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泊窪，團泊窪，你真的這樣靜靜的嗎？
全世界都在喧騰，哪裡沒有雷霆怒吼，風雲變化！
——郭小川：《團泊窪的秋天》，1976年
1976年，從一開始就被證明是一個絕不平凡的年份。
在這一年，中國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繼去世。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時年55歲、當過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湘潭縣縣委書記的華國鋒被指定為接班人。
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宣洩，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英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還有人在天安門觀禮台上掛了一條很有點幽默感的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那麼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成「幕後主使」，他因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裡氏7.8級強烈地震，唐山城全毀，餘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計死亡24.2萬人，重傷16.4萬人，全球震驚。
10月6日，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他們被稱為「四人幫」。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誌。
受到自然災害及政治波動的影響，1976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只比上年增長了1.7%，遠遠低於計劃要求的7%~7.5%，國家財政收入也出現了29.6億元的赤字。在國家投資拉動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鬥爭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從1965年到1976年，中國共出現四次經濟高峰，分別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現了四次低谷，分別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這一時期，由於價格受到嚴格控制，宏觀變動竟與通貨膨脹無關，這與1978年之後的情況大不相同。
從這一年的報章來看，輿論一直在不停地聲討鄧小平的經濟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有一篇《靠「責任制」還是靠覺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廠銅工彎管組」。文內寫道：黨內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條例》大肆鼓吹所謂「責任制」，胡說什麼「規章制度關鍵是一個責任制」。這種不講路線、不講共產主義風格的「責任制」，到底是個什麼貨色，我們廣大造船工人心裡最清楚。
文章說，「崗位責任制」對廣大群眾實行管、卡、壓，什麼車、鉗、刨、銑各有專職，電焊、漆工不許亂來，每人都要「安守本分」；部門、工種之間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軌」行為，就要扣工資，給處分。這種「責任制」死死地束縛了我們工人的手腳，扼殺了我們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其罪惡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誘騙工人埋頭生產，不問無產階級政治，聽任他們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復辟資本主義。
從8月13日到10月6日，僅《人民日報》就發表「批鄧」文章總計110篇。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編寫的三本「批鄧」小冊子發行了上千萬冊。鄧小平、陳雲等人在過去兩年多裡推行的開放和整頓政策幾乎被全部推翻了。
鄧小平的再度復出是在1977年7月。因葉劍英元帥等人的堅持，在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宣佈，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
在1976~1977年間，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完全地呈現出來，人們徹底厭倦了一場接一場的、永無盡頭卻沒有任何實惠的政治運動。據胡鞍鋼的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開展各種大、小政治運動多達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個運動尚未結束，下一個就接踵而至。在「四人幫」被清除之後，華國鋒仍然大搞政治運動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這一方針的揚棄，將經歷一場著名的大討論，在1978年底才塵埃落定。
十年「文革」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和體制空間。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當於美國的1/10。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紛紛崛起。
胡鞍鋼對「文革」十年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9%左右，1952~1957年間實際GDP增長率為9.2%，1978~2003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3%，而1957~1978年間為5.4%，也就是低了4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也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十年「文革」中，因為教育制度的失誤，全國少培養了100萬大學畢業生和200萬中專畢業生，耽誤了一代人，中國的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進一步拉大。據蔡昉和都陽的研究，「文革」使潛在人力資本存量減少了14.3%。
對於十年浩劫的影響，國內外學者還有另外一些觀察角度。哈佛大學的德懷特·帕金斯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後果，並不是紅衛兵年代的無秩序造成的，而是長期遵循一個獨特的發展戰略並由戰略而產生的計劃和管理的質量所致。因此，要解決這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但中國的計劃制訂者在十年之後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帕金斯所謂的「十年後」，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儘管「文革」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混亂，然而，在這期間，經濟治理的模式與邏輯與之前並沒有任何改變。這些模式和邏輯包括：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和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制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的做法，等等。吳敬璉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寫道：「企圖以海量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我國經濟情況極度惡化以及巨大的財富乃至生命損失，然而，即使造成了這樣大的災禍，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卻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
上述種種模式與邏輯從20世紀50年代之後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於眾多精通經濟管理的高中層官員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計劃經濟制度的負面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在這個意義上，「文革」作為一個代價昂貴的「反面教材」，為日後的思想解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空間。
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再沒有受到列強的軍事侵略。到1976年，無論在人口、經濟還是軍事意義上，它都已經是一個不容欺辱和輕視的大國。
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從1.8%降低到0.73%，水澆地占耕地面積從18.5%提高到45.3%，每畝使用化肥從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國的鋼產量增加了129倍、煤產量增加15倍、發電量增加47倍、石油產量增加726倍、化肥產量增加874倍、水泥產量增加71倍、糧食產量增加2.5倍、棉花產量增加4.6倍。中國的鐵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運和航空里程分別增加1.9倍和8.6倍。中國用不到30年時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有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國家之一，從1952年到1978年的通脹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國的中小學在校學生增加8.4倍、高等學校學生增加5.3倍。中國政府還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建立了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體系。中國還是當時世界上四個核武器俱樂部成員之一，另外三個成員是美國、蘇聯和法國。
儘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國顯然不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甚至因為政治局勢的動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經濟成長總是被打斷和處於停滯的狀態。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在1952~1978年之間，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的出口額只增長了一倍。
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治理者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攤子。「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的這一評論，是經濟界的一個共識。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系的構築，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配給制，國有企業部門非常龐大，普遍實行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制，甚至火柴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准。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民營經濟近乎於零。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並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濟增長。
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佔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雖然多年強調「以鋼為綱」，但1976年的鋼產量只有2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鬍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
有一些數據可以生動地表明投資效率的低下到了多麼可怕的地步。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在1976年生產1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產1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運輸每噸每公里所需投資則超過40%。另據李安增、王立勝所著的《中國當代史》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1955年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1976年下降為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只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築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只有1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