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裕生祥電機廠副廠長吳金萃則對「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口號表示了異議。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學習是沒有問題的，但不是具體到每個工商業者都不加分析地向每個工人去學，也可以說學的時候不能把每個工人的各個方面都籠統地、一概地去學。因為，工人階級存在於我們國家裡，當然也存在於我們自己所存在的工廠、商店裡。階級是由人集成的，我們就找到了這個階級裡的人——工人和店員，要向他們學習，然而發現他們（也可以說原來就知道他們）並不那樣理想，他們的品質並不那樣高貴，他們的言行當中有很多我們看來不能去學。比如工廠裡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愛惜公共財物，浪費材料，損毀工具，有的不遵守勞動紀律，有的請病假去逛公園遛商場，有的打人罵人，甚至偷東西……在商店裡有的店員服務態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積極，具體表現出來不是理想的工人階級品質，這些品質在我們身上去之猶恐不及，萬萬不能去學。
在所有的發言者中，最讓人印象深刻、觀點最為激進的是既辦過私人企業，又有經濟理論修養的糧食部部長章乃器——他同時還是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作為20年前的「七君子」之一，他不改直言本色。在過去的一年，他以發表文章、講話的方式闡述了自己的很多觀點，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關於生產效率和官僚主義。章乃器問：「何以有些公私合營企業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營時期呢？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甚至有些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他的答案是，存在官僚主義。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之所以有較高的工作效率，是因為資本家除了要圖利之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很會精打細算。他們知道，只要一個人能做三個人的事，就可以大賺其錢，同時也搞好了企業；反之，如果五個人只能做一個人的事，那就要破產。而現在的某些企業、機關在人事方面「德重於才，以資代德」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公然存在的。
章乃器進而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可能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卻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還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
第二是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章乃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全行業合營後，已經基本上消滅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成為一個革命階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說它是紅色資產階級是說不到什麼誇張的。他甚至說，他不贊成對資產階級的改造要「脫胎換骨」這種提法，以為這樣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來，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進入社會主義，能交出企業而無所留戀，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進入社會主義還好些。
第三是反對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他說，現在已經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經「脫胎換骨，超凡入聖」。這種人很危險，他們會在有意無意中變成特權人物。如果深入地進行檢查，可能會在他們的身上發現痕跡不斷加深的「小資產階級」的烙印。我坦白地說，我很怕做聖人。做了一名高級幹部，人們平時對你提意見有顧慮，接近也有顧慮，已經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聖人，在一片歌頌聲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隨便說一句話人們就把它當做「聖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飯睡覺都不自在，那可真有點活不下去。
章乃器等人的觀點是大膽的。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人民日報》、《大公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了這些言論，有附和贊同，也有反對駁斥，一時非常的熱鬧。
到6月8日，風向突然大變。
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從此，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了。
就在這一天，從上個月15日就開始的統戰部座談會仍在進行中。在上午的會議上，很多人還沒有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因此發言仍然踴躍，當年跟隨范旭東創辦精鹽廠的李燭塵此時是食品工業部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和民建中央副主委，他還在發言中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熱火朝天地掀起了幫助黨整風、對黨提意見的浪潮，全國工商界座談會上，大家都談得很好。從民建會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來，有些工商業者對於「鳴、放」是有顧慮的，他們的顧慮不是沒有原因的。到了下午，座談會基調驟然大變。
6月12日，全國工商界的反右派鬥爭開始。而第一個遭到批判的就是章乃器，他被認定是「第一號大右派」、「右派的祖宗」。倔強的章乃器寫出三萬言的反省材料《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這引來更大、更憤怒的批鬥浪潮，民建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還迅速編著出一本《章乃器反共三十年》。1958年1月，他被撤去糧食部部長一職。
開始於1957年夏季的這場反右派運動，日後被認定是一場災難，全國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當其衝的「重災區」之一，數以十萬計的人士受到公開批判。僅據8月5日的新華社新聞稿報道，各地劃出的右派分子中較為知名的就有：北京——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劉一峰，市工商聯常委閻少青，裕生祥機電廠副廠長吳金萃；上海——市紡織工業公司副經理汪君良，公私合營新現代勞英教材工藝社私方經理黃苗夫；天津——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畢鳴岐，市工商聯常委榮子正；武漢——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王一鳴，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雲南——民建市主任委員楊克成；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錢孫卿；福州——市工商聯主任委員劉棟業；河北——省工商聯秘書長高振聲；四川——省工商聯秘書長李仲平，康心如等。
在鋪天蓋地的大運動中，連一向積極配合國家政策、剛剛當了上海市副市長的榮毅仁也被波及。
在過去幾年裡，榮毅仁與年紀、背景相近的盛康年（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經叔平（榮毅仁的大學校友、華成捲煙公司總經理）、嚴諤聲（上海著名報人）等人過從甚密，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會」。大鳴大放時期，盛康年等人認同李康年的「20年贖買建議」，還發表了很多批評性言論。反右開始後，他們被認定為「榮盛小集團」，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謀策劃，拉幫結派，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盛康年先後寫了11次書面交代，嚴諤聲也寫了9次材料。榮毅仁悲觀地認定「這次我們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後來，是毛澤東親自出面保他，他才算沒有受到公開批判。1957年8月1日，上海市有關領導與榮毅仁談話，榮毅仁說：「不談大道理，談小道理，我跟黨是相依為命的。」兩年後，僥倖過關的榮毅仁被調離上海，赴京出任紡織部副部長。
到1957年底，開始於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了。這五年中，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10.9%，GDP平均增長率達到9.2%——這個數字與1978~2008年的平均數9.4%非常接近，占世界份額為5.5%。在亞洲地區，中國與日本並列為工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兩國的經濟總量相近，而後來崛起的韓國，此時的經濟總量只相當於中國的山東省。
毛澤東認為，速度還可以更快一點。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就發表了著名的「開除球籍」的論斷。他說：「中國是有6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因為沒有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1956年是400多萬噸，1957年可突破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建國只有180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只有400萬噸。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這時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國的時間表是50~60年。
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蘇聯相繼成功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更增加了毛澤東的緊迫感。11月，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慶典。赫魯曉夫告訴他，蘇聯將在15年後超過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毛澤東應聲回答說，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正是在這種熱烈的趕超情緒下，一個新的名詞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
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11月13日，在《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中，又出現了「躍進」這個名詞：「有些人犯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他們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毛澤東對這兩篇社論十分欣賞，盛讚使用「躍進」這個詞的人，「功不在禹下」。他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就這樣，「大躍進」成了下一個年份最嘹亮、最激進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