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歷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的反差。1976年，1塊錢可以買12~13個雞蛋，一碗素麵8分錢，肉面1毛4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價格就要貴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156元，一台蝴蝶牌縫紉機售價187元，一塊上海牌手錶售價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這「三大件」，不得不拚命地縮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麼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快速回籠貨幣、防止產生通貨膨脹的「辦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瀋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伙紛紛將（公家的）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裡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麼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沖雲霄！」
在農村，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民公社被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間諺語諷刺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則流傳於安徽一帶的順口溜這樣描述農民上工的情景：「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頭忘帶鋤，再去回家逛一逛。」到1977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是318公斤，僅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鳳陽縣為例，這個出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鳳陽花鼓聞名的魚米之鄉從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間，糧食實際徵購量11.97億斤，同期農村回銷、城鎮供應15.68億斤，也就是說，購銷相抵後，鳳陽農民不僅對國家沒有貢獻一粒糧食，反而吃進了3.71億斤。每年到了春荒，鳳陽縣的一些生產隊由隊長帶領，拿著蓋上公章的介紹信，打起花鼓，唱著辛酸的歌謠，踏上乞討的道路。到了1978年冬季，正是在這裡的小崗村，十多個被逼到絕路上的農民冒死簽下了著名的「包產到戶」合約。
在1976年的中國農村，有10萬家小工廠特別值得關注，它們都很像在前面章節中描述過的魯冠球式的工廠。如果有一雙「先見之眼」的話，我們將看到，在未來30年裡，它們居然是啟動中國經濟的第一股力量。
這些由公社或生產大隊創辦的「社隊企業」主要從事的行業有：小水泥廠、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和小機修廠。它們要麼是為了建造房屋和興修農田水利，要麼是為了修理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因為城裡的國營工廠實在無法滿足農民的這些基本生活和勞動需求，所以，默許其存在，不過對之有嚴格的限制，它們只能在公社內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進行生產和銷售，否則就算是投機倒把。
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這些社隊企業居然從來沒有消亡過，在1960年的時候，為了「大煉鋼鐵」，社隊企業的數量一度多達11.7萬個，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萬個。從1966年起，它又開始復萌，1970年達到4.5萬個，到1976年為10.6萬個。
這些企業獨立於國家計劃體制之外，成為一股很奇特的經濟力量。在資產關係上，它們屬於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不過，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這些人甚至還是公社或大隊的領導。在1978年之後，隨著消費市場被激活，城裡的國營企業受體制約束始終無法展開手腳，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竟「意外」地成為活躍市場和衝擊計劃體制的主流力量。這就是中國崛起的「草根秘密」。
國家經濟要重振，還面臨一個投資來源的難題。自1949年以來，歷次重大的工業投資，分別靠的是蘇聯援助、「大躍進」式的舉國戰略以及「糧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資源聚集。而到1976年，這些辦法已全數失效。因為多年的鎖國政策，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額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設備引進計劃可以被看成它們再度登陸中國的試水之旅。當大型設備被引進後，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引進，繼而便是資本和商業理念的接踵而至。這將是一個曲折而富有戲劇性的進程，在後來的很多年裡，外國資本享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
就這樣，我們可以從資本結構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業格局：國營企業佔據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資本和市場份額，民營資本主要存在於鄉村，地位卑微而力量羸弱，國際資本已經拍響了進入的門環。自中國開始發展近代工業的第一天起，這三股力量就一直並行而進，角鬥而融合，這場發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將近30年後，萬物輪迴，遊戲又開始了。
本書至此已近尾聲，接下來的中國企業史將呈現出一番截然不同的局面，我在《激盪三十年》一書中將予以詳盡的描述。
此刻，站在歷史的高地上，我們不妨一起回望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跌蕩一百年。
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苦難讓我們有機會凝神思索，學到不少東西。它使中國人得以細細體察所歷之事，對千年歷史進行更嚴苛的觀察，若非受辱，我們對之也許根本不會留心，還沉浸在驕傲的大國幻境之中。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有一個詞彙覆蓋了所有的主題，它成為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這就是「強國」。「強國」的急迫，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焦慮，有時候甚至顯得迫不及待，在一條道路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便不惜鋌而走險。在很多敏感關鍵的時刻，漸進式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反動」，顛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為全民性的選擇。百年春秋，鬧劇、悲劇與喜劇交織上演。
在這個被「強國夢」激勵著的一百年裡，中國的復興開始於一個幽暗而絕望的夢醒時刻。商業的演進一直是國家進步和民族雪恥的重要方向，正是在這一進程中，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崛起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而他們的曲折命運又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和全民抉擇糾纏在一起，它們時而合一，時而決裂，卻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處在不和諧的狀態中。百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總結為三個利益關係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作為富裕公眾的代表階層，企業家集團在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識分子和貧窮公眾的關係相處上，一直沒有達成原則性和建設性的共識，這也成為中國商業進步總是被各種事件打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自1935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經濟危機突襲中國民營銀行業）之後，信奉自由經濟的企業家階層就在中國逐漸煙散了，與之伴隨的是中產階級的日漸式弱與瓦解。中國民族性中對威權——特別是中央集權的渴望以及領袖崇拜，在後來的歲月中愈演愈烈，最終釀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即將拉開帷幕。
這將是一場沒有「藍圖」的變革。幾乎所有的民眾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識到，那種意識形態化的國家治理模式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把振興經濟當做新的、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可是，到底該走一條怎樣的振興之路？僵化而低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將以怎樣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經濟體制又將呈現何種陌生的面貌？國營企業集團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經被壓抑和消滅了多年的民間商業細胞將如何復活？發展的資金從何處來，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國際資本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局限將如何克服？
對這些問題的一一解答，構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成長的種種景象。沒有一個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一直到我寫作此書的時候，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德國有諺語曰：「只發生一次的事情等於沒有發生。」中國商業史的問題正好相反，事情總是在間隔一段時間後一再地重複發生，而人們卻視而不見。百年以來，歷史的內在邏輯並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從李鴻章和盛宣懷，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後來的國家治理者，那麼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那劇本裡的台詞竟像基因裡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複製和輪迴。
如果我們再放眼得遙遠一點，在過去2000年裡，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慾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尋租理論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曾論述說：「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國的近現代工業化之路，似乎是這段論述的最生動的註腳。
荒謬只有在人們不同意它的時候才有意義，人類正因善於反思而得以存在。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經歷，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歷史是我們親手剪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脫不下來。正如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說的，「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而這正是國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錯誤至少應該有三代人來共同承受，如果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我們也許將永遠不可能進步。
1977年11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外出視察，他選擇的第一站是廣東。
當時，在東南沿海地區，不但出現了像石獅那樣的地下集貿市場，還發生了難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廣東省，毗鄰香港的寶安縣每年都有數千農民冒險偷渡到對岸。偷渡者以氣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槳，有的甚至抱著一隻籃球就跳進伶仃洋，許多人被海浪所吞沒。農民外逃的理由很簡單：一岸之隔，貧富懸殊實在太扎眼，寶安縣一個農民的日收入為0.7~1.3元，而香港農民的日收入為60~70港元。這邊有一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邊也有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萬港元。1977年，寶安縣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員4.6萬人，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夏秋。
就在鄧小平前去視察的時候，大規模集體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已是防不勝防。它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領導在匯報工作時，自然不能避而不談。沒想到，鄧小平在聽了匯報後，突然插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這樣的回答，讓在場的幹部驚詫不已。鄧小平進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看來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看起來現在以揭批『四人幫』為綱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轉，要結束，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不能提『以階級鬥爭為綱』了。」
離開廣州後，鄧小平視察四川，在那裡又提起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在廣東聽說，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我看荒唐得很！可見我們的農村政策要變，要改革。」
誰都聽得出那聲音裡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鴻章在1880年所驚呼的那樣，「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蕩，風雨如晦。此時的中國，又到了改弦更張的變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