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以發展生產合作社作為改造個體手工業的主要道路。同月，政務院通過《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對「公私合營工業企業」的定義是這樣的，「由國家或者公私合營企業投資並由國家派幹部，同資本家實行合營的工業企業」。第三條規定「合營企業中，社會主義成分居於領導地位」，第九條規定「公私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由政府主管部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負責管理」。這意味著，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對企業的支配權和管理權，而生產經營的目的不再是為了贏利，而是為了滿足國家的需要。
據1954年統計，公股在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比重為40.6%，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的，平均每1萬元資本額，國家實際投資為1273元。儘管在股權比例上不佔多數，但是公方還是合法地成了取代者。關於敏感的企業贏利分配方式，在這個條例的第四章「盈餘分配」中，提出了「四馬分肥」的方案，既「股東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佔到全年盈餘總額的25%左右」。
「四馬分肥」給私人股東留下了1/4的盈餘收益，看上去是一個較溫和的計算方法，但是，卻存在一個顯在的爭議點，那就是，私營企業的原料供應和成品銷售兩個渠道都被卡住了，中間的利潤多少已經完全受制於人。所以，不滿和矛盾仍然很突出。1955年，陳雲終於想出「贖買定息」的方案，國家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股息。
關於定息的比例，工商界的普遍想法是「坐三望四」，也就是年息為3%，最好能夠到4%。而陳雲最終公佈的定息為5%，這讓資本家們「喜出望外」。根據規定：「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定息戶，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餘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不分老合營新合營，統一規定為年息五厘，即年息5%。」據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一書中的記載，當時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總額為23.07億元，其中工業企業為17.83億元、商業企業為3.53億元，飲食、服務和運輸業為1.29億元，金融業為0.42億元，全年發放股息為1.15億元。按陳雲的看法，用這點錢就能使資本家敲鑼打鼓地要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國家能統統把他們買下來，這是值得的。定息從1956年1月1日起計，原定到1962年止息，後延長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贖買政策為私人資本的消亡設計了一個「退出通道」，它意味著產權改造的實質完成。從此，私人所有者對企業的財產關係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資本家作為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失去了意義，他們只是一個「銀行存款者」，與企業營運本身再無任何財產權利關係。資本的實質已經消失，僅存一個軀殼。據社科院經濟所的資料顯示，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這81萬人就是殘存的資本家階層。這些人大多集中在滬津等幾個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億元，幾乎占總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於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他在香港），占975萬元，每年可得定息48.7萬元，即每月可得4萬元；榮毅仁則佔第三位，他在8個城市擁有24家紡織、印染、麵粉和機械工廠。
在定息政策出台後，選擇公私合營、把企業交給國家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一位資本家日後對口述史記錄者桂勇回憶說：「不合營，你也生存不下去。為什麼？勞資糾紛不斷，就是工人鬥你，你也不能開除他，工人即使不幹活也得發工資，企業原材料不足、業務不足，國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營企業拿不到原材料，給你拿到的，也是價格兩樣的。工人的組織——工會已經成立，稅務機構已經較完善了。我們已經是走投無路了，不要說廠裡，連家裡的錢都拿到廠裡開支，到最後家都破產了，資本家風險壓力很大。這樣，資本家就沒有什麼內在的積極性了。」
1955年1月，周恩來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以榮毅仁為例，講道：「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兩種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實的。這種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現，如實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心態。如果交出工廠，如棄敝屣，沒有一點痛苦，那就不是資產階級了。」
對於私人資本在中國的命運，決策層的想法在這些年也有一些漸進式的判斷。
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後，毛澤東就斷定，私人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說：「資本主義所有制與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矛盾，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性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讓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不過，他當時的時間表是15年。在6月份的一次講話中，他說：「所謂過渡時期，就是很劇烈很深刻的變動，按照它的社會的深刻性來說，資本主義到15年後基本絕種了。過去槍炮很激烈，不決定資本主義絕種。」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規劃，私人資本在中國的消亡時間是1967年。
兩年多後的1955年10月，他的時間表突然提前了，在《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文中，他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他在七屆六中全會上說，「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
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也都意識到了歷史的必然，最後的時刻到了。11月1日，全國工商聯首屆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任委員、前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陳叔通在開幕詞中，號召一切愛國的工商業者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發展的前途聯繫起來，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執委會在《告全國工商界書》中寫道：「我們工商業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應該堅守愛國守法的立場，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兩個月後，私人資本和資產階級作為一種經濟成分和階級結構，果然在中國「絕種」了。
【企業史人物】
工廠798
在「156工程」中，被安排在首都北京的項目有四個，一個民用，三個軍工，其中之一就是798工廠。半個世紀後，798成為北京城裡最出名的藝術家群落。
在京的四個項目中，有兩個是電子企業，它們都在東郊的酒仙橋地區，一是北京有線電總廠，編號738，另外一個就是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它由718、798、706、707、797、751六個工廠聯合組成，其中798的名氣最大，當地人就把這一片廠區統稱為798大院。738研製出了我們的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第一部自動電話交換機和第一台銀行自動櫃員機，798最出名的記錄是，在1958年自主研製出了純度在99.99%以上的單晶硅，這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革命性突破。在後來的30多年裡，798工廠一直是半導體產業的領先者，它為全國三十多條國產化半導體生產線配套供應前工序設備，連續承擔並完成了國家下達的眾多科技攻關任務。
與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東歐的民主德國援助建設的。當時的東德副總理厄斯納親自組織成立了718聯合廠工程後援小組，利用東德的技術、專家和設備生產線，完成了這項工程。除了技術的先進性外，它最獨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國包豪斯建築風格。它的建築設計商是德紹建築機構，它和著名的包豪斯學校在同一個城市。因此，聯合廠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風格，是實用和簡潔完美結合的典範。德國人在建築質量上追求高標準。比如，抗震強度的設計在8級以上，而當時中蘇的標準都只有6~7級；再比如，為了保證堅固性，使用了500號建築磚；還有，廠房窗戶向北，而當時一般建築物的窗戶都朝南，這種設計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這就保持了光線的均勻和穩定。
798和738曾經是北京最出名和最神秘的大工廠之一，在這裡工作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誰要是問他們在哪兒工作，回答都說是軍工廠，其他一概保密，這種神秘感能引起無數人的羨慕。曾有工人回憶他到798工作第一天時的情形：我當時在大山子下了車，車站附近是一片居民區，最顯眼的就是一個由解放軍把守的大院子。這個大院子裡面全是花草樹木，就像是一個大花園，在樹木的掩映下依稀能看見裡面的紅磚樓。我上前詢問把守的解放軍：「706廠在哪兒？」但是得到的答案卻是不知道，可是此地不再有其他更像工廠的建築了。這個謎底直到我正式工作後才解開，原來「706」是軍工廠的代碼，在當時是要保密的。我當時詢問的地方就是798大院。
1960年，738大院出了一個工人指揮家束衡，他創作了一首《有線電廠在前進》的進行曲。在有關部門的安排下，6月5日，車工束衡走上北京人民劇場的舞台，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出由他創作的樂曲。在演出節目單上，工人指揮束衡的名字排在中國最著名的指揮家李德倫的前面，這在當年是一個十分轟動的新聞，它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和無所不能。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738和798與所有的國營企業一樣，漸漸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了，各個工廠的衰敗開始顯現。人們不再以進大院工作為榮，相反，但凡有點門路的人想方設法調動工作。到90年代中期，紅極一時的大院企業陷於停產半停產狀態，工廠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崗分流，大多數生產車間停止運行，798的在職人員從近兩萬人遞減到不足4000人。工廠實在沒活兒干，只好靠出租閒置廠房和賣地皮來賺錢。
2002年，一位名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國政治家章士釗的外孫女、共和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的繼女。她看中798獨特的國營工廠氣息——衰敗、僵硬，與商業氣氛格格不入，於是在這裡以極便宜的價格租了一個車間，當做自己的藝術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還有做藝術網站的美國人羅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後公司的模樣。在洪晃和羅伯特的鼓吹和示範下，一些前衛藝術家也先後看中了這裡寬敞的空間和低廉的租金，紛紛租下一些廠房作為工作室或展示空間，798藝術家群體的「雪球」就這樣滾了起來。美國《時代週刊》將這裡評為最有文化標誌性的22個城市藝術中心之一。《紐約時報》甚至將這裡與紐約當代藝術家聚集區SOHO相提並論。
就這樣，一個瀕臨死亡的國營工廠突然搖身變成了北京城最具時尚氣息的地方。
798廠區內的所有車間、廠房甚至斑駁的機床、生產線等都被保留下來。它們像一堆已經被掏空了靈魂的軀體，藝術家們用各自的表現手法將之徹底地「波普化」，那曾經蕩漾了40多年的勞動熱情、革命紀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下來，並呈現出一種很誇張和怪異的神情。到2004年，這裡已經聚集了200多家來自十來個國家的文化機構和個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已經決定將這裡列為「優秀近現代建築」進行保留。很多年後，當全中國的老牌國營工廠都已經被拆遷一空之後，798作為唯一的倖存者被留存下來。當然，這是一種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方式。
2008年，一家報紙用這樣的細節展開了它對798的描寫：「慷慨激昂的《有線電廠在前進》進行曲過後，在798，嫵媚、陰柔的昆曲正在響起。這天晚上，《仁》俱樂部舉辦答謝酒會，請來兩位戲劇梅花獎得主，演出昆曲《長生殿》。」
半個世紀前，這個吟唱唐明皇、楊貴妃愛情故事的地方，是798大院的大食堂，每次開飯前，這裡的工人都要站著高歌一首激情昂揚的革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