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它改變了「備戰優先」、「三線優先」的戰略，重新把投資的重點放在民生產業——與「吃穿用」相關的化纖、化肥和烷基苯項目就佔了18個，佔全部投資總額的63.8%，而且大半佈局於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帶。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廠、遼陽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北京石化總廠、滄州化肥廠、廣州化肥廠、南京烷基苯廠、天津大港電廠、唐山陡河電廠以及武漢鋼鐵廠、南京鋼鐵廠的擴建工程等，都成為重要的工業項目，為日後的經濟復興打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70年代初期的這次引進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對外開放的一個前奏——儘管它被打斷了幾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國經濟第一次無意識地呼應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在世界性的產業梯級轉移運動中，中國即將成為東亞四小龍之後的又一個被轉移地區。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分析，1972年的這次進口工程在日後發展為一種進口替代戰略，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不過，楊小凱也進一步指出，這種戰略是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制度來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創造的新工業化模式，成套的新設備及新技術被大量引進，但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財產權結構、市場制度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卻仍然被視為洪水猛獸。對後者的吸收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在大膽引進設備的同時，國務院還對無比渙散和無序的企業管理進行了整頓，國家計委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明確要求企業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廠長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和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
復出後的陳雲此時主抓他熟悉的外貿工作。他提出：「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他們。」國門關閉太久，幾乎所有的人對外面的世界都是兩眼一抹黑，陳雲特地出了十道題目，讓銀行部門拿出數據來，這些題目包括：「西方各國從1969年到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多少？外匯儲備多少？其中黃金儲備多少？現在世界黃金年產量多少？800億歐洲美元都分佈在哪些國家和地區？作為經濟繁榮、衰退、危機的標誌，工業除了鋼鐵之外，還有哪些行業？西方各國度過危機的辦法是什麼？每次危機間隔時間多少？美國1973年對外赤字多少？對外國銀行給我們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計，等等。」從這些題目的開列可見，剛剛勞動改造歸來的中國領導人的確是從ABC開始，重新瞭解世界。
就是在1973年，親手把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掉的陳雲在資本主義的交易所裡試著游了一回泳。
這年4月，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佈置香港華潤公司所屬的五豐行，盡快購買原糖47萬噸。當時國際市場的原糖求大於供，貨源緊張，中國一旦求購，必將刺激價格上漲。陳雲指令五豐行通過香港民間商人，先在倫敦和紐約的原糖交易所購買期貨26萬噸，平均每噸82英鎊，然後，立即向巴西、澳大利亞等國買進現貨41萬噸，平均每噸89英鎊。中國的求購信息傳出後，交易所的期貨價格果然大幅上揚，漲至每噸105英鎊。陳雲再指令將所持期貨盡數拋出。經過這番交易，五豐行和香港商人共賺進300萬英鎊。
事後，陳雲專門就此事報告國務院，他寫道：「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迴避。」
發生在1973年的這些經濟事件，充滿了多年未見的清新氣息，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糧食和棉花收成分別增長了10.2%和30.8%，財政收入也增長了4.6%，各項經濟數據都是讓人振奮的。可是轉眼到1974年，政治空氣突然又變得緊張起來。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稱「在政治思想戰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從此，一場名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拉開了序幕，江青稱之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為主題，延伸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頭實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纏身的周恩來。過去一年裡的經濟投資及對外合作活動，都被指責為「洋奴主義」。
當時被拿來大做文章的是「蝸牛事件」、「更新輪事件」和「風慶輪事件」。
1973年11月，為了引進一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第四機械部的12個專家組團到美國康寧公司考察。就在即將登機回國的機場上，一位康寧公司的僱員扛來一個箱子，取出一個個包裝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給中國的客人。專家們打開一看，是每人一個玻璃蝸牛，根據盒內的說明，售價每個55美元。
到「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有人便寫信告狀，說代表團在美考察時，康寧公司為了諷刺挖苦中國的「爬行主義」，送給代表團每人一個蝸牛。江青大喜，以為抓住了一個好典型，她親自趕到四機部發難，說：「那個蝸牛在哪裡？拿來給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覽。」她還指示外交部向美國駐華聯絡處發照會提抗議，把蝸牛送回去，「對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堅決回擊」。
四機部趕緊向美方去電質詢，得到的回復是：「康寧公司沒有任何諷刺挖苦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討好中國人，希望中國買他們的技術，蝸牛只是聖誕節的一種傳統禮品，沒有爬行的概念，蝸牛代表吉祥，美國還有歌頌蝸牛的詩歌。」這樣的解釋當然不被接受，彩管生產線的引進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後的1979年才得以恢復。
在緊張的氛圍中，各部委紛紛清查所收到的各種外國禮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烏龜和黃牛，前者被認定是一種「赤裸裸的污辱」，後者則是在暗諷中國「老牛拉破車」。
所謂的「更新輪事件」和「風慶輪事件」互相關聯，而且同樣荒唐。
我國造船能力長期嚴重不足，自造船舶只能滿足1/10的需要，周恩來主張造船和買船並舉，並在1973年動用外匯購買了一批外輪。
「更新輪」是上海海運局向西方國家購進的萬噸輪，原本是一艘可載客270人、裝貨8000噸的「郵船」。張春橋等人把它定為「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典型」，在報章上大肆批判，說它的「每一塊鐵板上都散發著資產階級的臭氣」。這艘郵船被停泊在黃浦江上，當做「展品」供人們參觀和控訴批鬥。
為了與引進的「更新輪」形成對比效應，張春橋等人又挖出了「風慶輪」典型。
風慶輪是上海江南造船廠於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萬噸輪。交通部所屬的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買下該輪後認為，它的主機性能不適於遠洋航行，只適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江南造船廠的造反工人和風慶輪海員貼出大字報《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指責交通部的鑒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國工人，強烈要求風慶輪遠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風慶輪遠航羅馬尼亞。
張春橋等人抓住這個事情大做文章。
風慶輪在遠航途中，主機不斷發生故障，險情頻出，相關實情被刻意隱瞞。1974年的9月底，風慶輪終於「勝利」歸來，上海的《解放日報》馬上刊文《乘風破浪勝利前進——從風慶輪首航遠洋歸來贊自力更生方針的偉大勝利》，將造船與買船對立起來，認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是一種「洋奴哲學」，是一條賣國主義路線，「風慶輪不是一條船的問題。風慶輪的遠航是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造船的鬥爭和整個路線鬥爭是緊密聯繫的」。江青更是公開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分激烈地認為：「看了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後，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讓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
從10月到11月間，圍繞「風慶輪事件」，江青等人舉辦了上百場報告會，發動20多萬人上風慶輪參觀，還組織《歌唱風慶輪》的專場歌詠大會。在10月17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借「風慶輪事件」向周恩來、鄧小平等發難，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員當場表態。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離開會場，張春橋在他身後嘲笑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
為了鼓動基層再次「造反」，江青等人還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等。這些口號呈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在這期間，最極端的事情是，他們還推出了一個「白卷英雄」的典型人物。
在1973年前後，經周恩來等人的提議，多年停止招生的大學開始以政治推薦和書面考試的方式重新招收學生，其中最積極的就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被統稱為「工農兵學員」。這一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報道《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講述了這麼一件新鮮事：這一年6月底，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參加大學招生考試，在物理化學的考卷上，他沒有做出一道題目，交了白卷，同時，他卻在試卷的背面寫了一篇600多字的「致領導信」。他寫道，「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獃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且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
張鐵生被認為是反對教育戰線「資產階級腐朽路線」的時代典範，是一個具有路線鬥爭覺悟的反潮流英雄，各地紛紛提出「不做分數的奴隸」、「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重演」、「智育第一害死人」，這股反知識、反理性的政治思潮讓剛剛有點恢復的教育秩序再次大亂。
在極左路線的種種干擾下，虛弱不堪的宏觀經濟再受衝擊，1974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僅比上一年增長1.4%，大部分工業產品產量沒有完成計劃，財政收入再度出現赤字。
極左集團在城市裡反對國際合作，在農村，則再次掀起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
自從「文革」開始後，中央三令五申嚴厲禁止任何私人的自由買賣活動，人民公社定期檢查農民的自留地和私人餵養的家禽，看看是否偷偷擴大了面積或超過了公家規定的頭數。把自養的家禽偷偷拿到市場上出售是一種投機倒把的行為，將受到嚴厲的懲治。可是，正如安東尼奧尼在河南林縣偶爾發現的，到70年代中期，發生在農村的自由集貿活動已經呈半公開化的狀態，而在極左的人看來，這些正是應該堅決割掉的資本主義的「小尾巴」。
1974年，已經當上國務院副總理的原大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到福建省晉江市視察，在一個叫石獅的小漁鎮裡，他看到了讓他大吃一驚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當地的農貿市場，一群彷彿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小商小販亂糟糟地擠作一團，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攤點前興奮地交談著，彼此討價還價。據當地幹部統計，當時在石獅鎮有上千名個體商販在街頭擺攤設點，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照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