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在那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中，胡適絕對應該是有突出地位的。胡適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扮演了無數的角色——五四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奠基者、中國現代化高等教育與高深研究的倡導者、二三十年代因發表《人權論集》而遭受國民黨政府通緝的自由鬥士、史學家、考證學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
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其為人處世、治學路徑、思想風範、道德操守、婚戀逸事，一直是海內外所廣泛流傳、評論的話題。
縱觀胡適一生的事業，先是現代新文化運動，胡適稱其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這一時期，他圍繞這一運動，留下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著述，這些都是前無古人的。後期胡適傳播自由主義，對於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進，貢獻極大。晚期，仍不遺餘力地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奔走，視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精神脊樑。
李敖對胡適有許多評論，當然對其晚年也有不少垢病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尊重多於輕視，讚賞多於批評。
胡適在五四後曾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時，還在他的講演中特意引用了這句名言。李敖認為，這是胡適思想的精華，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
從胡說開始
認識胡適，可以從「胡說」開始。胡適應邀到某大學講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的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黑板上的幾個字引得哄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民國時期的學界，流傳有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一方面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適交友之廣。胡適的朋友遍天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伕馬弁。與胡適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幾人可及。
要瞭解胡適的這一特性，最好看一看唐德剛的《胡適雜憶》。唐德剛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胡適大使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後，便柬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麼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即使不知道主人姓名也是可以應付得來的，因為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一定沒錯。宴會散後，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麼地方呀？」胡大使聽後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呵！」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作為新派文人，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八不主義」：一不言之無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拘泥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不用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俚語。
他以創作許多白話詩歌實踐著自己的文學主張。胡適寫了首詩叫《朋友》，據說是我國第一首白話詩，發表於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上，詩題改為《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首詩講究平仄對偶，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詩意淺露，在古詩今詩的交界線處一次大膽的嘗試，所以後來胡適乾脆把他的白話新詩集命名為《嘗試集》。打響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文化解放第一槍」。
在胡適眾多的朋友中，顧頡剛絕對是很重要的一位。胡適從美國回來任教北京大學。在回國前，他曾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得到一些好評，但在當時要想採用新的研究手段研究中國傳統的經學史在北大立足，胡適還是感到不安的，胡適的這種不安也十分自然，因為他所面對的學生都是自幼便受到傳統學問熏陶的。而在這些人當中，顧頡剛是與眾不同的一位。
顧頡剛出身蘇州世代書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在去北京唸書以前，顧不但已經熟讀了經書，而且涉獵了許多其他方面的內容，同時對研究歷史興趣濃厚。胡適的新方法、新態度被顧頡剛所認可，顧還拉了另一位舊學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得到傅和顧的認可和支持，年輕的教授胡適才在北大站穩了腳跟。
胡適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學家，他寫過一首關於文字方面的白話打油詩：「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樑，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嘗少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這樣深入淺出、詼諧幽默地介紹古今文字知識，將文言文與白話文對照，確實妙趣橫生。
胡適還寫過政治白話詩。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四句反問，信手拈來，饒有風趣。看來胡適也不無幽默。
1934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講白話文的優點，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聽到這話，不免萌生了牴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道：「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缺點嗎？」胡適衝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復電拒絕。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胡教授說完這段話後，整個教室的氣氛頓時活躍了，那幾個醉心於文言文的同學互相商量編寫電文內容。
幾分鐘過去，胡適讓同學們自動舉手，報告用字數目，然後從中挑選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
胡適說，這12個字確實簡練。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接著胡適又解釋道：「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暗示拒絕之意。由此看來，語言的精練與否，不在白話與文言的差別，在於能否恰如其分地選用字詞。經過這一堂課，不少同學對胡適對白話文都有好感，他們知道胡適的白話立場堅定。
「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問其故。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後一時語塞。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閒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臉面，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綵頭。胡幾欲暈倒。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胡適不是聖人，他也犯過許多錯誤，特別是在政治問題上。但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堅持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保持個人「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一生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實踐了這樣的要求。
三不來教授
黃侃，湖北蘄春人，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歷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他與因性格落拓不羈、被黃興罵為「害了神經病」而得「章瘋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經常不修邊幅、衣履不整、不洗臉、不理發、活像一個瘋子的劉師培，被時人稱為「三瘋子」。
黃侃在武昌高師任教時，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黃紹蘭女士繼配。二人雖經山盟海誓而結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至分居。武昌高師學生黃菊英和他大女兒同級，常到他家來玩，以父師之禮事黃侃，黃侃對這個女學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愛戀，不數月，二人突然宣佈結婚。朋友們都以「人言可畏」勸他，他坦然地說：「這怕什麼？」婚後不多時，他轉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在九華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題曰「量守廬」，藏書滿屋，怡然自樂。他和校方有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之約，因此人稱他為「三不來教授」。
千里輿梓黃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親是從北京回老家蘄春，還是由蘄春來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親又離不開一具壽材，他便不厭其煩地千里迢迢帶著壽材旅行了。真是奇聞！難道偌大一個北京城還買不到一口壽材？當然不是。那具壽材上有他父親黃雲鵠老先生親筆寫的銘文，黃侃來回旅行隨身必帶壽材，實為使然。後來，他母親死了，他悲痛欲絕，按照古禮服喪，才了結此事。
隨後，黃侃又請蘇曼殊給他畫了一幅《夢謁母墳圖》，他自己寫了記，請章太炎寫了題跋。這幅畫也成了他的隨身寶物，片刻不離。 黃侃20歲時留學日本，恰與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樓上，章太炎住樓下。一天夜晚，黃侃內急，來不及去廁所，便忙不迭地從樓窗口往外撒尿。這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驀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罵起來。黃侃不但不認錯，還不甘示弱，也報之以罵。他是貴公子出身，年輕性躁，盛氣凌人。
章生性好罵人，兩人本都有瘋子之稱，真是章瘋子遇到黃瘋子，一場好罵，而且越罵越起勁。然而「不罵不相識」，通名報姓之後，話鋒轉到學問上面，一談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黃侃便折節稱弟子。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對黃侃卻頗多嘉許，他勸黃侃著書。黃卻謂須待50歲後再從事紙筆。1935年，黃侃50歲生日，章太炎親贈他一副對聯云：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對聯內無意中藏了「絕命書」3字，黃侃愕然。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黃侃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在一次宴會上，胡適偶爾談及墨學，滔滔不絕。黃侃罵道：「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帳王八！」胡適赧然。過了一會兒，黃侃又罵道：「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帳王八。」胡適大怒。 黃侃卻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試試你。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不過聊試之耳！」舉座嘩然大笑。
黃侃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僅成上半部，全書久未完成。黃侃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北大講台上的狂儒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於袁世凱死後，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任。
上任伊始，蔡元培即決定將這座學府辦成研究學問的場所，改變過去以大學為陞官發財的捷徑的狀況，在就職演說中，他闡明了三項原則：
抱定宗旨。
砥礪德行。
敬愛師友。
同時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為陞官發財之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