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他離開長沙之前，毛澤東還曾認真地考慮過，他是否要與其他人一塊兒去法國。其中一個困難是錢。儘管他能拿出200元船票錢，但他沒有另外的100元付將要進行的語言培訓費。事實上，語言看來是個關鍵問題：毛澤東一生都在為精通英語而鬥爭，儘管他最終學會了借助字典閱讀，但用英語會話還遠遠不夠。他顯然覺得，置身於法語環境對他來說會更糟糕。他的外語聽力很差，甚至北京方言課對他也是一種考驗，到那段日子結束時，他仍然保留了一口混濁的湖南土音，同省人一聽就能聽出是湘潭口音。他不去法國也有另外的考慮。毛澤東依然覺得他的未來是當一名教師。他努力說服自己相信一件事，即所有的新民學會領導不能同時離開中國，這點很重要。他考慮，如果蔡和森與蕭子到法國去，他就留在後方，保證新民學會繼續促進改革事業。掌握語言並不是這樣一種難以逾越的障礙，其他的因素或許沒有顯得那麼突出。
他後來對埃德加·斯諾說時，又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瞭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他說，「我另有打算。」
他們抵達北京後，毛澤東與蕭子在楊昌濟教授家住了一段時間，楊教授為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得到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李大釗只比毛澤東大五歲，但他在知識界的重要地位與在國內的聲望，都高出了他的同時代人。一個完美的、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他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短而硬的黑鬍鬚，小小的金屬邊的眼鏡，使他看起來像一位中國的巴枯寧，李大釗最近進了陳獨秀當主任的北大文學系，與陳獨秀共同編輯《新青年》雜誌，這是毛澤東特別喜愛的雜誌。這所古老的大學圖書館離紫禁城不遠，它東南方的塔形高樓裡李大釗辦公室的隔壁，就是毛澤東工作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干每件事，都是毛澤東所希望的。他自豪地告訴家人，他已經得到「一個職位……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職員」。這是透出無限驚喜的聲音，但現實卻是深深的沮喪：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話。
毛澤東再次成為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魚。近二十年後，在他對往事的回憶中，仍然能感覺到一種揮之不去的怨憤。有一次，當他試圖在胡適講演後提一個問題時，這個比毛澤東大兩歲的偉人曾倡導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其時，他完成了他的一個研究課題《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發現這個提問的人不是學生，而只是圖書館的助理員，便把他拂到一邊。像不久前創立了北大最有影響的改革社團「新潮社」的傅斯年一樣的更年輕的學生領袖們，也同樣對他很冷淡。
結合這些煩惱，還有首都的生活費很高。他每月八塊大洋的工資——一半付了黃包車伕的工錢，剩下的只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他與蕭子及其他六個湖南學生一起，租了幾間房子。這是一幢北京傳統的灰磚灰瓦的平房，在一個小四合院裡，位於景山附近的三眼井，距大學約2英里。他們租的房子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他們八個年輕人共有一件御寒的外套，這就意味著，在最冷的天氣，氣溫到零下10度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輪流穿它出門。屋裡有一個矮小膛大的火爐，但他們沒有錢買煤塊或煤泥燒熱炕，晚上，他們擠作一團取暖。「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毛澤東回憶道，「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
毛澤東在北京度過的那個冬天，也在其他方面影響著他。1918年的中國首都，痛苦與振奮、光榮與世俗相交替，已成為國家變化的代名詞。在逐漸褪色的紫禁城的紅牆後面，廢黜的年輕的宣統皇帝依然在那兒生活，1000多個太監為他服務。滿族人、他們的家庭與親戚，總計已達首都100萬人口的1/3。駝隊從北部長城外來臨。身穿繡花織錦緞長袍的達官貴人坐在已經過時的、帶有玻璃窗的轎子裡，他們的隨從騎著粗毛蓬鬆的蒙古矮種馬，在轎前開道。
在以後的若干年裡，毛澤東的記憶中，不是舊與新、古代的宏偉壯觀與西式的現代的事物，也不是北京的骯髒貧窮與喧鬧繁華之間的不諧調——像一位西方居民說的，「一種不和諧的音調，一座地獄，那在歐洲是沒有東西可比的」——而是一種永恆的美：
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方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3.我們都是城市的「蟻族」
——關於「80後」成熟生存的憂思
田飛龍
田飛龍，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研究生，「80後」一員。
2010年是虎年，是最早出生的「80後」的「而立之年」，而整個「80後」將會陸續觸碰同樣的時刻。十年前，「80後」們曾以「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姿態盡顯風華；今日，「80後」的「成熟生存」卻是以家庭和事業的初步格局為標準。
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太多的夢想與掙扎，幸運與幻滅，無論是否情願，人生的路都必然是「越走越窄」。那麼，漸趨「而立之年」的「80後」的整體性的「成熟生存」狀況如何呢？組建家庭和開拓事業的初步格局是否得到自身與社會認可？「80後」對自身和對社會的擔當是否延續了曾經的「天之驕子」的理想姿態？
同樣年輕的社會學者廉思用「蟻族」來刻畫「80後」的代表性群體——大學生的「成熟生存」之困境，至為形象精闢。然而「蟻族」僅僅是大學生嗎？「蟻族」到底從何處來？誰製造了「蟻族」？「蟻族」及其奮鬥精神對於轉型中國有何意義？「蟻族」應該受保護還是放任成長？「蟻族」是否是「80後」的集體宿命與和平年代的「第二次成長」？這些問題深深吸引著筆者探討的慾望。
誰是「蟻族」？
我們本是「人類」，何以成「蟻族」？這是一種形象化的隱喻，意指以卑微之身依附於城市大熔爐中，希冀「魚過龍門」、「人登雅堂」。廉思將覓尋的目光聚焦在「大學生」身上，或許是因為「大學生」承載了家族、社會和時代的最高期望，因而也是最有資格代表年輕一代（「80後」）的群體。
筆者同意將龐大的大學生群體作為「80後」的代表性群體，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基本上都是「城市知識」，他們的價值觀也是「城市價值觀」，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回不到農村」的「農村人」。
這裡還需要將大學生中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分開，將小城市人和中大城市人分開，因為出身、家庭、社會關係和整體的教育經歷最終還是會將同樣冠以「大學生」之名的青年人區分開。準確言之，城市空間裡，最終成為「蟻族」的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小城市的「大學生」——他們中也有成功者，比如通過公務員考試、與城市人聯姻、企業創業等各種方式，但大部分人卻需要從「蟻族」身份出發重新建構「城市中的自我」，因為他們擁有除了未必實用和有競爭力的知識之外，是真正的「無產者」——在城市空間裡，他們無房、無車、無城市戶口、無固定工作。他們是以「高考」的方式並在「高考」制度關於城市生活前途的暗示下「進城」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注定了需要從城市的「蟻族」身份出發。
然而，在整個城市空間，僅僅關注大學生群體中的「蟻族」是不夠的，因為農村青年還有另外一種非常重要的「進城」方式：農民工。現代的農民工並非文盲，隨著教育的大眾化，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普及，他們一般具有初中、高中乃至於職業專科學校的文憑。他們與「大學生蟻族」的唯一差別就是在「高考」的分水嶺上各奔東西，結果就是學歷的差別。他們住的是「集體工棚」，而「大學生蟻族」住的是冠以「學生公寓」之名的簡易居所，所差無幾。「大學生蟻族」與「農民工蟻族」的工種也有一定差別：前者必須依靠大學傳授的城市知識生存，工種涵蓋文秘、策劃、家教、文化傳播、保險推銷等，後者涵蓋建築、電子產品推銷、物件修理、垃圾處理、保安服務、大門看守等；前者仍然凸顯了「腦力勞動」的特徵，後者則主要依賴「體力勞動」和簡單職業技能。
以上兩類構成了城市空間「蟻族」的主體，也是城市空間「80後」的主體。他們儘管進城方式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工作類別不同、成功機會不同，但他們的幸福感、成就感、城市空間中的歸屬感相差並不大。他們都是城市的「蟻族」，是城市定居者眼中的「鄉下人」。
誰製造了「蟻族」？
我們都是城市的「蟻族」，這是農村青年在城市化時代的宿命。但到底誰製造了「蟻族」？還是需要細緻分辨。
首先是「現代化」的時代命題。「現代化」在西方呈現的基本上是一種「自生自發」的歷史圖景，在那裡，個人從宗教觀念和生產力中獲得了雙重解放，開始以個人奮鬥為基調追求經驗性的幸福。「現代化」必然以工業化為核心，工業化必然造就城市文明，這一歷史邏輯難以逆轉。在此背景下，無論是計劃時代，還是市場時代，權力、價值和發展戰略的重心都在城市，城市是後發國家的火車頭，城市及城市工業的破產是後發國家現代化失敗的首要標誌。為了城市與工業發展，國民教育必然以現代化的城市知識為核心，並產生了過剩的「人力資源」（「大學生蟻族」），同時需要勞動密集型的自由勞動力，於是開放農民工進城（「農民工蟻族」）——「蟻族」是現代化狂飆過程的副產品，他們是作犧牲和作奉獻的，他們是權力和資本的聯合僱用對象，他們是增加城市福利而非分享城市福利的「城市無產者」，他們的社會保障在最弱意義上就是出生地的農村土地。
其次是「城市價值觀」的鞏固確立和鄉土的「家族期待」。城市為何能夠成為「中心」？「蟻族」為何心甘情願在此「奮鬥」？不僅僅是權力與資本結合之後在城市物質層面運作的成功，還在於一種以「城市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精神業已確立。撇開實際能力，無論是「大學生蟻族」還是「農民工蟻族」，自離開鄉土的那一天起，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在「心靈」上重新「回鄉」。筆者曾有《大山與驛站》一詩，結合自身成長經歷，展示農村知識青年進城的「不歸路」意蘊。「不歸」對於「大學生蟻族」更甚，因為他們被學院的「城市知識」馴化得更加徹底，因而更加堅定地維護並追求城市價值觀與城市生活方式。「大學生蟻族」的「城市化」具有一種表面化的知識根據。
同時，「大學生蟻族」的「城市化」還受到一種「家族期待」的社會性制約，以至於「大學生」在城市空間無論多麼失敗都不敢逆著「家族」的期待目光而行。這種社會價值的「心理強制」機制不僅根源於「城市價值觀」這樣的現代精神，也根源於「官本位」這樣的中國古典成才倫理，因為農村「大學生」的高考成功不僅依賴於農村家族的集體奉獻（因而存在回報期待），其在鄉土社會的樸素理解中也是有「功名」的人，是「還鄉」必「衣錦」的人。「農民工蟻族」進城則更多的是一種物質生活慾望的直接滿足，雖然內心充滿羨慕，但缺乏教育基礎和知識根據，惦記的仍然是鄉土。所以，最終意義上「農民工」仍然屬於「農民」，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則屬於「城市」。「城市價值觀」通過學院知識、大眾傳媒和同輩比較，得到不斷的鞏固與確證，成為遊蕩於「蟻族」心靈的咒語，也成為他們「回不到農村」的價值根據。所謂的「大學生村官」不過是一種城市官員（公務員）的培訓考察環節，他們「下鄉」的主要動力是「回城」的特惠性擔保，他們惦記的仍然是「城市」。
「蟻族」的奮鬥意義？
相比於具有城市戶口的「大學生」或「非大學生」，城市「蟻族」的生活艱難與奮鬥精神成正比。「蟻族」們有一種共享的根本確信：知識改變命運，奮鬥造就人生。這種信念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十餘年間得到了太多的事實支持，但隨著改革的深化、人才培養的層次化、分工的精緻化以及競爭的精英化，普通大學生在城市空間的成功概率日益衰減，大學生逐漸被擠入「蟻族」行列，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成為城市的真正「人類」。在激烈的競爭面前，「蟻族」隊伍不斷壯大，在整體的奮鬥進取的積極姿態之下，也出現了嚴重的價值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