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早在「蟻族」實地調查之前，我就把從北大、人大招募來的調研員同時作為我的調查對象。調研前，我給他們開座談會，向他們介紹「蟻族」群體的有關情況，他們大部分的反應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這些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為什麼會在那裡待著，甚至有些人流露出鄙視的情緒。這些同學的態度，我能夠理解。人的想法跟自己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我之前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群體存在。但隨著調研的深入，當我帶領同學們走進聚居村，接觸過「蟻族」後，我再和他們在一起座談，他們的反應是：不僅真正相信有這樣一個群體，而且佩服他們。還有人因為覺得「蟻族」精神上很強大，很羨慕地想搬到裡面去住。課題組成員張冉和我談到，有一個晚上，她從唐家嶺回學校，沒有趕上公共汽車，看著車門在眼前關閉、車子出站的情景，有種錯過這輛公車就像錯過整個世界一樣的恐懼。我意識到，這個調研，給我的團隊成員帶來的影響是多麼的沉重且強烈。
我為什麼要研究「蟻族」
「蟻族」研究獲得社會關注後，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廉思，你是北京人，家境殷實，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博士後，你的交際圈和生活圈與蟻族沒有重合，怎麼想到會去關注「蟻族」，關注這群和你並不相干的同齡人的命運。我原來並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問的人多了，我也開始琢磨。我想，之所以對「蟻族」群體產生興趣，可能是因為自己出生於80年代的「頭」，總是對後面的弟弟妹妹們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愫和責任，我總希望比我年輕的「80後」、「90後」，還有現在花苞一樣的「00後」過得比我好，他們應當享有更廣闊的天空和舞台。
「蟻族」研究啟動後，遭遇的難度和挫折超乎了我的想像。人文社科研究中，社會調查耗費的資金最多，由於經費不足，課題組中的許多人不得不選擇離開，真是難以維持。有很多人勸我放棄，我不是沒有猶豫過，但每當這時，我就反問自己：國家培養了我，我應當肩負怎樣的責任去回報國家和社會？這大概和我的教育經歷有關。我讀本科、碩士、博士和博士後，全由國家公費資助。長期以來，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機會，把自己的個人追求同國家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用自己多年積累的學識報效國家。在長達三年的研究中，我一直秉承這樣的信念。曾有國外的研究機構慷慨承諾提供上百萬元的研究經費，以收買我的研究成果，但我始終沒有這樣做。人生的道路選擇需要經過漫長的理性思考，不斷克服眾多外在的利慾誘惑，直面自己的內心，去詢問到底什麼樣的選擇會讓自己有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對於「蟻族」研究，8萬多的研究費，3萬多的出版費，我總共為這項研究墊付了12萬。在許多人眼裡是一件吃虧的事，但是我覺得——值！因為它是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我從中收穫到了幸福。
「蟻族」群體獲得社會關注後，有些人認為「蟻族」是一個偽問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消失，不需要重視，更無須刻意去解決。還有些評論家將「蟻族」和「文革」時期的「知青」進行對比，認為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而且不會承受被批鬥和上山下鄉的風險，已經很幸福了，「蟻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更有甚者認為我將幾百萬人的苦難放大，用心險惡，居心何在？
其實，《蟻族》一書全部是原生態的描述，這本書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虛構故事，書中的數據和陳述均基於科學的調研和嚴格的錄音整理，根本不存在「刻意」放大或迴避某些問題的處理。令人慶幸的是，我保留了所有的原始資料，以備歷史的檢驗。
而對於上面那些質疑的觀點，我總在想，社會在進步，如果老是和以前比，那肯定是好的，可是這又有什麼意義？未來的前進動力又在哪呢？年輕時多吃苦是人生的必經階段，這無可厚非，「蟻族」自身的奮鬥也說明了這一點，但同樣不容迴避的是，「蟻族」現象也確實反映了中國社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蟻族」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但目睹同學中「富二代」、「權二代」畢業後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對於吃苦，「蟻族」們從不害怕，但他們心中會不由得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吃苦的不是「富二代」和「權二代」，而總是我們？難道就因為我「沒有一個好爸爸」？
作為一名學者，在強弱貧富的利益博弈中，我的「居心」只能選擇在弱勢群體一邊。學者的作用，正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社會具體博弈點上的力量對比，改善弱勢群體無力自保的境況，使他們擁有一定自保能力，減少所受侵害。學者的這種作用，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它可以使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傷害受到一定限制，弱勢群體在承擔改革成本的同時，其最基本的權益有望得到保障，社會矛盾不會過度激化，衝突不會走向極端。所以，對「蟻族」這種善惡美醜利弊交纏的複雜現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視角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進行不同的評判；但是作為一名學者，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由我的身份決定的。「世界上有一個人是飢餓的，我是飢餓的；世界上有一個人是貧窮的，我是貧窮的！」知識分子應當有這樣的責任和良知。
人生的路該如何走
30年前，《中國青年》上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曾經引起了社會大討論，「潘曉」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時代在前進，但她觸摸不到時代的臂膀，她的疑惑是：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
「潘曉」那個時候，「80後」大多還沒有出生，但巧合的是，在「蟻族」這些「80後」身上我也看到了同樣的困惑。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然不是改革開放初期「遍地是金」的年代，「80後」必須奮鬥，那是因為「努力了，奮鬥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不奮鬥，一定不成功」。「80後」必須學習，那是因為「沒有知識，肯定不能改變你的命運；但有了知識，也未必就能改變你的命運」。「80後」設置了一個又一個目標，但無論勝敗與否，他們都無動於衷，滿不在乎，那是因為「勝，多是慘勝；敗，多是惜敗」。他們既看不到希望，也不至於絕望；既接近成功，但離失敗也並不遙遠。
「蟻族」的路，我沒有權利去評價，更沒有資格去評價。人生的路，只有自己走過，才知道是對是錯。更何況我也同為「80後」，我走的路就一定對麼？對於走什麼路這樣的人生大問題，誰也不是天生就知道這些事情。更何況什麼才是真正的答案？有些答案需要用一生去尋找，直到生命的終了；而有的人直到生命終了仍然沒有找到答案。沒有人天生就知道哪條路可以一路順風，誰又不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長的呢？
其實，社會不應靠說教去告訴「蟻族」走哪條路，而應用真愛和良心去溫暖這個群體。更重要的是，在關愛之餘，要給他們留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可以保留一絲內心的高貴與信仰。有的時候，我們將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俯瞰世界，用憐憫的心態去試圖接近我們認為生活不濟的人群，以為自己的到來可以給他們帶去光明，但最終的結果，可能與我們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現在回想起來，「蟻族」給我提出的問題，很多我至今都無法解答：「四年前，我用一袋錢換回了一堆書，四年後，一堆書卻換不回一袋錢，這是為什麼？」「我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人們都說，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但為什麼沒能改變我的命運？」與其說是問我，不如說是對時代苦苦地追問。在《蟻族》這本書中，我其實更多的是想扮演一個發問者。通過「蟻族」的人生經歷，帶給當代青年更多的人生思考。思考什麼？思考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思考在國家政策下，個人如何去應對和作出選擇。我知道，很多大學畢業生去西部是為了考研加分和城市戶口，很多人當村官是為了有兩年基層工作經驗然後考公務員盡快離開。我們不能一味地責怪這些年輕人現實，而是現實讓他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選擇。社會呼喚青年人要有責任感和擔綱意識，但是對於現實中的個人來講，既不能只講奉獻不談利益，也不應只談利益不講奉獻。如何平衡這兩者之間的權重，「蟻族」讓我們反思了很多。
今天的「80後」，已然到了而立之年，但孔子在兩千年前的餘音，讓我們「80後」顯得是那麼茫然無措。如果用車和房作為衡量「立」的標準，那麼能有多少「80後」現在有車有房？又有多少「80後」的車和房不是依靠父母而是自己掙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立一些信心，立一些信念。對於正在奮鬥中的「80後蟻族」來說，不正是這樣麼？每個人天生都有追求理想和生活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應當被任何一種力量剝奪，它是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一個天平。
想起一首小詩，把它抄錄下來，送給自己，同時也送給那些和我一樣，依然為夢想追尋的青年朋友們：
鏡頭：螞蟻
更多的時候是一粒米飯在搬動光陰
在熟悉的黃昏
一粒米飯頂著暮色慢慢回家
螞蟻只是安裝在米飯上的輪子
螞蟻只是推了幸福一把
你肯定見過一粒米飯在前進，因為它有一隻螞蟻作為輪子；你肯定見過山道上背著柴火艱難行進的母親，因為她有慈愛作為輪子；你肯定見過天空在飄動，因為太陽和月亮是它兩個不同規格的輪子；你肯定在生活面前流下過卑微的淚水，你肯定曾咬著牙前進，因為你的心是永不生銹的輪子。堅強地過好每一天，誰人不是一隻螞蟻？我們要做的就是把生活這粒米飯向前推進，哪怕只有一寸——那也是幸福的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