無非是前天或者昨天的重復，平庸，瑣屑，沒什麼意思。有天早晨，趙公安突然冒出的一句話倒是很新鮮，很有趣兒。他說，寶堂，你的鴨子是男的還是女的啊？
寶堂是19號院裡的一個鄰居。那是個古怪而有趣兒的人。他四十五、六歲，沒工作，喜歡養玩兒物。說起來，這也是老北京的一種傳統，是老北京人的一個樂兒。據有關民俗資料記載，自明朝開始，居住在北京四合院裡的皇城子民，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不分地位高低，素有豢養玩兒物之好。比如養魚，養鳥，養蟲，養獸……總之，不管養什麼，都是為了以博雅趣兒，圖個樂兒。不過，寶堂養的與過去那些老北京人養的玩兒物略有不同。他養的是一只烏雞和一只鴨子。有趣兒的是，那兩只普通的家禽，竟然被寶堂馴養得非常聰明，聽話。你可以想象，一個男人肩上蹲著一只烏雞，身後跟著一只搖搖擺擺的鴨子在王府井大街上招搖過市，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我當時的感覺是，太好玩了，簡直就是個奇人！後來我才知道，寶堂養的玩兒物，還不單單是那只聽話的烏雞和鴨子。有一次，我看見他蹲在胡同裡的一棵槐樹底下默默地哭泣，臉都哭歪了。隔壁的李大媽擠眉弄眼地告訴我，說他的一只小白兔死了，昨天埋在了樹底下，今兒個是在那裡悼念呢。她還告訴我，寶堂是光桿兒一人兒，年輕的時候結過一次婚，沒幾天兒就離了，此後再也沒找過。我在想，這樣的一個人，內心深處肯定隱藏著一種很獨特的情感世界吧。遺憾的是，我卻從沒和寶堂說過一句話。有時候，我們會在胡同裡碰個面對面，我很想跟他點點頭，搭訕幾句。可他總是扛著他的烏雞，並引領著那只鴨子，目視前方，旁若無人地從我身邊走過去。
最初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人不太正常，說白了就是有點“二”。那天，我聽見趙公安問他那只鴨子是男的還是女的，沒想到，寶堂的回答像他那只搖搖擺擺的鴨子一樣，既頑皮而又風趣兒。他說，鴨子肯定是公的嘛，妓女才是母的吶。
當時我正准備到餐館去，便想趁此機會和寶堂搭個話，認識一下。當我鎖上門，再從院裡出來的時候，寶堂和他的鴨子已經不見蹤影，只有趙公安正一個人在上馬石上佛似的坐著呢。
嘿，怎麼才到店裡去哇？
回來拿點東西。
餐館的生意還成吧？
湊合吧。
啥時候請我喝酒啊？
我不是說了嗎，啥時候都可以。
嘿，您不請，我怎麼去啊。
我現在就請，走吧？
得了吧，瞧您那樣兒就不怎麼真心。
說實話，我的確不怎麼真心。不是我捨不得一頓酒，而是我覺得趙公安這個人性格不好把握，平時就說不到一塊去，又不知道他的酒品咋樣，萬一在酒桌上弄個不歡而散，還不如不請呢。至於趙公安，雖說話頭兒上步步緊逼，說過了，也就拉倒了，並不認真。問題是，這種不認真的話他老說。這就討厭了。
長痛不如短痛。我想，還不如干脆來個了斷呢。幾天之後，我鄭重其事地向趙公安發出了邀請。沒想到，不請他的時候，他老是磨磨嘰嘰，真要請他，他反倒耿直上了。他說嘿！干嗎呀老弟？一院兒裡的鄰居，有事兒盡管言語，喝什麼酒哇！您說是不是？我解釋了半天，說啥事兒沒有，就是一塊坐坐，聊聊天。到最後，我甚至把“你要是不去就是瞧不起老弟”這樣的話都說了，他還是不去。大有一種“君子不食嗟來之食”的勁頭。俗話說，請客不到惱死主人。我生氣地想，不去拉倒，我還不請你了呢！
8
時間很快，一晃到了冬天。從視覺的意義上說，我喜歡北京的冬天。夏天裡，滿城的各種樹木與花草，密密匝匝，太蓊郁，太繁復，給人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冬天則是一個“刪繁就簡”的季節。空閒的時候，你沿著故宮外邊的筒子河慢慢行走，高高的城牆與角樓之上，天空寧靜而肅穆；河邊上，那些落去葉子的老槐樹，在冬天的冷風中抖動著黑瘦的枝椏，虯勁，疏朗，給人一種骨感之美。總的說來，冬天的紫禁城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很有一種老照片的魅力。
這時候，你再走進北京的胡同，就會立刻感覺到什麼是真正的古樸，什麼叫真正的安靜！胡同兩旁，一律是那種古舊的灰牆古瓦，院門則高低錯落，大小不一。在其他的季節，你還能看見幾個老頭、老太太戴著“治安”的紅袖標在胡同裡溜達，或聚在門前坐在小馬扎上喝茶，聊天。現在已不是搖蒲扇的季節，許多老人，特別是那些病歪歪的老人，都躲在屋子裡“貓冬”去了，就連趙公安吵吵霍霍的聲音也稀少了。大雜院裡聽不到一點喧鬧，整個胡同安靜得如時光在倒流，而天空卻是一種陰陰的樣子……這時你就會突然生出一種渴望：下場雪該多好啊！
盼了兩天，一直未果。有天晚上我聽見趙公安在院子裡又罵氣象台“淨他媽撒謊”——沒想到，第二天那場雪就真的下來了。雪花不大，卻整整下了一天。房頂上、胡同裡，全都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積雪，在周圍鋼筋與水泥築起的森林中，這片低矮、古老的平房區，竟有一種童話般的境界了。
傍晚的時候，我正在胡同裡掃雪，海師傅拎著一把鐵鍬出來了。
他嘿了一聲說，院裡的雪是您掃的啊！
海師傅是個瘦弱、隨和的人。他叫海德寶，年紀並不大，只是頭頂謝得早了點，看上去足有七十歲的樣子，一問“您老兒高壽啊”，才六十二！剛住進在21號院時，我發現這個謝了頂的男人總是起床很早。每天七點鍾，院裡的自來水管下就會響起他刷碗的聲音，或者是吭哧吭哧地搓洗衣服……當時我曾跟我妻子斷言，說這人肯定是個老光棍。有一天，他客氣地問我，能不能在餐館裡給他帶回一個魚香肉絲——及至送到他家裡時，我才發現床上還坐著個癱瘓的女人（據說，已經在床上臥了兩年）。那天我執意不收他那個魚香肉絲錢，後來他還是追到院子裡，把錢塞給了我。此事之後，我們之間的關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見了面，我就根據當地人的尊稱，叫他海師傅。
不久之後的一天，海師傅在院門外修他那輛人力三輪車。軸碗兒壞了，鼓搗了一手黑油。我一邊看他修車，一邊跟他閒談。聊起來，才知道海師傅的祖上是“旗人”，是大清王朝的正身貴族！只是，這個禿了頂的皇城子民，不像有些旗人後裔那麼戀祖，一說到祖上是旗人——什麼“正黃旗”啊，“正藍旗”啊，“鑲白旗”啊；什麼“吳爾古察氏”啊，“蘇完瓜爾佳氏”啊（真咬嘴，想記都記不住）——他們總有那麼一種掩飾不住的驕傲和自豪。海師傅不這樣。他對那段歷史的看法挺客觀，甚至很不屑。他說什麼金枝兒呀，貴族呀，全落廟啦！您說是不是這麼個理兒？
對於八旗子弟的那些事，我還是多少了解一點的。在消滅明朝統治的戰爭中，他們勇猛善戰，立下過汗馬功勞。滿清入主中原後，有二十多萬八旗子弟被封為貴族，由朝廷提供祿米、俸銀、住宅、田產。並通過“圈地”和對漢人的驅趕，形成了“滿漢分城”的局面。他們坐吃俸祿，不工不農、不商不牧，終日肥馬輕裘，或提籠架鳥，斗雞，逗蛐蛐，放風箏，玩玉器，賞小腳，諸如此類成了那些“北京大爺”的主要樂趣。極度空虛之下，有些人甚至吃喝嫖賭，抽大煙、吸白粉，尋歡作樂，揮霍無度。以致最後家產蕩盡，窮困潦倒者不計其數，甚至淪落成流氓無賴和街頭小混混的也大有人在。
在“忽喇喇大廈傾，昏慘慘燈將盡”的殘局中，像所有的正旗人一樣，海師傅的祖上也是在劫難逃，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民國的時候，他太爺爺先是賣了一個鎦金的蛐蛐罐渡過了難關；晚年，又把一顆金牙也拔下來賣掉，全家人才沒被餓死……
海師傅細著眼神兒，把一個小鋼珠兒仔細地抿到軸套兒裡。他說，到了我這一輩兒，一件值錢的東西都沒傳下來。啥也甭說了，活著吧！我問海師傅是啥時候住進這個院子裡來的。海師傅看著我，像貓一樣地笑了一下，您問我爺爺是啥時候住進來的還差不多。我說是嗎？那麼早啊？海師傅告訴我，他們家從前門搬到這裡的時候，他爺爺才七、八歲，還穿開襠褲子呢。聽他這麼一說，我突然想起一首歌來：
我爺爺小的時候
常在這裡玩耍
高高的前門
仿佛挨著我的家
一蓬衰草
幾聲蛐蛐兒叫
伴隨他度過了那灰色的年華
詞很美，曲子也好聽。可具體往海師傅身上一套，你就會感受到一種世事的久遠與滄桑。我粗略地想了想，從他爺爺的父親那一輩兒算起，到海師傅已經是第四代人了。四代人，用二十年疊加的方式計算，至少也有八十年而有余了吧？一個家庭連續不斷困在這麼兩間小房子裡，一直沒挪窩兒的感覺——別說是親自體驗，只要想想就夠膩味的了。
然而，海師傅卻是個極有耐性的人，而且很勤勉。平時，除了料理家裡的柴米油鹽、侍候癱瘓的老伴兒，還能蹬著人力車去街上攬點活兒，拉個腳兒，帶著客人沿著筒子河觀觀光，或者走街串巷，搞個“胡同游”什麼的。海師傅不愧是個老北京——他不僅知道宮裡的許多事兒，對宮外一些胡同的人文歷史也了解得不少。有一次，我們聊起了王府井。他說早先啊，文武官員進宮的時候，有個規定，文官走東華門，武官走西華門。這文官和武官的脾氣、秉性不一樣。怎麼個不一樣？武官比較正統，死板；文官呢，比較散漫，無形，文人嘛，騷客嘛，喜歡吃點啊，喝點啊，說白了，就是閒著沒事兒瞎得瑟唄！這樣時間一長，東華門一帶漸漸就有了一些小攤兒小販兒。後來賣東西的越來越多，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市場，也就是王府井原來的東安市場……
後來我發現，海師傅也不單是靠他的人力車掙錢，此外還做點別的小生意。有段時間，在夜幕下的王府井大街上，他還賣過一種很小的提線木偶。那是一種很小的民間玩具，非常有趣兒。你正在路邊上走著呢，突然有兩個小木人兒從地上跳了起來，在離地一尺多高的空中格斗上了。
太奇怪了！
真好玩兒！
它們怎麼會跳起來呢？
一些人圍觀過去。這才發現一個禿頂的男人蹲在一米開外，手裡牽著一條不易察覺的細線兒，一扽一扽的——正在那裡暗箱操縱呢。
一問，十塊錢一個，二十塊錢仨啦！許多人都爭著買。我也給女兒買了一個。拿回去一試，根本玩不轉。無論怎麼提線兒，扽線兒，都不能讓那兩個小木人兒跳起來。我問海師傅是怎麼回事兒。海師傅看著我，一張老臉像花朵似的笑了，他說，您不會用那股巧勁兒，它能給你跳嗎？
海師傅是個和善的人，也是個仔細的人。假如你是住在21號院子裡的鄰居，每天晚上，你就會聽見他積極主動地關大門的聲音：
李大媽，您家人都回來了嗎？我關大門啦。
王師傅，您家人都回來了嗎？我關大門啦。
就這麼一家一戶地問，不厭其煩。我們住進21號院之後，有兩次店裡遇上了酒膩子，磨磨嘰嘰地高談闊論，總也不走，打烊晚了，結果我和妻子被關在了門外——又不敢在半夜深更的時候敲門，就只好返回餐館，在那個小耳屋子裡對付一夜。海師傅聽說這事之後，他嗔怪地說，嘿！您怎麼不早說話呀！到了晚上，再關大門的時候，他總是關切地問上一句：劉老板，您家都回來了嗎？如果得不到回答，他就會把大門對得嚴絲合縫，但並不拉上門閂——這種做法，在我們老家叫“留門”。
正是為了這份留門的溫情與感動，我早就想請海師傅吃個飯。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機會。須知，我和海師傅畢竟是剛剛認識的鄰居，而不是那種見了面就可以彼此大呼小叫著請客吃飯的朋友。如果一見面就說“我請您老兒吃個飯”，人家肯定會覺得很突兀，也蹊蹺，是不會去的。其實人與人的關系就是這樣，在許多事情上你都不能硬掰，最好是抓住機會，水到渠成。
現在，我就覺得這是個不錯的機會。我和海師傅一邊掃著胡同裡的積雪，一邊聊天。海師傅抱怨說，本來晚上還想上街呢，這個鬼天氣，下這麼大的雪！我問他是不是還在賣那種小木偶。他說木偶沒了，還有點新版的北京地圖，再不處理了就成了舊版的了。我說這樣的天氣做什麼也不得勁兒。海師傅說有一樣倒是挺適合的。我說除非喝點小酒兒。那敢情是！說完，他突然意識到了什麼，抬起頭來看著我，對啦，你是餐館的老板，內行兒呀！我得寸進尺地說，最好是二鍋頭，高度的，用壺燙一燙！他說嘿，神仙了！至此，我已經知道海師傅是個喜酒的人，懂酒的人。接著，我又說了一些適合於下酒的菜，花生豆呀，豬耳絲呀，再配上一小鍋筋頭巴腦小牛肉什麼的，一通忽悠，連我都覺得這頓酒非喝不可了，我才用一種突然想起似的口吻說，對了，海師傅，你不是不出去嗎？一會兒咱去我餐館去喝一杯，聊聊天！
海師傅聽了一怔，他說嘿，還真喝啊？我說，這大雪泡天的干啥呀。海師傅先是客氣了一番，後來見我誠心誠意地邀請，他站在那裡，微笑著想了想，索性地說，既然老板這麼熱情，喝點就喝點！
掃完雪，海師傅先去給老伴兒做飯了。我回到院裡的時候，看見趙公安正拎著一壺水往屋裡走。我一時心動，還是讓讓他吧，俗話說，讓到是禮，他去就去，不去拉倒。這一次，聽說我請的不光是他一個人，還有海師傅，趙公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他問，海大哥真去嗎？
我說真去。
他說那成！
說完哈哈大笑，聲音是那麼爽快。
9
晚上，我餐館裡的客人不是很多。我們坐的是一張臨窗的桌子，窗外白雪鋪地，店裡溫酒熱菜，其樂融融。平時，趙公安給人的感覺一向乍乍呼呼，不拘小節，現在人往桌前一坐，卻顯得十分和善，甚至有些拘謹。他一個勁兒地告訴我少上菜，別浪費，喝點酒，聊聊天就齊了！
我們喝得不錯，聊得也挺好。只是酒意正酣的時候，趙公安的老婆來了。我注意到趙公安先是一怔，同時站起身來，吃驚地看著他老婆，嘿，你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她只是淡淡地說了兩個字：鑰匙。
你的哪？又丟啦？
不丟，還不許我落在家裡呀？
看出趙公安的老婆不太高興，我趕說，大姐剛下班吧？來來，一塊坐吧。
趙公安一邊解著腰裡的鑰匙，一邊說，家裡有飯，弄好了。
我說，一塊兒喝點酒。
趙公安說，她啊？得了吧，一盅酒下去，渾身上下，沒有不紅的地方。
你他媽少廢話行不行？我看你最好也少喝點，別灌到狗肚子裡去！
趙公安的老婆高個頭兒，挺胖的，和瘦小枯干的趙公安站在一起，感覺上不是很諧調。其實單從某一個方面看，世上所有的夫妻可能都不是很諧調。俗話說，“好漢子沒好妻，賴漢子娶花枝”——或許，這正是“月下老人”的有意安排呢：高配矮，瘦配胖，丑配俊……這麼一搭配，一互補，就公道了。從遺傳學的角度上說，也科學。至於婚姻中的兩個人和諧不和諧，美滿不美滿，則是另一回事，是外人“無法道也”的事情。
我單是知道，趙公安的老婆是二路公交車上的乘務員。住進這個院子之前我就見過她。那次，我和妻子去木樨園給餐館的伙計買工作服，乘坐的就是二路車。車裡很擠（不擠，就不是北京的公交汽車了）。上車後，我和妻子被卡在了乘務員前面那個小鐵箱子旁邊，身體都站不直了，車下還一個勁兒上人。一路上，女乘務員吵吵嚷嚷地指揮著乘客，慢著點兒，別擠，先下後上……可下邊的人哪聽呀，剛打開車門，有兩個人就狠著臉子擠上來了，同時用一口濃重的東北口音喊道，去天安門奪（多）錢？女乘務員頓了一下，什麼奪（多）錢？坐反啦！下車下車……還不趕緊下去呀！兩個人又擠擠巴巴往車下擠。女乘務員很不耐煩地說了一句，真是的，跟這練習上下車吶！一句話，把旁邊的全逗樂了。
住進21號院不久，我妻子用一種很神秘的語氣問我，你知道誰在這院裡住呢嗎？我說，我哪知道啊。她說二路車上的一個乘務員！我說乘務員多了。她說就是說那幾個坐錯車的人“跟這練習上下車”的那個……想起來了嗎？
幾天後，我們在院子裡“狹路相逢”。果然是她！穿一身寬松的便服，肩上背個很大的挎包，手指上夾著一根煙，可能是去上班吧，正急匆匆地往院外走。
我很快知道，這個女乘務員就是趙公安的老婆。再後來，我發現這個人在家裡的時候，與在公交車上相比，簡直是判若兩人，一點不幽默，甚至很少說話。細想想，也是情有可原，在那種異常擁擠而又嘈雜的環境裡上了一天班，售票，驗票，報站名，指揮乘客上車，下車，還得不斷地提醒著年輕人，給老弱病殘或抱孩子的乘客讓個座位……一路上不停地招招呼呼，想必十分辛苦。下了班兒，疲疲沓沓地回到這個“寧靜的港灣”，人都麻木了，還哪來那麼多的廢話呢！因此，即便是自己的男人和兒子吵架，那個女乘務員都極少插嘴。一旦插嘴，也是言語不多，一劍封喉。有一次趙公安和兒子又吵起來了，而且吵得比以往都激烈，一怒之下，趙公安好像是抄起了菜刀（不是要砍兒子，而是要剁了他那只足球），為此，父子倆你推我搡，扭成了一團。這時候，我聽見那個胖女人喊了一句，狠點掐，往死裡掐！令人迷惑的是，咆哮如雷的趙公安便真的像被掐死了一般，一點動靜都沒有了。還有一次，我在水龍頭下沖洗拖鞋。正是早晨，院子裡一派安靜。我突然聽見趙公安嚷了起來：少惹我啊？我他媽煩著哪！接著是那個胖女人的聲音：少廢話！你煩？我比你還煩吶，裝他媽什麼孫子！至此，便沒了下文。當時李大媽剛好拎著水壺走過來，我們對望了一眼，她沖我笑笑，又擠了擠眼睛，小聲說，鹵水點豆腐……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以為這次趙公安又被他老婆“點”住了呢。意外的是卻沒有。不知道是酒精壯膽，還是有我和海師傅在場，趙公安竟惱了。他說你回你的家，我喝我的酒，什麼叫灌到狗肚子裡去呀？他瘦小枯干地站在那裡，雙手掐腰、梗著脖子的神態活像一只斗雞。見老婆沒吱聲，他又用一種挑釁的口氣追問了一句，都是鄰居，老弟請我，我喝點酒怎麼啦？！
看著趙公安這種架勢，我覺得他有點莫名其妙的誇張，過了。再說，明知道老婆不是個好惹的茬兒，就別惹她了，萬一罵上你幾句“裝孫子”之類的話，你這不是輕下惹重下，自取其辱嗎？當時我感覺空氣都凝固了。好在趙公安老婆還比較理性，或者說是以一個乘務員的身份克制住了自己。她盯著趙公安，不輕不重地說道，那你就接著灌吧。說完，轉身便走。
我和妻子都趕緊追出去送客。
我回到桌上的時候，趙公安還在那裡憤憤不平。他說上那麼一破班兒，整天跟有多大功勞似的，我都沒法兒跟她喘氣兒。海師傅勸著他，說行了，人家都走了，你還磨嘰啥。趙公安說，不是那麼回事兒，我算看透了，做個男人真他媽沒勁，小時候被爹媽管著，上了學被老師管著，參加工作被領導管著，成了家，被老婆管著，老了的時候還得被兒女管著……他媽的一點自由沒有。海師傅笑了，他說有人管著，總比管著別人強，知足吧你！
聽著兩個人的對話，我想了想，他們說的都是實情，是真感慨。只是所站的角度不一樣。趙公安的“被人管著”指的是約束；海師傅的“管著別人”說的是責任吧？
比較而言，我覺得還是海師傅的感慨更為沉重些。說起來，海師傅才是真正的不容易。先說他的老伴吧。那是個非常和藹的老太太，做過小學老師。每次海師傅讓我從餐館裡帶回一個魚香肉絲或宮保雞丁的時候，她都會和我聊上幾句。老太太喜養花，據說最多的時候曾養過三十多盆，夏天放在院子裡，花朵開得五顏六色，像是一個微型的小花園，煞是好看。到了冬天，整個屋子裡就成了花的暖房。可自從得病之後就不行了，不僅侍候不了花，自己也得被人侍候了。即使這樣，她還是養了兩盆君子蘭，這種花好養，皮實。沒人的時候，寂寞了，她就看看花，和花說說話。她說花是有靈性的，你經常跟它說說話兒，它就能聽懂你的語言。她告訴我，她原來養過一盆花（我想不起花的名字了），按時間推算，本來是在那天下午的五點鍾開花，有兩個女同事為了看花，下午三點鍾就來了。當時，她就對著那盆花說，花兒，我的同事大老遠來看你開花兒，你現在就開吧……連說三遍，那花兒就慢慢地張開了嘴兒……老太太說起這事的時候，津津樂道，活靈活現。遺憾的是，那種美好而溫馨的生活，在兩年前，隨著她的下肢突然癱瘓，已不復存在。現在，她所有的生活都得由海師傅料理。此外，他們的女兒也讓老兩口牽掛。據說，女兒是在五年前去的澳洲，先是留學，之後嫁給了悉尼的一個華人，如今已經有了孩子。在海師傅家的一個相框裡，我見過他女兒的“近照”，圓臉，大眼睛，頭發剪得很短，背景是一座海濱大橋，她站在那裡微微含笑，只是笑得不太自然，似乎有些勉強。對於她在澳洲的現狀，我沒細問。海師傅和他老伴兒也似乎不願意多說。想必也好不到哪裡去，否則，海師傅可能就不會去蹬他的人力車、賣他的小木偶或者什麼北京地圖——去獲取那麼一點蠅頭小利了。
再說趙公安。雖說他嘴上發著牢騷，喊著沒勁，但根據我平時的觀察，他那種沉湎於庸常的小市民生活裡的狀態和感覺，還是蠻有滋有味的。其實，從嚴格的意義上說，趙公安還算不上是個老北京。他的老家是河北易縣，建國初期他父親才到了北京。但在北京胡同裡長大的趙公安，身上那種老北京人的味道，甚至比海師傅還足。比如：他喝酒的樣子就很滋潤，甚至很斯文。准確地說那不是喝，而是呷；也不是呷，應該是抿……抿一點酒，佐一口菜，而且嘖兒咂有聲，節奏均勻，有條不紊。
相比之下，海師傅倒是顯得有些浮躁了。特別是在下半場，也許是惦記家裡癱瘓的老伴兒，也許想起了遠在國外的女兒，有好幾次，半兩的酒盅，他端起來就干了。與此同時，他還不斷地催促趙公安“加快點速度”。
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海師傅有一點兒過量。嘴上說沒事兒，腳步已經明顯高邁起來。結果，剛出餐館門口，他兩腿一軟，差點沒摔倒。我和趙公安擔心他摔著，便一人架著他的一只胳膊，絆絆拉拉往回走。有好幾次，因為回避不及，我把兩只腳全都插進了路邊的雪堆裡。回到家，竟倒出了半鞋的雪水！這時我才感覺到兩只腳像貓咬似的，生疼！
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又不喜歡冬天的北京了。按說，冬天的北京算不上是個很寒冷的城市。可那時候北京的平房區大都沒有暖氣，因為屋裡的空間狹窄，更重要的擔心蜂窩煤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晚報上常登熏死人的事），許多人家甚至連爐子也不生，就那麼哆哆嗦嗦地挺著。不需說，作為臨時房客，我們的情形更是可想而知。雖說我們來自比北京更為寒冷的北方，但那裡是煤礦，是能源的故鄉。冬天裡，整個礦區都是集中供暖，又黑又亮的塊煤可勁造！造得數九寒天家家戶戶開窗子，否則，你就是脫個一絲不掛也出汗！
到了北京可真涼快。記得1998年那個冬天，每天夜裡我和妻子總是相擁而眠，團結得很緊。即便如此，有時還是被凍得不停地哆嗦。由此說來，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住在胡同裡的北京市民，一大早，正是凍得連狗都齜牙的時候，男男女女，全是上身裹個棉襖、下身穿一條不同顏色的秋褲，得得瑟瑟地往街上的廁所裡跑，真是扛凍！
10
好了，冬天過去了。沉寂了一冬天的胡同又恢復了原有的生氣。暖陽下，老人們在屋外待的時間越來越長——有的帶著紅袖標，背著手溜達，“執勤”；有的坐在小馬扎上聊天兒。老門框上的春聯還依然鮮紅，牆壁上的“爬山虎”又生出了綠綠的葉子，一派生機。五月初，我向劉大平交付了第四次房租。像每次來取房租的時候一樣，劉大平總要關切地問上一句，那房子住著還成吧？我說行，挺好的。劉大平很高興。確切地說，作為房東，他是因為我的滿意而有一種成就感。他目光炯炯地看著我，是不是啊？
我沒有說謊。如果說當初我只是把它作為臨時的棲身之地，現在我已經漸漸地喜歡上了這條胡同，喜歡上了這個院子。我喜歡它的古樸，喜歡它的幽靜，尤其喜歡在庸常瑣碎的生活中，透出的那種老北京的人文氣息。更重要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打拼，我餐館裡的生意不僅已經穩定下來，而且還有一種越來越好的趨勢。生意好了，心情就好，即使走在灰突突的胡同裡，也滿眼是春天！而且，眼瞅著餐館的生意好起來，我終於同意了妻子的意見，招聘了一個小伙子做雜工，把自己從廚房裡替出來。每天早晨，我照例去市場買肉，買菜；回到餐館吃了早飯，我妻子就會催促我回家，她說每天早起晚睡的，快回去補個覺吧。於是我就回到21號院，或和院裡的鄰居聊聊天，或扎進那間簡陋昏暗的小屋裡來個回籠覺。這時候，如果餐館裡有什麼事，我妻子就把電話打到馮老太太的小賣店，麻煩老太太喊我一聲。
馮老太太是個很古怪的人。七十多歲了還扎著兩個小辮子，說話聲音很高，情緒不太穩定，有時候會罵人——罵她的兒子。據說馮老太太一輩子沒結婚，但她有個兒子，是抱養的，四十多歲，長得挺瘦。他沒和馮老太太住在一起，每到星期天，他會帶著老婆和一個十多歲的兒子來給馮老太太制造一次天倫之樂。可樂著樂著，有時候馮老太太會突然大罵起來：滾，都給我滾蛋！有一次，我從餐館回來的時候她正在院子裡罵她兒子，不知因為啥，馮老太太好像比以往更生氣，罵得也更難聽。兒子蹲在院裡，一聲不語，一臉悲哀。馮老太太則氣喘吁吁，臉色蒼白，她一手掐腰，一手扶著門框，像是很疲憊，很虛弱，馬上就要站不住的樣子。這時候，兒子的老婆從屋裡走出來，她一只手把著馮老太太的脖子，將一粒白色的小藥片塞進老太太的嘴裡，無奈地感歎了一句，愁死我了……
後來我聽李大媽說，馮老太太的兒子是個懶漢，游手好閒，什麼也不做，整天想著從馮老太太手裡摳錢。原來如此，難怪馮老太太罵他，該罵！李大媽告訴我，她兒子不爭氣，馮老太太的精神也不太好。我問她，聽說馮老太太是旗人，是格格吧？李大媽說，她自個兒說和“老佛爺”還有親戚哪，誰知道啦。
但不管和“老佛爺”有沒有親戚，馮老太太對我卻一向不錯。每次我妻子從餐館打回電話找我的時候，她都會隔著一個門口過來敲我的門，說，餐館又來檢查的了，讓您趕緊去呢。有一次敲門，則是抱著幾件衣服，她嗔怪地看我，您在家啊，天要下雨啦，咋不知道收衣服啊？我站在那裡，怔怔的，有好幾秒鍾不知道說什麼……總之，有了這樣的鄰居，我哪能說在這個院裡住著不好呢。
當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有。事實上，就在劉大平取走房租的第二天，我就和趙公安吵了起來。事情很簡單。那天上午，我正在屋子迷迷糊糊地“補覺”呢，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趙公安站在門外。
他說，查電。
21號院用電的計費方式有點麻煩。電管部門只在院子裡設一塊總表，每個住戶家裡又設一塊分表。每個月，收取電費的時候，只對總表說話。至於每家每戶用了多少度電、應繳納多少費用，都是由趙公安代辦。雖說是一種公益，而不是一種義務，但趙公安卻干得既認真而又端莊（人都有可愛的一面）。每逢月初，他就會一家一戶地查表，記數，然後在門外的那塊上馬石上坐下來，根據一個小本子上記錄的底數，進行計算。把各家各戶的用電度數相加，如果和總表的用電度數吻合，就OK了。接下來才會正式收費。
這次則不然。查完了電表，剛走出去不一會兒，趙公安又端著個小本子回來了。他說丫怎麼不對勁呢。
我告訴他，說用不著那麼精確，差不多就得了。趙公安一聽卻賴嘰了，他說什麼叫差不多就得了呀，丫對不上數，就得我他媽搭錢，知道嗎。
說話的時候，趙公安喜歡用“丫”這個字，並不時綴上一句“知道嗎”。坦率地說，剛到北京的時候，每次聽到這兩句話，我都不是很舒服，後來時間長了，也就無所謂了。不過沒聽習慣的人卻非常反感。說個樂子：有一回，我餐館一個伙計的父親從東北來北京辦事，我留他吃飯，喝酒的時候，就因為那個伙計說了幾回“知道嗎”，老爺子就惱了，他“啪”地把酒杯往桌上一蹲，盯著兒子說，操你個媽的，你跟誰學的？還“知道嗎，知道嗎……”就你知道？你再這麼問我，別說我給你個嘴巴子！當時我替那個伙計解釋了半天，說這是當地人的一句口頭語兒，他聽常了便不知不覺地跟著這麼說，不是他啥都知道，也絕對沒有看不起你這個當爹的意思。老爺子這才息怒。
我無奈地說，那就再查一遍吧。
其實我也是怕趙公安麻煩。那塊電表不知道是哪個二百五安裝的，太高了，幾乎緊貼著頂棚，而且還是位於床的上邊。我重新在床上鋪了張報紙。趙公安脫了鞋，又很費勁地站到床上去。他抻著脖子瞅了瞅電表，又從兜裡掏出一只小手電，照了半天。隨後，人從床上退到了地上，臉子也同時撂了下來。
他說，您自己瞧瞧吧。
趙公安抽了抽鼻子，沒吱聲。
我上去看了半天，終於發現電表的那個數字小輪一動不動——而屋裡的電燈分明是亮著的。我說，咦，這是咋回事兒？
趙公安“嘿”了一聲，他說，您問我，我哪知道怎麼回事兒？
說實話，自從上次喝完酒，趙公安對我的態度相當不錯，即使聊天，也沒怎麼抬槓。現在我卻發現他的態度不怎麼友好。我倒不是說請人家喝了一次酒，就非得讓人家對我永遠都和和氣氣。請頓酒算個啥呀，在酒桌上，賓主之間就翻臉、罵祖宗、掀桌子的事多了去了。問題是，我覺得趙公安不但話裡有話，更主要的是他的眼神兒不太對勁兒，有點傷人。
我嘟噥著說，怎麼不轉了呢。
他說，您的表，您自己應該清楚呀，是不是？
他這麼一說，更加驗證了我的感覺。當時，我腦袋裡“嗡”的一聲，又是電的事！這看不見摸不著的玩意，咋老是跟我過不去呢？春節前夕，就因為我餐館裡的電表斷了一根像頭發似的小銅絲，鉛封開了，那查電的那一男一女就生說我竊電了，讓我馬上補交三萬塊錢的電費。當時我就像被電流擊中一般愣住了，巴掌大個餐館——我幾年也用不了這麼多的電費呀？我死不承認。那一男一女就蹲在我餐館裡不走。他們都是不到四十歲的樣子。男的是個小個子。女的大個兒，長得一般，但是挺豐滿。她擠眉弄眼兒地把我叫到包間裡，給我出主意，告訴我聽她的，交上三萬塊錢就沒事兒啦，否則，根據竊電的有關規定處理，肯定會交得更多。她慢條斯理，像是在開導一個不懂事兒的孩子，每說出一句話，後邊都要綴上一句“您知道嗎”。面對她的惺惺作態，當時我就煩了。我說我啥都不知道，就知道我沒偷電，這個錢我肯定不交。她用微笑看著我，您確定是不是？我說，確定！
說實話，我一生中還從沒遇見過那麼心硬的女人。她臉子一撂，轉身走出包間對那個小個子男人說，該咋辦咋辦吧。小個子男人一個電話調來兩個人，二話不說，爬上胡同裡的一根電線桿，就把我餐館的電源線給掐斷了。結果，一直挺了一個星期。這期間，我說了許多求情的話，甚至非常庸俗地講到了我的經濟狀況，但不管說啥都白扯。最後他們硬是逼著我補交了五萬多塊錢的電費，才給我恢復了用電。五萬多塊啊！這對於一個開小餐館的人來說，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這不單是物質上的莫名掠奪，同時還讓我蒙受了一種無法辯爭的精神恥辱。說真的當時我被冤枉得直想撞牆。特別是我妻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她一直耿耿於懷，每當想起這件事，就會用一種很懷念的口氣叨咕上一句，那兩個狗男女也不知死了沒有。我說，哎，你怎麼還咒人呢？她說我不咒好人！
總之，在電的問題上，那兩個狗男女已經深深地傷害過我，沒想到，現在又輪到趙公安了。他那種像揪住了狐狸尾巴一般的眼神兒，非常准確地扎到了我的疼處，一種倍感壓抑的自尊突然爆發起來。我悲壯地說，你的意思是我偷電了唄？
趙公安終究是與那兩個職業流氓不同。聽了我那句突如其來的話，他仿佛立刻感受到一種委屈，同時又像是嚇著似的，瞪著一雙小眼睛盯了我半天，這可是您自己說的啊？我可沒那麼說！
我覺得你就是那個意思。不知為什麼，我仍然撤不下火來。
趙公安也火了，他說，告訴你，你丫別誣賴好人啊？
我說，說話文明點，別“你丫你丫”的好不好？
事後，對於這種小題大做我自己都有些吃驚。直到趙公安一甩袖子走了，我還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在院子裡，趙公安立刻氣勢起來，他的聲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他說愛誰收誰收，我他媽不管啦！
直到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事情有點超出我的控制之外。怎麼說呢，趙公安只不過是替供電部門收一收電費而已，還是白忙乎。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時候“碰不上數”，還得搭個塊八角的，我圖個啥呀！現在萬一他真的甩手不干了，院裡的鄰居肯定會拍我一身不是。我的語氣一下子軟下來了。我說趙大哥，這麼點小事兒你激動啥？趙公安把臉一扭說，甭給我說這個！我不知道什麼叫激動成不成？這個電費我他媽不收啦！他的嗓門兒仍然很高。我知道，他是想用他的聲音往出招人。果然，聽他那麼一嚷嚷，李大媽和海師傅先後從屋子裡走出來。他們看看我，又看看趙公安，問怎麼回事。
應該說，在誰是誰非的問題上，北京人是比較主持正義、堅持真理的。問題是，此刻我已經心虛地意識到，真理也許不在我這一邊……退一步說，即使我真的沒錯，海師傅和李大媽也未必會站在我這一邊。怎麼說呢，雖然都是鄰居，可一旦到了正章，維護老坐地戶之間的和睦關系，還是比為一個外地人說幾句公道話更重要吧。
我審時度勢，首先穩定住自己的情緒。我對海師傅和李大媽心平氣和地講了事情的經過。真是奇怪，一經說開，連我自己都覺得在這件事上有點小題大做了：電表不轉了——既然我沒做過什麼手腳，那就是它自己壞了唄——就這麼簡單，簡單得甚至讓人失望。
海師傅一聽就笑了。他說不就是電表壞了嗎，換一塊不就得了？趙公安對海師傅說，事兒是不大，可他不能說我懷疑他偷電呀，是不是？那種受了委屈的樣子有點可憐巴巴。我看著趙公安，笑著說，趙大哥，我是怕你那麼想……行了行了，那話就算我沒說，我給你賠禮，向你道歉，好不好？
趙公安挺好！他沒再大吵大嚷。也沒再說他不干了。他說，那麼想是您的事兒，跟您說，我還真不是那意思！知道嗎？再說了，幾塊錢的事兒，誰他媽犯得上去偷電呀！海師傅贊賞地點點頭，公安說的對。趙公安立刻得到支持似的看著海師傅，海哥，是不是這麼個理兒呀？
事情就這麼發生了逆轉。我心想，不管咋說，你不認為我偷電就行（這畢竟關系到我的尊嚴與人格）。我表示馬上換一塊電表。這時候，李大媽對我使了個眼神兒，她說換電表呀，您得找房東，那是房東的事兒。
趙公安說，找誰我不管，一個月走了兩個字兒，我怎麼收電費？
我告訴趙公安，讓他看看院子裡總表上的數是多少，減去其他鄰居的用電量，剩下的我包葫蘆頭。趙公安想了一下，沒有異議，沒有什麼補充的，甚至認為這樣很合理。他說，您早這麼說不就沒事兒了不是！
趙公安的意外妥協——不，是大度，讓我特感動。當時，為了表示我的內疚與歉意，我把餐館裡淘汰下來的一個計算器送給了他。雖說小了點，但比起趙公安的那個鉛筆頭來還是要好用得多。趙公安接受了，而且很高興。後來直到我搬出21號院，每次查收電費，他都一直用著那個小計算器，一雙小眼睛仔細盯著字盤，2、3、5、7、9……按得吱兒吱兒響。
11
那是夏天。有一天傍晚，胡冬來了。其實胡冬常來。相熟之後，我和這個賣燒餅的小伙子一直處得挺好。沒事的時候，我們會經常坐到一塊兒聊聊天，暈幾盅。特別是有一段時間，胡冬的生意不太好，情緒很低落，他不止一次對我說生活很無聊，看不到希望，主要是沒什麼激情，有時候真想卷簾子回家，不干了……為此，我們一起喝酒、聊天的次數就更多一些。
坦率地說，像胡冬這樣的悲觀情緒，最初我也有過。首先是生意難做。隨著外地人不斷湧入北京，餐館開得像雨後春筍，競爭特別激烈。要想立於不敗之地，你就得使出全身的解數，挖空心思地琢磨一些經營上的策略。與此同時，處於一個陌生的城市裡，人生地不熟，心裡還總有一種不安全感。最初，我以為這種不安全感是我性格上的弱點與缺陷，其實不是。而是那種無法預料的事情，說不定啥時候就會砸到你頭上，讓你不勝其煩。但這一切都被我挺過來了。什麼吃苦、受罪，最終都在一種強烈的謀生願望中得到了平衡。要知道，人活著才是超乎一切的硬道理；而活得稍微好一點，則是我們進入這個城市的出發點和為之奮斗的目標。
因此，那段時間我不止一次鼓勵過胡冬，讓他咬著牙也得挺住，既然出來了，就要堅持下去。而每一次喝酒聊天，胡冬的情緒也總能被我激活。他說大哥，聽你這麼一開導，我心裡還真是亮堂了呢，那就接著整吧。結果，整了不到一年，胡冬還是把他的燒餅攤兒撤了。值得說明的是，胡冬撤攤兒，並不是卷簾子回家，而是去投靠他舅舅。
離開那條胡同那天，我給胡冬餞行。席間我們喝了不少酒，還說了不少狂話。但我們談論的可不是什麼國家大事，也不關乎什麼政治。像我們這種層次的外地人，即使置身於“政治中心”，也不談政治。一是知道的少，二是和自己沒關系，關鍵是我們不具備那種“家國天下”的風骨情操。我們的話題很家常，甚至很庸俗，整個晚上談的都是怎麼生存，怎麼掙錢，怎麼更好地像一個人似的活著。我們談到了許多人通過謀生而發了大財的故事——其中，當然少不了胡冬的舅舅。
根據胡冬的說法，他舅舅可是個能人。他來到北京以後，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地收廢品，一干就是五年。胡冬說，以前他都不好意思跟人說起他的舅舅在北京，覺得“可悲慘”，挺丟人。沒料到的是，他承包了一處拆遷工地上的所有廢品，竟然發了大財。隨後他扔掉了三輪，買了一輛捷達小轎車，搖身一變，居然成了一個拆遷公司的經理，現在正在招兵買馬。胡冬說，我自己的舅舅，他讓我去，我能說不去嗎？
我問胡冬他舅舅的公司在什麼地方。他說遠了，在郊區呢。我說那倒無所謂。的確，對於我們這樣的異鄉人而言，什麼市中心呀，市郊區呀，整個北京都不過是一個模糊的背景。我們是為掙錢而來，為了生存不停地去奮爭，去搏斗。聽了我的話，胡冬很激動，他摩拳擦掌地說，就是就是，別的事兒，等有了錢再說！
去了他舅舅的公司之後，胡冬常到我的餐館來，哪怕是辦什麼事路過，也會順便到我餐館來和我見個面，有時坐下來，喝點酒，聊一聊，更多的時候，則是抽支煙就走。胡冬很忙。據說，隨著北京對老城區的改造不斷加快，他舅舅的公司也是一步步向著城市中心地帶挺進，據說現在已經開進了平安裡，而且隨著公司的日益壯大，胡冬已經是獨當一面的隊長，他哪能不忙呢。
這天晚上，胡冬是去北京站送從老家來看病的親戚，順便跑過來看我。他瘦了，也黑了，但人顯得很精神。因為沒什麼事，不著急，我自然要留他吃飯。喝酒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問我，是不是還住在21號院。我說是啊，住習慣了，和鄰居們也熟了，只要房東不攆，我就在那住著了。胡冬笑了笑，他說即使房東不攆，我估計你也住不了多久了。
據胡冬講，有個開發商看中了那塊地段，准備建一座商務大樓，已經跟政府談得差不多了。他舅舅正准備參與這項拆遷工程的競標……等著吧，胡冬說，一旦我舅把這個項目拿下來，你的餐館肯定要火一把，我會天天帶人過來吃飯。我沉吟著說，那倒是好事……可真像你說的，我到哪住去呀。胡冬說，買樓唄。
說實話，這樣的事做夢都沒想過。我只是想著怎麼把餐館開好，多掙點錢，卻從來沒打算過把家放在北京。
胡冬說，這你可錯了。我舅舅當初來北京的時候是個倒騰破爛兒的，現在已經買了一套兩室一廳，你差啥？大不了交個首付，貸上十年二十年的款，國家的錢，慢慢還唄！
胡冬說得慢條斯理，胸有成竹。但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這種事兒，我連做夢都沒想過。直到幾年之後，我才不得不承認胡冬的高瞻遠矚。說起來，胡冬文化程度並不高，他只是初中畢業。但事實告訴我們，在社會的每一次變革中，最大受益者不一定都是那些政治與知識上的“精英”，還有相當一部分頭腦簡單、用不著“解放思想”、就敢想敢干的“土老帽”，因為他們總是奉行一種簡單的實用主義哲學，那就是“先下手為強”。
12
胡冬的信息挺准確。沒過一個月，我所居住的那條胡同來了幾個人，他們拿著米尺，比比劃劃，挨家挨戶地測量。問了一下，說是要拆遷。當時鄰居們還不相信。趙公安說，瞎他媽比劃，幾年前就說要拆要拆的，現在也沒拆。您想想，這可是中心的中心，知道嗎，寸土寸金啊，拆？誰他媽拆得起啊！住你的房子，甭理他！
又過了一段時間，一紙拆遷通告貼在了胡同裡，鄰居們這才炸了營。這種幾輩子都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弄得人們情緒上都挺激動，胡同裡整天聚著一堆人，吵吵嚷嚷，議論紛紛。有的說，這個破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風，早扒早利索；有的說，房子再破，也是祖上留下來的老宅，說扒就給扒啦？一向不怎麼喜歡說話的寶堂也說話了，他的看法很實際，他說扒是早晚得扒，但是光說扒不行，丫得拿好錢，掂銀子！他的鴨子死了，肩上仍然扛著那只烏雞，即滑稽又有趣。對於寶堂的話，趙公安卻不為然，他說這不是錢不錢的事，關鍵這是皇城根，他拆了你的房子，就是給你個金疙瘩，他還能讓你搬回來嗎？瞧那個丫說的，“趕緊搬吧，絕對虧不著你們……”開他媽玩笑呢，我要是搬我都是他媽孫子！
就在胡同裡的人議論紛紛的時候，我妻子也挺著急，她說還得找房子呀？
其實，那時候的北京租房已經很容易了。隨著外地人不斷地湧入北京，當地人在經歷了一段極其復雜的心理過程之後，其觀念已經發生了轉變——對於外地人那種帶有侵略意味的沖擊，與其阻擋而又抵擋不住，莫不如順勢而為更實惠些。於是一些胡同裡居民把屬於自己的空房——臨街的一面，開窗扒門，改頭換面，紛紛地對外出租。自己卻直往院子的深處後退，直到把後來擴張出的廚房重新挪回住室，把破爛賣掉，騰出庫房，租給外地人居住為止。於是，一些天南地北的外地人，在一種新的歷史潮流中，一撥兒又一撥兒地來到這裡。他們有男有女，操著不同的鄉音，帶著各種各樣的小生意——熟食店、美發屋、小賣鋪等諸多行當，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哪怕是一條很小的胡同，也會呈現出一種亂七八糟的繁榮。就在這些外地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都市生活的同時，胡同裡的居民安然若素，仍然保持著一種“根兒”文化上的端莊與從容。只是，胡同裡原有的清靜蕩然無存。那些從鄉下來的小青年，男男女女，仨一群倆一伙地走在胡同裡，全然沒有我最初來到北京時的那種惶恐與敬畏。他們衣著鮮活，發型怪異，連說帶笑，招搖過市。那種無拘無束的放松的狀態，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城市的主人。有一次，在21號院門前，我眼瞅著倆小伙子在撕皮掠肉地鬧。鬧著鬧著，撲稜一家伙，竟差點把趙公安的茶罐子給踢翻了，氣得趙公安“呼”地站起來，想干啥呀這是！啊？“不想干啥”的已經跑遠了，趙公安還站在那裡梗著脖子罵呢：操，什麼素質！
沒素質的人的確是煩人。可盡管如此，“院內有空房出租”的小廣告卻到處可見。這是個矛盾。也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拆遷公告貼出來之後，沒過幾天，我就在餐館不遠的一條胡同裡選中了一間出租屋。租金比原來的那間高了點，但房子比原來的要大，而且是正房，一進屋便給人一種陽光燦爛的感覺，挺好！
我們是最先從21號院裡搬出來的。搬家那天，劉大平來了。他讓我把能用的東西統統搬走。應該退還給我們半個月租金，他則如數退還，我說算了算了，不要了。劉大平說，那不行，該怎麼著就怎麼著，都是出來混的人，不容易。劉大平很認真，很豪爽。看不出他對於將要拆掉的老屋有什麼傷感，倒像是有一種甩掉包袱似的輕松。
坦率地說，當時我的心情反而有一點留戀。俗話說，日久生情。我們畢竟在這裡生活了兩年多的時間，不說鄰居，單是這間為我們遮風蔽雨的小屋——它曾吸納了我們多少喜怒哀樂和生命的氣息啊！可是我們卻不能不搬，也沒有理由賴在這裡不走。
再見了，小屋！
再見了，21號院裡的鄰居！
13
我們騰出房子之後，劉大平率先在拆遷協議書上簽了字。事後他到我餐館坐了一會兒，算是告別。他告訴我們，說那麼個小破屋，前幾年他就想把它賣掉，十萬塊錢都沒人要。現在給了三十多萬，還想怎麼著呀。
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同時也為了在期限內搬遷的五萬元獎勵，胡同裡的其他鄰居也幾乎沒怎麼抵抗，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便先後在合同上簽字畫押。與此同時，一座座被騰空的老宅子，被推土機推得人仰馬翻。沒多久，整個胡同就剩下兩座殘缺不全的老房子，立在周圍一片廢墟之中。一座是趙公安的，另一座是馮老太太的。而且，兩個人的口徑完全一致，用趙公安的話說，甭跟我提錢的事兒，不回遷，我他媽就是不搬！
這期間，開發商和拆遷辦都動用了許許多多的辦法，軟硬兼施，據說主要是攻心。究竟是怎麼“攻”的，我就不知道了。大約又過了一個多月，馮老太太搬走了。本來馮老太太不想搬，是她那個抱養的兒子妥協了，動員她搬。搬家那天，馮老太太犯病了，又吵又罵，而且哭得差點背過氣去。但後來還是被那個瘦猴似的兒子在老婆的協助下抱上了一輛出租車，拉走了（據說是直接送到一家養老院，養老去了）。這之後，就只剩下了趙公安一家，孤零零地立在周圍的一片廢墟中，獨自堅守。不知道因為孤獨，還是為了以壯聲色，他竟在房子的一角插上了一面五星紅旗——遠遠看去，十分鮮艷。
有趣的是，雖說孤軍抵抗，趙公安卻顯得既平靜又從容，非常淡定，而且還是那麼講究。院門口的那塊上馬石沒了，不知道被渣土車拉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就在自家門前很小的一塊空地上放了一張小木桌，桌上放著一個小收音機，他坐在小馬扎上，守著個玻璃茶罐子，喝著茶，東張西望。有天中午，我騎著三輪車往拆遷工地上送盒飯，離老遠，他便發現了我。
嘿，這不劉老板嗎？您也干這活兒呀？
我湊過去，和他聊起來。當時趙公安已經有點妥協的意思了，他說挺是不可能永遠挺下去，丫得給足這個（他用三個手指做著點錢的動作），知道嗎，馮老太太搬走的時候，多給了她這個數……他伸出一只手掌，又翻了一下，同時沖我詭秘地一笑。我挺了這麼長時間了，他甭想再用那個數來打發我！
聊了一會兒，我便告辭了。剛走出幾步，就聽他喊了起來，老弟，啥時候再喝一壺啊？他把那個“喝”字拉得很長。我說行呀，現在就去！趙公安連忙用手一擋，他說別！我他媽喝完酒，回來一看，好，保不齊我的房子都沒啦。得，謝謝啦，走您的吧。說完，像真的粉碎了一場陰謀似的，不無快意地哈哈大笑。
14
正如胡冬所說，他舅舅的公司在這次拆遷招標中如願以償。進入工地之後，胡冬也沒有食言，除了每天中午在我的餐館給工人訂盒飯，晚上他還經常帶著拆遷隊的人過來，讓工友們輪流請客，喝點酒，解解乏。
拆遷工作又髒又累，胡冬卻毫無怨言。那種躊躇滿志的樣子，好像在他的眼裡整個世界都是新的，而且會日新月異。我在想，畢竟是他舅舅的公司，他得賣力。除此之外，那種職業的本身也讓人來勁吧？胡冬干的是拆遷不是建築。雖說兩者都是與鋼筋水泥、磚瓦沙石打交道，其工作性質卻不盡相同。建，如燕子築巢，講究精益求精；拆，則可以隨意而為，摧枯拉朽——而且，面對一堵老牆或一座舊宅的轟然倒塌，即使被撲起的煙塵造得灰頭土臉，跟魔鬼似的，卻能讓人體驗到一種歷險般的刺激與亢奮。特別是這次拆遷，讓胡冬覺得很好玩，甚至有一種近似於復仇般的快感。有一次，他還不無小人得志地說，知道嗎？那些人可能做夢都沒想到，當年被他們攆出去的人，有一天會來拆他們的房子！
話是這麼講，據胡冬說——其實不用他說——全國人民都知道，拆遷也不是個好干的活兒。開發商要速度，快點快點，一個勁地催！恨不得整天用鞭子趕著你；而搬遷戶則要利益，要補償，一旦不到位，不合理，或者碰上個獅子大開口的釘子戶誓死不搬，拆遷隊就成了風匣裡的老鼠——兩頭受氣。情急之下，那是軟硬兼施，甚至不吝動用地痞流氓的都有，而且啥招兒都使，亂象叢生，為此逼出人命的事都屢見不鮮——報紙上常登，這裡就不說了。
有天晚上，胡冬帶著幾個人到我餐館來吃飯。一進門，我發現他腦袋上纏著一圈白色的繃帶。不知為什麼，自從去了他舅舅的拆遷公司，胡冬又剃起了光頭，因此那繃帶便格外顯眼。我還以為是扒房子受傷了呢。一問，胡冬卻憤憤地罵了一句髒話，他說，讓狗咬的！我驚異地看著他，多大的狗啊，能咬到你的腦袋？胡冬齜牙一笑，這才說出實話，說是被趙公安給咬的。
趙公安在一片廢墟中已經堅守了兩個多月。經過多方面的不斷勸說，協調，又把補償款比馮老太太還多追加了五萬，他這才妥協，表示可以在協議上簽字。就在這時，唯恐趙公安再次反悔（已經反悔過一次了），胡冬抓准時機，對開鉤機的伙計使了個眼色，一只像螃蟹一樣的大爪子一伸一落，就在那座房子的山牆上抓了個窟窿。見此情景，趙公安炸了，他上前揪住胡冬的衣領子，撕撕巴巴，生要跟胡冬拼命。富有幽默感的是，在被人拉扯開之後，他卻余恨未消，冷不防摟住胡冬的脖子，而且不顧常理，對著他的光頭就是一口！據胡冬描述，當時一點不疼，就覺得冰涼的，用手一摸，才知道咬流血了。
我問趙公安賠他錢了沒有。胡冬一臉無奈地說，賠啥呀賠，倒是讓他又多訛去了一萬塊錢，最後才簽了字。
趙公安的房子很快被夷為平地。再去那條胡同的時候，我發現所有的碎磚爛瓦都已清理完畢，兩台打樁機正在一片空地上光當光當地忙著。而胡冬則隨著新的拆遷項目轉移到磁器口去了。
21號院拆遷之後，也拆散了那裡的鄰居。幾個月之後，李大媽陪她的老伴兒去協和醫院拍什麼胸片，中午曾到我的餐館裡吃過一次飯。問到院裡的鄰居，李大媽告訴我，他們老兩口搬到他們空了幾年的樓房去了，其余的鄰居，光靠那點拆遷補償根本買不起城裡的房子，差不多全都去了郊區。海師傅是北京以東的河北燕郊，寶堂去了大興，而趙公安則去了京西南的房山鄉下……其實，當時這樣的情況已不足為奇，後來我曾在報紙上看過一篇文章，說隨著老城區的改造與變遷，有幾十萬北京人搬到了郊區……
那天，李大媽還告訴我，她和許多鄰居仍然保持著電話聯系，過段時間，她想在我的餐館搞一次老鄰居聚會，見個面兒，聊聊天兒。我覺得李大媽的主意挺好。當時我還慷慨承諾：鄰居們會餐的費用，我全部承擔！
遺憾的是，後來李大媽一直沒動靜。想必那些鄰居住得太分散了，東一個，西一個，而且大部分都遠在五十多公裡以外的郊區，年齡也大了，進趟城，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
15
生活雜亂紛繁。但剝去層層外表，你就會發現人只是活在時間裡。而時間又總是很快，一晃就過去了好幾年。這期間，我開的餐館早已拆遷。又開了一家，也拆了。隨後我們又開起了第三家。總之是拆個舊的，我們就開家新的。不開不行，民以食為天啊！討厭的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是被開發商攆來攆去。感覺上，我們總是在找房子和搬家這兩件事情上不斷地折騰，犯愁，特別鬧心。我跟妻子說，老這麼折騰也不是個事兒呀。她說不折騰咋著？我說買房子。她像嚇著似的盯著我說，做夢呢吧？
我的夢還真的做成了。那是位於南城的一個新樓盤，介於三環和四環之間。幾座拔地而起的高樓，鶴立雞群般地站在周圍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置身樓上，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子，凌空望去，豁然開朗。此外樓的外觀呀，品質呀，室內結構呀，都不錯。看得我心裡怦怦直跳。在一個高個子售樓小姐的親切引領下，我們看了三、四種戶型，最後在十層樓的一個三居室，我和妻子站在那裡不動了。我告訴售樓小姐，說行，就是它了！
那是二○○三年的四月。我們正式去辦理購房手續那天，北京細雨蒙蒙，給人的感覺像是夢游：簽訂買賣合同，交付購房款，辦理銷售登記……直到辦完所有手續，重新回到那間十多平米的出租屋時，才如夢初醒。我妻子捏著那本差不多歸了零的存款折，眼圈一紅，竟哭起來了。我還以為她是因為有了自己的房子激動了呢。她卻喃喃地說，辛辛苦苦這麼多年，不是白干了嗎？當時我都愣了。這話說的！八十多萬的樓房都買了，咋還白干了呢？她說就是為了有個窩住？我說那你為了啥？人活著，就少不了吃穿住行，你要總問個為什麼，非把自己問死不可！
說到房子，我不得不說說胡冬。怎麼說呢，盡管在買房的意識上胡冬很超前，事實上他並沒有自己買房子，而是坐享其成。原來，胡冬住在郊區的時候，認識了一個當地的姑娘，兩個人彼此欣賞。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通過各個方面不斷磨合，最終成功地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了一對合法的夫妻。作為外地人，能娶一個北京的姑娘做老婆，在胡冬看來這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功，並為此而沾沾自喜。他曾非常坦誠地對我說，雖說他這個老婆長得不怎麼好看，走路還稍稍有些點腿兒，但人家畢竟是北京人，有房子，有戶口，將來有了孩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再用不著跟他一樣，當什麼農民工了。說到他原來的那個鄉下老婆，胡冬告訴我，她一點都不虧，離婚後，她在東北嫁給了省城裡的一個出租車司機（也是個二婚），雖說年紀大點，但也是城裡人，這樣就跟胡冬扯成了平手，可謂兩全其美——這就是胡冬。每次和他見面，聊天，我都不得不承認，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鄉下人，進入城市之後他的觀念總是那麼超前！
相比之下，我的觀念卻有些落後。是那種比較傳統與中庸的人，總想在現實和想象之間力求保持平衡。不過，憑借我們夫妻的同舟共濟、多年打拼，最終的效果也可以，至少我們已經有了房子，有了一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窩。
搬入新居之後，在一種全新感的反差中，我常常會想起過去。想起以前那些居無定所、寄人籬下的日子。毫無疑問，有時候也會想起那時候的鄰居。
說起來難以置信。有一天，我去王府井給煤礦的朋友修一塊瑞士手表。從表店出來，當我沿著一條街往停車場走去的時候，竟然碰上了趙公安！當時他正坐在對面的馬路牙子上抽煙。一眼掃過去，我覺得這個人挺面熟，卻一時想不起是誰。彼此對視了半天，我說是趙大哥吧？趙公安又困惑地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後才“嘿”了一聲，說，這不是劉老板嗎？
老鄰見故舊。我們親切地握了手。
我說，趙大哥來逛王府井呀？
他說，不是，這有什麼逛頭？路過。
我問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他說竇店。
我問竇店在哪兒？
他說，嘿！竇店不知道啊？在房山啊！
我說，噢，沒去過……
他說，周口店兒知道嗎？
我說，知道，那不是北京猿人遺址嗎？
他說，沒錯兒！竇店就離那不遠兒，十多公裡。
我“噢噢”地答應著。其實周口店我也沒去過。一是沒時間，同時我對猿人也沒什麼興趣。
說起話來，我才知道趙公安的老伴兒已經退休。那個喜歡足球的兒子在城裡一家建築公司工作，挺出息的，現在給一個工程師做助理，還沒結婚，平時住在市裡，單位很忙，離家又太遠，很少回去。他這次進城，就是給兒子送幾件換季的衣服，順道過來，瞧一下過去住過的地方變得啥樣了。
我想了想，這也是人之常情吧。作為進入北京的最初落腳點，我對這個地方也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每次到王府井辦事或購物，我都會沿著一條寬闊的大街，到我當年居住過的地方去轉一轉。只是原來的胡同早已化為烏有，一切都留在了遠去的記憶中。
我說，這變化可太大了。
趙公安說，可不嘛。
其實，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不變的。我發現趙公安也變了，臉上有了細密的皺紋，眼角也耷拉了。
那天，我們並排坐在馬路牙子上說話。對面兒就是21號院的大概位置。看著前面一排高低錯落的仿古式商業建築，我們沉浸在一種共同的回憶裡。有一會兒，趙公安還指指點點，說哪個地方是21號院大門口，哪兒是他的家，哪兒是馮老太太的小賣店……只是，眼前的一切已非實物，我們只能靠想象還原它過去的樣子了。當說到哪地方是我住過的房子時，趙公安像突然想起似的，他問我現在住什麼地方，還開不開餐館。
我告訴了他。趙公安沒有顯出意外，而是很真誠地豎了豎了大拇指。他感歎地說道，行啊，鬧得不錯！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沒有看我，而是一直望著前邊的什麼地方。接著，他毫不忌諱地告訴我，他老伴兒退休後，他們在鎮上也開了個小店兒，但不是餐館，是往餐館裡批發飲料和煙酒，生意還湊合。
我附和著說，反正沒什麼事兒，干點也行。
不是也行，是不干不行了。
說到這裡，趙公安的語氣又回到了從前。他憤憤不平地告訴我，搬到城外以後才知道，北京的那點粉兒全都擦到臉蛋上了。別看這城裡頭到處是高樓大廈，連街上的廁所都弄得水光溜滑的，可在鄉下啥都不行，別扭！他必須趁著還能動彈掙點錢。他說，一句話，即使我這輩子沒什麼指望了，也得讓我兒子重新殺回北京城，您說是不是？
我點了點頭。其實我很想說點什麼，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這時他兜裡的手機響了。他哆哆嗦嗦地掏出來，是老伴兒打來的，問他到哪了。他回了一句，我他媽還沒坐車呢。他按掉了手機，裝進兜裡。
意識到我們的聊天該結束了，我邀請他到我的餐館去吃了飯再走。他問我的餐館在哪兒。我說不遠。他婉言謝絕了我，說是還忙著，老伴兒剛不是催了嗎，得回去了，還有兩個多小時的路吶，我還真該走了！說著，他從地上站起來，老弟，您怎麼著？
我沒說我去停車場取車，我說的是我還得等一個朋友。
他說，那我可顛兒啦，坐車去了。
我說，好，趙大哥，慢著點兒，那就再見了。
再見！
他招了招手，轉身而去。
……
趙公安老了，駝背了。他本來個子就不大，現在看上去更小。我站在那裡，久久地凝視著他的背影——在人流中，漸行漸遠……
原刊責編 馬小淘本刊責編付秀瑩
責編稿簽：小說幾乎以“非虛構”的敘事筆法，誠實的情感，質樸的筆調，勾畫了一幅幅“我”的北京鄰居們的生活小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小說通過這些活生生的個體的“人”，寫出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真實生存狀態，他們的掙扎和奮斗，包括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心靈的。他們與一個城市慢慢融合以及共同成長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記錄了這個時代的變化，是時代精神的一種注腳。老到從容的筆力，顯示出成熟作家的話語風度，凸顯出一個有思想深度的思考者的語言重量。小說血肉飽滿，彌漫著人間煙火氣，有生活質感和精神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