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磙子，用足力氣，
軋過去！軋過去！軋過去！
啊，革命的軋路機，
你開闢！開闢！開闢！
——紅衛兵：《造反者日誌·印傳單》，1966年
據氣象記錄顯示，1966年初夏的北京悶熱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壓著一層灰色的「棉被」，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
在《五一六通知》裡，有一段核心的話是毛澤東親筆加進去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於是，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成了運動的主要任務，而率先響應號召站出來的，是對革命充滿了飢渴感的學生。
5月25日，北京大學食堂的東山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作者是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這是全國的第一張大字報。6月18日，國務院宣佈改革教育制度，實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廢止——它要到整整11年後才得以恢復，大中學生被徹底「解放」，開始「停課鬧革命」。就如同1905年廢止科舉的後果一樣，青春的火焰迅速而瘋狂地燒出校園，頓成無序蔓延之勢。
8月2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月裡，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用皮帶抽打他們，然後再衝進全中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僅北京市，就有72%的古跡被毀壞。據紅衛兵公佈的資料，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內，北京紅衛兵抄家33695戶，打死1772人。8月24日，作家老捨投太平湖自盡，同日，全國人大常委、參加過第一次黨代會的李達被迫害致死。
紅衛兵們還把全中國的商店及馬路名稱都翻天覆地地改了一遍。1966年8月2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砸了個稀巴爛，換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鴨店」。記性好的讀者可以把這一時刻，與十年前公私合營後，全聚德烤鴨變得不好吃了的往事聯繫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隻烤鴨是怎樣被體制徹底扭曲的。紅衛兵還到新華書店給烤鴨店訂購了100幅毛主席畫像。報道描述：「一夜之間，從櫥窗到餐廳，從廚房到宿舍，通通掛上了毛主席畫像和數以百計的毛主席語錄。外國餐廳的樓梯口上，原來掛的是一幅畫著北京鴨的大畫，現在是一條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外國朋友來北京烤鴨店進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燈塔。」
自全聚德被改名後，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勝飯店，蘇州采芝齋糖果店改成紅旗商店，南昌黃慶仁藥棧改成滅資藥店，武漢盛錫福帽廠改成人民制帽廠，合肥胡開文墨店改成工農兵文具店，法國梧桐樹改名為反帝樹。全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園都被改成人民公園，所有電影院都被改成了東方紅劇場，所有的居民區被改成向陽院。作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的改名運動更是徹底，上海第一商業局下屬的3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達3000家，豫園被改成紅園，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修大街，和平飯店改成人民戰爭飯店，甚至連靜安區和長寧區也被改成了延安區和戰鬥區。紅衛兵要造反的事情還很多，他們搗毀了園林裡的一切匾額、對聯、盆景和古樁；他們「不怕遠、不怕熱、不怕難」，到每一個鄉村角落，把祠堂、家廟等全部砸掉；他們衝進服裝廠，把所有認定為奇裝異服的式樣全部剪破燒燬；他們還禁止理髮店理怪髮型，包括「西瓜皮、飛機頭、包菜頭和燙髮」。
到12月，「中國的赫魯曉夫」終於被揪了出來，他是國家主席、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與他一起被並稱為「最大走資派」的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副總理鄧小平，一大批建國元勳被打倒。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二是對中國政治國情的基本判斷。1980年，復出後的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訪問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場運動本來準備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收尾。誰料，它竟一直持續了十年，成為一場空前的大浩劫。
如果說，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是內亂的點火者，那麼，真正讓國民經濟陷入大混亂的，則是繼而蜂起的工人造反派，這是一群同樣激進，卻更具爆炸力的破壞性力量。
1966年6月12日上午，就在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半個月後，上海最大的棉紡織工廠之一——上棉十七廠的醫務室旁，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這是上海工業界第一張炮轟黨組織的大字報。它的最下端也有七人署名，第一個名字是王洪文。
時年31歲的王洪文是吉林長春人，長相清秀，卻有著極大的政治爆發力。他出身農民，16歲參軍，曾赴朝鮮參戰，復員後到上棉十七廠，先是當了一名保全工，後調進保衛科，是一個「種過田、做過工、當過兵」的「工農兵」苗子。北京風雲陡生，王洪文在南方應聲而起，他組織「上棉十七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造反生涯。
到11月6日，上海的十七個工廠串連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公然提出「我們要奪權」，王洪文被推舉為造反司令。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稱：「『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變成不許革命，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當日凌晨，王洪文率一批造反隊員衝進上海北站，強行登車，宣稱要到北京「告狀」。火車開到城郊的安亭時，上海市委命令暫停。中午，造反工人在車站臥軌攔截第十四次特快列車，導致滬寧線中斷31小時34分，製造了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就在王洪文的「工總司」揭竿而起的同時，上海還有另外一群工人組成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與「工總司」對峙而立。上海市委成了雙方爭奪攻擊的對象。
12月11日，「工總司」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大會」，號稱有60萬人與會。在口號震天的大會上，市長曹荻秋被迫簽字，同意支持「工總司」的革命行動。12月23日，「赤衛隊」也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有十多萬人參與的「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曹荻秋被迫簽字，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它也是一個革命群眾組織。誰料兩天後的25日，「工總司」又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曹荻秋在大會上不得不又撤銷了對「赤衛隊」的支持。
就這樣，上海市委被夾在兩支工人造反組織之間，焦頭爛額，左右為難。曹荻秋的「出爾反爾」當然引起了「赤衛隊」的極大憤慨。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稱「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國工礦企業中興起」。
28日，「赤衛隊」上萬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遊行，要求曹荻秋承認擁有80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否則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和停交通，他們佔據了行政大院。29日，王洪文調來十多萬造反隊員，包圍康平路。30日凌晨兩點，「工總司」對「赤衛隊」發動衝擊，雙方大打出手，場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點，2萬名「赤衛隊」隊員投降，他們被押解到四條馬路上，繳下來的袖章有六大堆，91人受重傷，240多個「赤衛隊」的領頭人被關押。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乃至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30日下午，部分「赤衛隊」隊員去北京「告狀」。王洪文率人追擊到江蘇昆山界內，又挑起一場打鬥，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
通過這一番「武裝鬥爭」，「工總司」取得了勝利。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1月5日，「工總司」等11個造反組織在《文匯報》上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宣佈全面奪權。第二天，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鬥了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全市幾百個高級幹部被揪到會場陪鬥。這場造反運動被讚許為上海「一月革命」。作家胡月偉在《瘋狂的節日》中描寫了當時的景象：24層的國際飯店樓頂上撒下雪片似的傳單。曹荻秋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車雲梯上遊街示眾，潮水般的人們仰著興奮而扭曲的面孔，隨著緩緩行駛的消防車奔跑，指點頭上反剪雙臂、頸懸木牌的舊市長，「當權派！呵，大官兒。打倒在地嘍！」……
王洪文的行動顯然一再地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鼓勵。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對上海的奪權行動表示支持和歡呼。1月22日，該報再發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用十分熱烈的口吻呼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這篇社論震動了全國和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