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榮毅仁當選副市長的代表大會上，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遞交議案，建議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年、1957年兩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在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之後，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5月17日，北京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贖買20年建議」，供全社會討論。李康年還擬出了一些具體的執行方法，他建議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在發給資本家的22億元贖買金中留出1/10，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藉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李康年的建議，當即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在工商界內部，有人支持李康年的提案，認為此議保障了私人資本的長期權益，也有人反對，認為定息已經成了有名無實、有害無益的東西，再拖20年怎麼受得了。雲南省工商聯副秘書長聶敘倫就說，昆明有的飲食店業主半年只有七厘錢的定息，有的一戶每季只有四分錢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戶的「帽子」。北京市第二五金工業公司副經理於熙鍾說，中小戶青年工商業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長定息20年的意見都很生氣，有的甚至說再提就咬他的耳朵。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畢鳴岐說，提出定息延長20年，工人階級反對是理所當然；民族資產階級中多數的人也不會接受，而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子女也不會答應。
而一些參與執政的人士則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反對李康年提案。中國民主同盟黨員、時任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就認為，李氏的主張是「是消極性的表現，想一輩子吃剝削飯」，工商業者應該認識到，現行的贖買政策是國家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也在於使他們安心改造。李康年的錯誤在於「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一筆債，非還不可；拿定息是理所當然的，是光榮的事。這種想法是不利於改造的。因為他們把剝削可恥的根本道理都忘記了」。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四千字的長篇文章，對千家駒的觀點進行反駁，他說：「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對於「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指責，李康年說：「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嗎？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他還認為千家駒把財產贖買與資本家改造等同起來，是混淆了政策，「因為和平改造方針有兩個內容，一，對物（生產資料）——贖買（利用、限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生產機構；二，對人（資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為社會主義勞動人民。兩者之間雖互相關聯，而各有區別，他說贖買是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似覺不可理解」。最後，他還認為「贖買應從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應該像千家駒所說的從1949年算起，因為「如果贖買確定為1949年開始，則８年以來所開新廠新店怎麼辦呢？其問題有工人階級勞動所得而由政府鼓勵他們創辦的，又將怎麼辦呢」？
就在李康年的「贖買20年建議」引起眾多爭辯時，5月15日至6月8日，統戰部邀集全國民主黨派以及工商聯負責人在北京召開一個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工商界人士紛紛談及公私合營企業在管理上的種種弊病，並對現行政策提出了批評性意見。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此進行了多次詳盡的報道。
瀋陽市工商聯副秘書長馬春霖說，私方人員一向有精打細算的習慣和經驗，在試制新產品、提高生產率和技術措施計劃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錢多辦事。現在企業擴大了，講排場作風在企業中逐漸滋長，一般工廠都設有八大科，每個車間又在科的系統下設有八大員，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現象非常嚴重。私方人員提過意見，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諷刺，說小家子氣，作坊作風。
一些人談到合營之後私方人員生計困難。四川省工商聯秘書長李仲平說，成都市一個機電廠廠長（私方人員），有技術，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裡6口人，平均每人７元，生活很困難，專業公司要他自己想辦法，他說：我的資本都交了出來，我人在工廠，叫我到哪去想辦法呢？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經叔平說，據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後，有少數小商小販因生活所迫自殺了。經叔平提出，要解決小商小販生活困難的問題，就要給他們適當自由經營的出路，不要把自發工廠叫「地下工廠」，叫「地下工廠」就意味著不合法，而他們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為什麼不讓他們做呢？
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公方私方人員的關係上，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曾經當過上海市副市長的資本家盛丕華說，公私共事關係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私方人員的職權問題。許多私方人員反映他們的苦悶說：多做了工作，怕被說成是爭奪領導權；少做了又怕被批評為不負責任，覺得進退兩難。湖南省工商聯秘書長彭六安說，公方人員以改造者自居，相處時總強調階級關係，私方人員得不到企業和黨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例如有個私方人員有了一件發明創造，但報紙發表時卻說是工人的。有個民建會員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議，已經試驗成功並達到國際水平，但輕工業部對這件事評價很低。在私方人員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術卻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經驗卻安排下車間。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屬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員、工人家屬一樣到醫院去治療。
安徽省工商聯秘書長胡慶照說，安慶市國藥總店公私合營時，公方讓私方提意見，私方提了意見，公方代表說，我是政府派來的，我們對你們客氣，你們卻把它當成福氣，神氣起來了。私方人員就不敢再提意見。後來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國藥總店全體職工開大會對證，私方人員在這種場合下哪敢再說話。胡慶照還說，合肥市一個搪瓷廠的私方人員為了研究一件產品，不慎把儀器弄壞了，有個團員，不分青紅皂白，說他是破壞分子，並把這事登在黑板報上，他氣得跑到民建會去哭了一場。
廣西工商聯秘書長張國英說，南寧和行臘味店的公方是個轉業軍人，用軍隊的方法來管理企業，7點鐘上班，私方人員遲到一些馬上批評；私方人員第二天6點半到店，他叫職工不要開門。職工問為什麼不准私方人員提早進店，他說，他們是資產階級，沒有改造好，他們還會偷錢的。他整天站在櫃檯看著。私方人員為了避免嫌疑，就高聲報告每筆營業收入。在工廠裡，私方人員聽見公方代表的皮鞋聲，工作已做完的還得東摸西摸，表示還有工作做。梧州市興華電池廠私方人員是技術副廠長，廠裡改變電池配方時，他提出在沒有試驗成功時不要大量生產。公方代表對他說：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壞生產？不准你發言。結果因質量不好，損失40多萬元。
還有人對「一五」計劃中的失誤進行了批評。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鬍子嬰說她到西北視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廠搬遷西北以後的情形。她說，第一，當初在遷廠遷店時就有盲目性，沒有很好研究當地的情況。在提出遷廠遷店要求時，好像皇帝選妃一般，點著哪一家就是哪一家。例如遷到洛陽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這樣並不是太合適。遷到蘭州去的麗華墨水廠實際上除了水是當地的以外，什麼原料仍都從上海運過去，結果成本反比從上海運去的墨水價錢高。第二，動員時亂許願，說什麼住洋房，牛奶當開水喝等，而實際情況不是那樣。第三，吃飯住房樣樣都分等級，以致造成很深的鴻溝。第四，凡是給領導提意見就認為是落後，甚至提合理化建議，也看成是搗蛋。
蘭州麗華墨水廠一位會計因為提合理化建議竟被調到別的單位去。從上海遷到蘭州去的王榮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員王嘉明的兄弟因為提意見，被調到百貨商店當辦事員。蘭州財貿部田廣仁部長對信大祥的職工報告時說，「你要民主，我要專政；你要自由，我要紀律」，甚至在大會上罵王榮康的牌子不值兩角錢。這位田廣仁部長去買皮包竟打掉一個私方人員的牙齒，結果告到派出所給了六塊錢的藥費糊糊塗塗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陽有的機關買布不給布票，問題鬧到專業公司，專業公司經理反把責任推到私方人員身上。此外，鬍子嬰還談到蘭州大中華菜館勤雜工打私方人員、信大祥職工打私方人員，向專業公司、民建、工商聯反映都得不到解決。談到有些轉業軍人以功臣自居，轉業幾年仍不學習業務，認為過去有功，現在應該享福了。
老資格的民主人士、當過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還談到了「內外有別」的苦惱。他說：「當部長總想做些部長的事，我管八九十個廠，我想把局長、廠長的名單抄一份在辦公室掛出來，秘書說，黨總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說政務院還要公佈名單呢，這有什麼保密？不久，我在一位黨員司長辦公室看見一個名單清清楚楚掛出來了。」他進而還點名批評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實在是充分地表現出不關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義的作風。」
天津造紙公司經理董少臣提出了「撤出合營企業公方代表」的大膽建議。他說，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資本沒有技術經驗，是搞不好生產的。私方人員自己覺得並不是「飯桶」，過去他們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業；況且合營已經一年多了，國營企業的管理方法也學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張：在一個企業裡，只要有黨支部的，在黨支部領導和支持下，把生產管理權交給私方執行一年，試試看行不行。他說，把職權交給私方，把私方這筆「財富」挖出來，把公方代表調到真正需要的崗位上，這也是增產節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