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道路狹窄，來來往往的小商販們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於陳永貴的專車竟無法順利通行。陳永貴觸景生情，說出了一句後來在全國廣為流傳的話：「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
很快，石獅成了全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反面典型。據當時的排查記錄顯示，在所有的投機倒把分子中，非法獲利萬元以上的就有11人，非法獲利5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這些人都受到了懲罰，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抄沒家產。北京的電影製片廠專門來這裡蹲點拍攝，製成了一部長達28分鐘、名為「鐵證如山」的新聞紀錄片。從留存至今的鏡頭中，可以看到混亂而骯髒的自由市場交易畫面，一個個看起來驚恐如鼠的小商小販，影片的畫外音以泰山壓頂般的口氣怒斥道：「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小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萬元！這裡烏七八糟、臭氣沖天！……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你們自由買賣了，你們是資本主義；燒香拜佛是封建主義，你們燒了拜了，你們是封建主義。瞧，鐵證如山！」
後來的史家當然給予了石獅完全不同的定論。在1978年之後，正是福建的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以及浙江的溫州和台州地區，成為私人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發源地。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顧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在過去的幾年裡，他經常咳血，並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症狀當做氣管炎來治療，當最終確診為肺癌以後，已是無藥可治的晚期。
從「文革」開始之後，顧准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干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著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據吳敬璉的回憶，在當時，顧准「痰中帶血」，身體已經出現了惡化徵兆。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麼的無力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著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一個比他小十多歲的研究員吳敬璉，與顧準成了莫逆之交。吳敬璉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產生了懷疑，而顧准顯然看得更加深遠。吳敬璉日後回憶說：「顧准總是說，這不只是那幾個人的問題，對於中國為什麼在20世紀都已過去了一半的時候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怪事，需要放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背景下去觀察。」
這時候的顧准，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顧准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的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不再滿足於所謂的「專業」。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20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顧准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鑽研，讓他的思考力變得愈加銳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來，皆成智珠。
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准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於政治則為捨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於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並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鬥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自從《天演論》被翻譯到中國後，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顧准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於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葉的手術刀，準確而乾淨，舉手一試，萬物頹然。
1971年8月，顧准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進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制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於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制度。」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他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制度」的書作準備。
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准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的書中寫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這位早年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終於在歷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中庸、信奉漸進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憤怒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漢字。顧准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Kornai）正在創作《反均衡論》（1971年）和《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顧准晚年一直對自殺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駱耕漠曾回憶一個細節：「1973年前後，記得我剛補發了工資，我請顧准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回來時太陽落山了，他說，我們走條近路回去吧。其實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樓前，他眼睛望著樓上一個窗戶，默默地停了好長時間。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過的地方憑弔，汪璧是在這裡自殺的。」
1974年11月，醫生在顧准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准自知末日降臨。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准把44歲的「干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顧准在遺囑中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傳承。十多天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准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後，他被認為是一個「卸下肋骨點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難講述了生命的堅強、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後，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後的22年裡，他的生活凌亂而慘淡，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厭惡而顯得多餘。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抹尊嚴。
1973年10月，中東地區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後者為了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集體提高原油價格並威脅停止對美國供油，從而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石油危機，這也是人類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猛漲到12美元，僅提價一項使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億美元。
石油價格暴漲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日後持續三年的石油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物價攀升，經濟蕭條，失業率大幅提升，美國的工業生產因此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在西方經濟史上，這場危機意味著戰後統治政商界長達30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的階段性終結，因為，事實與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發生了矛盾：通貨膨脹不可能與大規模失業同時發生。各國政府意識到了財政限制及控制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性。這一共識的逐漸形成，直接導致了幾年後信奉自由市場的「裡根－撒切爾」主義的誕生。
在這場危機中，還伴生出了另外一個景象：石油資源豐富的社會主義蘇聯成了意外的獲益者。據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記述，從70年代初期到1980年，蘇聯向西方國家大量出口石油，其比例從占出口總額的18%猛增到32%。「黑色黃金」所帶來的滾滾財富讓早已陷入困境、被顧准診斷為「不治之症」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然找到了一個碩大的「救生圈」。如霍氏所分析，「從此，蘇聯政府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嘗試，以挽回顯然正在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餵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下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容易多了」。也就是從此開始，腰包滿滿的蘇聯與美國展開了長達15年之久的軍備競賽，直至1990年蘇聯解體。日後來看，當改革被放棄的時候，石油變成了一個「詛咒」。
對中國而言，這場石油危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在能源價格上揚的壓迫下，發達國家開始產業升級，並謀求更大規模的全球化貿易，經濟的實際利益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一直被排斥和「遺忘」的中國顯然成了一塊最誘人的處女市場。這種勢能的出現，為正在艱難地打開國門的中國，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發展空間。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1973年啟動的大規模設備引進工程事實上正順應了這一潮流。
在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之前，中國還將經歷一段難熬的歲月。
進入1975年之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與江青等人的鬥爭日趨白熱化。鄧小平多次表達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他說：「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拼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後來在1982年，他回顧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從數據上看，儘管受到很大的干擾，不過在鄧小平等人的整頓政策下，國民經濟又出現了反彈，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1.9%，是十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5年12月，江青、張春橋等人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打倒。
這時，國家飄搖，局勢動盪，中國走到了一個無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