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階級結構中，社會流動模式是混合型的。這是一種適度型封閉（而不是極度封閉）的社會流動。它一方面限制垂直流動在任何階級、階層間自由發生，如貴族以血親和特殊功勳形成世襲的特權等級，不輕易允許較低級階層向貴族流動，賤民的上升流動也從法律上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它又保證一定範圍內的上升性流動，而科舉制就是這種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渠道。今天，我們以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科舉選官制度時，不得不承認它相較於之前「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度更具合理性。科舉制度允許包括平民在內的士子「投牒自舉」，進行統一的考試「以文取士」。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社會史論》對明清時期的進士、舉人和貢生的登科名錄進行統計分析後表明，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的進士比例為宋53%、明49.5%、清37.6%，並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在相當程度之內是以科舉考試為主要渠道的，而科舉產生的進士、舉人等熟讀儒家詩書的「士」又是統治階級的儲備力量。
可見，科舉制度如同一條巨大的生產線，士子們就是其產品。在中國傳統社會森嚴的等級制中，科舉考試像一根血管一樣，通過公開、合理的競爭，給所有出身寒門的讀書人以通過科考而非依靠錢財、出身、關係、背景改變自己命運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傳統社會疏通了社會上層與下層的聯繫。隋唐以後的一千年至1905年，這個制度扮演了與學術思想、社會、行政體系、政治相關的許多角色。
科舉選官制度為大批想實現身份轉換的人提供了一種「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而晚清科舉制度廢止，則意味著這種希望的破滅。四民之首的「士」階層不再以科舉為「指揮棒」。正如梁啟超所言：「使數百萬之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登進之路，恐未免傷於急激。」當時，新式教育的開放性還不及科舉制度，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部分知識青年向上的社會流動受到阻塞。由於這些知識青年不屬於任何一個身份團體和任何一個階級，在正在變革的社會結構中沒有固定的位置，於是，這種游離感使得大部分激進的知識青年最終投身到直接的政治運動中。他們由疏離走向反叛，以農村包圍城市，由內地顛覆沿海，達到自下而上徹底改造中國的目的，順帶也將自身從社會邊緣轉運進中心地帶。正是這種向上流動性期望生成，但最終又沒辦法通過正常渠道實現的、刻骨銘心的體驗，造就了源源不斷的革命之士。他們將自己的未來越來越緊密地與烏托邦「願景」聯繫在一起。而革命團體或組織（先鋒隊）的重要功能就是將這些人團結起來，使處於邊緣狀態的知識青年能共同應對生活與鬥爭中的不確定因素。
知識階層與高等教育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是重視知識分子的。早在1939年，黨中央就通過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並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在這個決定中，毛澤東肯定地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1956年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因此代表黨中央鄭重宣佈：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鑒於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就要開始，他又及時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上述講話表明，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是肯定的。只可惜，從50年代後期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由於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偏差，重新把知識分子打入「另冊」，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受到打擊和不公正的對待，給國家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黨對知識分子的方針和政策又回到了正確的軌道。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當年報考的人數約為570萬，而錄取人數僅為27萬，錄取率為4.7%。高考成為中國繼科舉制後，最為重要的精英選撥機制，大學生則成為類似古代「士」階層的中國新時期「知識分子」。自此，一批批經過高考脫穎而出的優秀青年，經過高等教育若干年的訓練後，畢業進入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重要崗位工作，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從1999年開始，我國高等教育理念從傳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實行大學擴招政策，高等教育規模逐年擴大。教育大眾化，是一個社會關係的重組過程，必然要求重新定位處於該結構中大學生的社會角色，而大學生作為知識分子階層的一個群體，也從社會精英成為普通勞動者。教育部高校學生司有關負責人當時稱：「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去參與就業選擇和就業競爭。」這指出了當前社會對大學生的「普通勞動者」的角色要求。
而高等教育的擴招，也使得以大學畢業生為代表的青年知識階層發生了很大的分化：少部分被利益結構化，成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社會精英。這部分人大都畢業於名牌高校，或者家庭掌握著豐富的社會資源，他們進入國家機關或國有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工作，仍然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而絕大部分知識青年被去利益結構化，成為底層知識群體，淪為「蟻族」。這部分人大多來自農村和縣級市，家庭經濟社會地位較低，往往從事餐飲服務、保險推銷、廣告營銷、電子器材銷售、教育培訓等低收入行業。
10年間，大學生就業由不是問題，變成了問題。政府的發展戰略，遂從「GDP優先」轉為「就業優先」。有關部門號召大學生們，一不要高薪，二要多考慮基層，三要自主創業。從「天之驕子」到「蟻族」，中國的高等教育機制負責篩選社會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而大量知識青年的淪陷，則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到社會上應當如何定位自身？大學畢業生在社會起跑線上應當樹立一個什麼樣的目標？這是目前仍然令許多青年人困惑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讓所有知識青年都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來已然不現實，但大量沒有「背景」的底層知識青年從事低端或純體力勞動，又不符合人才培養的模式，國家對高學歷人才的需求還沒有奢侈到讓大量大學畢業生都從事低技術水平勞動的地步。而同時，底層知識青年不能融入主流社會，進而被逐步邊緣化所引發的危險，已初露端倪。一方面，底層知識青年沒有得到比他們微薄的社會經濟份額更多的報酬；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所受的高等教育又令他們產生了高期望值。
這種強烈的反差既發生在經濟領域，更見諸政治領域，政治與經濟雙重向上流動性的減低都促使他們感到個人沒有出路，未來沒有希望。而這種狀況所預示的「潛在危機」，不僅使得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還使整個社會面臨缺乏中流砥柱的危險。楊元元夢破，她上吊了；劉偉夢破，她跳河了。越來越多的人發表「讀書無用論」，認為讀書並不是一個出路，「成為知識階層」對於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來說已經無法帶領他們擺脫貧困。在這樣的浮躁心態下，有一部分人選擇下海創業，有一部分人卻在現實的打擊下走上不歸路。這不僅標誌著當代知識青年的消逝，還表明這個社會最主要的支柱力量在逐漸減弱。「蟻族」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當向上游的努力被現實推翻以後，誰也不清楚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因此，知識是否能改變命運，關鍵要看這個社會是否為有知識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時，也取決於擁有知識的人是否對現實有很好的適應能力。「蟻族」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會條件下，底層知識青年的境況或者需求。這種需求的核心內容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士」階層的一種自我期望和認可。或者說，「蟻族」作為目前中國社會的「士」階層，能否有尊嚴地活著。
具體來說，就是如何讓沒有機會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知識青年在時代發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讓他們雖然在體制外，但仍能保持對體制的高度認可；讓他們不會因為生活的種種不如意，對整個制度的合法性產生質疑；讓他們存有中國夢，成為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高素質勞動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解決「蟻族」問題，不能單就大學生就業問題談就業問題，單就高等教育問題談高等教育問題，而必須站在整個中國知識分子未來發展的高度上，通盤考慮，統籌規劃，在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下，重新定位大學畢業生，重新制定知識青年的方針政策。而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包容性增長」理念和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這種視角，理應成為解決此問題的立足點。
「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之後，中華民族如今又處在一個危機與希望並存的格局中。30年前，我們還在為沒有人才而感到焦慮；而如今，通過舉國教育體制，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地造就了一支異常龐大的知識青年隊伍。2011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新高，預計達到650萬人，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但問題也接踵而來，人才有了，隊伍有了，如何組織管理好這支隊伍，為這支隊伍創造出一個合適的發展空間，從而發揮出這支隊伍巨大的能量，確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如果寒窗苦讀20年，卻不能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不能實現人生理想，不能獲得一個優裕的生活，那對後繼者會是怎樣不安的暗示？如果知識青年不得不為了利益，而劍走偏鋒，甚至出賣良心，那又該是怎樣一種信用的喪失？如果知識青年反對現行的體制和制度，致使社會陷入動盪與混亂，那又會是多麼可怕的情形呢？
可見，「蟻族」等底層知識青年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必將釀成全社會的危機。回首過去，中國古代「士」階層通過科舉制度一方面可以進入政府充當國家官僚，另一方面也可留在鄉土，充當「教化之儒」。整個士階層的思想、行為、心理、情感的趨向均可以官僚階層為「參考群體」，因此，他們與傳統權力結構的互相依存關係遠大於相互牴觸的關係。但後來，晚清知識分子卻因科舉制度在轉型時代罷廢，而新的、有效的人才上升制度一直未能真正確立，正常的仕進階梯中斷，以致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缺少制度上的有機聯繫。儘管知識分子仍擺脫不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但事實上他們卻與國家主流體制漸行漸遠。一方面作為知識精英，他們借助新的制度媒介在文化層面處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日益被邊緣化。這種對比和反差，使得知識分子與政治體制和現實秩序相牴觸的可能性要遠大於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近代的知識階層對於中國政治、政府的態度則以批判為主，專業化程度更深地拿起「批判的武器」選擇技術性的批判；而激進的邊緣知識分子則更多選擇意識形態批判的方式，甚或主動投身革命選擇「武器的批判」。
附文
青年毛澤東的「蟻族」之路
【英】菲力普·肖特
1918年8月19日，已經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按照現在的標準，這是一所二類大學）畢業的毛澤東為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借朋友們的錢來到北平。以下節選自菲力普·肖特撰寫的《毛澤東傳》第四章：
「北京就像一個大熔爐，」毛澤東說道，「在那裡，不可能變化的人也能被改變。」火車緩慢地駛過北京城厚實的、灰磚砌就的城牆，旁邊是紫禁城的雉堞，這是現已消失的中國古代權力與輝煌的標誌。火車停靠在一座新的西式風格的車站上，這車站又是需要外國技術與觀念的標誌。此時，這個年輕的、南方來的外省學生進入了政治與知識騷動的世界。七個月後，他將帶著怎樣挽救中國的很不同的見解，在這裡，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