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月革命」後，上海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它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擔任第一領導，因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出名的「紅色理論家」姚文元為第二領導，工人造反領袖王洪文是第三號人物。他在大會上高聲宣讀《公社通令》：「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為合法的黨政機構。僅僅半年前還是上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的王洪文出任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73年，一躍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就當王洪文在上海當上「工總司」造反司令的兩天後，1966年11月8日，北京工人造反派組成「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他們的口號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徹底剷除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12月1日，「全紅總」30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造反，佔領禮堂。總工會請示中央後，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雇合同工、臨時工。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接見造反派，把攻擊矛頭直接對準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她說：「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我們不知道。有人說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她進一步說：「他們（指全國總工會）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裡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
經江青這麼一煽動，「全紅總」當即佔領了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12月26日，江青、康生等人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造反領袖，總工會的兩位負責人被臨時叫到現場站著，唯唯諾諾。江青說：「合同工制度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保留一定數量的僱傭工來減少資本的支付，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制度殘酷！什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讓他們當科長去吧，當合同工去，你們去雇他們！」
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簽發了一個《聯合通告》，內容是：「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1.為了保證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雇的，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3.凡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由一家群眾組織牽頭向全國進行政策通告。
發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工人造反奪權運動，是1966年一個最生動的縮影。從此，中國的眾多工業城市天下大亂。從秋天開始，大江南北爆發了無數起奪權行動，各省市的黨政機關幾乎全部癱瘓，造反派衝進黨政大院，把各級官員拖將出來，要麼戴上紙糊的高帽現場批鬥，要麼關押起來進行拷打審訊。在「奪權」中，一些高級幹部遭遇不測。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被工人造反派關押40多天後毒打致死，遺體上有32處傷痕，頸部被打出幾處血洞，慘不忍睹。1月29日，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縱隊」關押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不堪受辱自殺身亡。商務部部長姚依林被造反派發「全國通緝令」追捕，若不是周恩來將他緊急送進中南海，很可能也遭遇厄運。古往今來，無政府主義的確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它以顛覆現有秩序的方式，讓沒有權力的民眾階層在瞬間迸發強大的報復性快感，它的「酵母體」常常是民族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等級制度，而其手段則是暴力和血腥的。對這種情緒的利用往往是產生「革命」的最佳辦法，可是當它被激發出來之後，連發動者都很難對之進行持續的控制。
從1967年1月開始，各地發生血腥的武鬥，其中工人造反派為最強悍的主力。
1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的七個工人、學生「造反團」衝擊新疆建設兵團，通訊總機被造反派控制。25日，毛紡廠的工人造反派約4000人衝進建設兵團的汽二團搶奪槍支，前來增援的獨立團戰士與之發生衝突，雙方開火，打死5人重傷6人。次日凌晨，再發生武裝衝突，又打死24人重傷74人。
2月，四川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提出「砸爛成都軍區黑司令部」的口號，在軍區營門外搭棚圍困軍區機關，從軍隊抓了上萬人。5月，造反派抓走西南局書記曾希聖，宣稱要「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重慶發生大規模武鬥，造反派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甚至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全川大批工廠停產。
最混亂的景象發生在1967年的7月、8月，日後連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記者、《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時也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
武漢因重型工業企業聚集，成為武鬥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當地的造反派分成「鋼工總」和「百萬雄師」，後者號稱有120萬人。從6月4日到30日，雙方武鬥就打死了108人，打傷2774人。7月20日，「百萬雄師」成員武裝衝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斗前來調停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隨後，造反派出動數萬人和400多輛卡車，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和槍支，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七·二○事件」。據湖北省委後來的統計，在「七·二○事件」後，武鬥風潮席捲湖北各地，被打傷打殘和打死的幹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人，僅武漢市就打死600多人，打傷打殘6.6萬人。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佈《公告》，對當時的武鬥和社會混亂景象進行了描述：「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二，燒燬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郵電，私設電台；四，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
8月4日，王洪文指揮造反派攻打上海柴油廠的「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打傷、關押650人。8月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各地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遭到衝擊，全國性的武鬥再度急劇升級。北京的造反派甚至還砸爛了外交部政治部，衝擊緬甸、印尼和印度駐華大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隨著黨政機關被打倒砸爛和武鬥事件的不斷升級，全國各大廠礦企業自然也陷入一片混亂。
李華忠主編的《鞍鋼四十年》記載了這家中國最大鋼鐵企業的「文革」之亂：1966年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間，鞍鋼貼出大字報25萬張，公開被點名的幹部職工有3127人，其中廠處級以上的有160人，運動來勢之猛烈，觸動面之廣，為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所罕見。
進入1967年1月，對立的兩派工人造反組織開始武鬥，研究所大樓、運輸部大樓等都被搶佔，正常管理工作全數停止，22座平爐停產18個，12個軋鋼廠停產10個，鋼和鋼材產量下降90%，當年8月僅煉鋼2.7萬噸，相當於1966年兩天的產量。在隨後兩年多裡，鞍鋼進行「軍管」，黨委及生產指揮機構被砸爛，全公司33174名幹部中，有20220名被列為審查對象，他們分別被認定為「叛徒」、「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變色龍」、「小爬蟲」、「國民黨殘渣餘孽」、「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反動技術權威」，被揪斗毒打的有4752人，215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殺，214人被打致殘，還有2618名領導幹部和500多名技術人員連同萬名職工家屬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中又有22人在勞改過程中非正常死亡。
生產管理部門被打倒後，「鞍山鋼鐵公司」的名稱也被取消了，代之以「鞍鋼指揮部」，實行「政治建廠」，宣告要「砸爛舊體制，徹底鬧革命，建設沒有規章制度的工廠」。各廠礦撤銷了生產車間、工段和班組，按軍隊建制，改為營、連、排、班，在生產過程中大搞「三忠於」、「四無限」，數千條規章制度被全數廢止，實行無規章作業和自由操作。
鞍鋼鋼鐵研究所和鞍鋼設計院分別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研究機構和企業設計院，擁有科技人員2300多人，它們被限令一周內解體，除了幾十個留守人員，其餘都被送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數噸圖紙被搬到廣場上當廢紙燒掉，270台精密儀器因無人管理被破壞洗劫一空。鞍鋼還有6所專業院校及技術業餘學校，也被一律解散停辦。
生產指揮系統癱瘓，生產秩序被打亂，企業管理一片混亂，當然造成產量下降，質量倒退和事故連連。1967年，鞍鋼的生鐵、鋼和鋼材產量分別比上一年下降了32.4%、42.6%和41.5%，產量倒退十年。海軍用鞍鋼的鋼材建造魚雷快艇，剛一出海便沉入海底。鐵路鋼軌斷裂事故也時有發生。1969年2月，鞍鋼以「群眾大會戰」的方式開建齊大山露天採礦場，因缺乏科學管理，「大會戰」成了「大混戰」，炸藥混雜堆放導致大爆炸，當場死亡22人，重傷30人。
全國各廠礦企業的廠長及技術領導幾乎全部受到衝擊，當時正在十堰的山溝溝裡為籌建第二汽車廠而忙碌的陳祖濤就是一個受難典型。他在《我的汽車生涯》中有一段十分細緻而辛酸的回憶——
1966年10月，身為二汽總工程師的陳祖濤帶了500多人在一個叫老營的小鎮上選址籌劃，他的籌建指揮部設在一個道教玉虛宮裡。一天，一隊紅衛兵突然衝進玉虛宮來「破四舊」，他們揮起手中的工具，將宮內的漢白玉欄杆、香爐、神像砸了個稀巴爛，然後敲鑼打鼓得勝離去。陳祖濤他們看著這些稚氣未脫的孩子們認認真真地砸「四舊」的神態，心情異常複雜，他們很不理解，但誰也沒有說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僅僅是很難理解的開始。半年後的1967年4月，陳祖濤突然收到一封電報，上面寫著：「勒令陳祖濤回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參加文化大革命。」落款是「紅二」造反派。在返回長春的途中，他在北京停留了幾天，看望父親陳昌浩。7月30日，陳昌浩「畏罪服安眠藥自殺」，時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