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門前修了暗溝，院後要填平老明溝，一福。
前前後後都修上大馬路，二福。
我們有了自來水，三福。
將來，這裡成了手工業區，大家有活作，有飯吃，四福。
趕明兒個金魚池改為公園，作完了活兒有個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老捨：話劇《龍鬚溝》，1953年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也就在這一個月，北京與莫斯科就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達成共識，蘇方同意幫助援助中國15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就是中國企業史上影響深遠、長期被神秘氣氛籠罩的「156工程」。
自1949年之後，西方世界就對中國持敵視的姿態，毛澤東則採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就趕赴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8月，蘇聯派出以科瓦廖夫為團長的200人專家團。12月，開國大典兩月後，毛澤東平生第一次踏出國門，親赴莫斯科談判，蘇聯答應貸款3億美元。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一系列資產移交協定，將蘇聯在東北的所有財產無償移交給中方，其中包括旅順軍港、大連行政權、長春鐵路公司以及302處不動產。從1949年末到1952年2月，蘇聯援助中國建設項目42個，投資折合40億元（按1953年的新版人民幣計算，下同）。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1949年建國前後中國的企業狀況。
國民政府留下來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在蔣介石政權統治的20多年裡，工業經濟的高峰時刻是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當時中國的生鐵產量占世界第12位，鋼佔第18位，原煤佔第7位，棉布佔第4位，這4類產品與美國相比，分別是後者的1/39、1/117、1/11和1/2。經過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到戰火熄滅的1949年，國民經濟已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真正是江河日下，全國的重工業產值約比1936年降低70%，輕工業產值降低30%，糧食產量約降低24.5%，經濟作物產量約降低一半。
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鋼鐵產業，生產能力降低了90%，全國只有7座平爐，22座小電爐，發電能力僅剩下114.6萬千瓦。生鐵產量下降到了25.2萬噸，竟不及英國1835年產量的1/4，生產出來的生鐵只有一半能煉成鋼，而軋鋼能力又僅及煉鋼的一半。另以石油工業為例，誕生於抗戰時期的中國第一個油田——陝西省玉門油礦到1949年的原油產量僅區區9萬噸，卻佔了全國產量的3/4。鋼不會煉，油無處采，重化工業自然虛弱不堪。
1949年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國家。國民收入的68.4%來自農業，工業僅為12.6%。在工業領域內部，手工業又佔了工業產值的70%，機器製造業多為修配型企業，重工業門類大部分空白，不但體系未成，而且裝備和技術水平低下。據上海機器同業工會的計算，在708家機器製造廠中，有製造兼修配能力的工廠只佔四分之一，其餘的都只能搞一些修配業務。
1949年，除了少數大城市之外，多數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基本無電力供應。受戰爭影響，全國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破壞殆盡，主幹鐵路無一條能夠全線通車，勉強能通車的鐵路只剩1.1萬公里，而且大部分在東北地區。重要的「大動脈」京漢鐵路已經有12年沒通車了，一條從成都到重慶的成渝鐵路從晚清修起，修建了半個世紀都沒有完工。長途電信的線路支離破碎，互相不能銜接，以京津為中心的華北有線電網全面癱瘓。
人才培育的事業也十分落後。學齡兒童入學率為20%，全國人口80%是文盲。20年間高等學校畢業生加在一起只有18萬人，只培養出了200多個碩士，博士數為零。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不到40個，研究和技術人員不過5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研的僅600餘人，現代科技幾乎為一片空白。
這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基礎薄弱，民智未開，國庫裡的黃金被蔣介石劫往台灣，再加上國際勢力的封鎖挑釁，可謂內外交困，矛盾重重，開國之難，好比另一次長征。
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蘇聯對我國的援助顯得如此之重要和寶貴，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共和國經濟新建的唯一機會。
從1951年起，陳雲等人開始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也是向蘇聯「老大哥」學來的經驗——蘇聯從1923年開始設計「五年計劃」，一直到1990年解體為止，以五年為一個週期，對全國的經濟建設進行統籌計劃，這一做法已經延續至今。
據薄一波的回憶，「老實說，在編製『一五』計劃之初，我們對工業建設應先搞什麼，後搞什麼，怎樣做到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還不大明白」。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專家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一些參與編製的人均回憶說，「一五」計劃所有的表格都是蘇聯專家幫助做出來的。
「156工程」是一個統稱概念，它的第一個項目實際上從1950年就開始動工了，到「一五」結束的1957年完成大半，其餘延續到局勢大亂的1969年，實際建成的項目是150個，前後歷時19年，投資總額為196.1億元。這些項目從工業佈局、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對當代中國經濟的影響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先說工業佈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以降，中國工業的發展都偏重於沿海，在1934年，除了東北地區以外的工業產值，94%集中於上海、天津、青島、廣州、北平、南京和無錫七個城市，在東北地區，遼寧一省集中了東北4/5的工業。到1949年前後，中國工業設施的70%集中在東北和沿海一帶，其中，上海和天津兩地的工廠數即占主要城市工廠總數的63%，職工人數占61%，東北則佔有全國半數以上的重工業。全國90%以上的發電站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其中東北佔了全國發電量的1/3。在紡織產業，全國500萬紗錠中的83.6%集中在江蘇、山東、遼寧、上海和天津五地。
佔全國土地1/3的大西北，工業產值還不到全國總值的2%，近百年間始終沒有工業基點。除了陝西有少量鐵路外，其餘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大地沒有一根鐵軌。
「156工程」徹底改變了這一佈局，大量的鋼鐵、有色金屬冶煉、化工企業被選定在礦產資源豐富及能源供應充足的中西部地區，機械加工企業則分佈於原材料生產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業有106個，50個佈置在工業老基地東北，其餘的29個在中部、21個在西部。44個軍工企業中，除了部分造船廠設在沿海之外，有35個在中西部地區。在完成的196.1億元投資額中，除了東北占87億元，中部和西部分別為65億元和39億元，佔去了一半有餘。「156工程」的實施徹底改變了中國內陸地區的工業佈局，到1960年之後，隨著中蘇關係交惡，中央政府實施「三線戰略」，更是加大了對西部的倚重，中國的工業佈局陡然改觀。
再說產業結構。毛澤東在籌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計劃的重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其投資比重佔到了總投資額的85%。在整體規劃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機械的大工廠迅速建起。仍以鋼鐵為例，煉鐵能力五年內就增加了280萬噸、煉鋼能力增加253萬噸，加上原有鋼廠的產能，我國生鐵產量從1949年的25.2萬猛增到467萬噸，整整提高了將近20倍。鋼的產量也增加到412萬噸。這樣的增長速度無疑是驚人的。
與此同時，對基礎設施和能源勘探的投資也是巨大的。「一五」期間，鐵路交通、地質勘探和建築業的投資高達121.2億元，相當於同期工業基建投資的1/2，新建鐵路33條，比1952年的通車里程增加了22%，公路通車里程增加了一倍。水利建設的成就也是輝煌的，完成了「千年難題」淮河治理工程，建成了多個大型水庫，對長江三峽水利工程進行了論證和預備。
接著說技術水平。在對華援助時期，蘇聯展現了毫無保留的無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設計圖紙，僅1953年就達23噸，1954年為55噸，幾乎把他們所有的最好技術都給了中國。美國學者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看來已接受了蘇聯國內最先進的技術，在有些情況下，轉讓的技術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蘇聯援助的最重要的鋼鐵工業中，蘇聯人在20世紀50年代建造和操作著世界上最好的高爐。蘇聯人涉及的武漢和包頭的中國鋼鐵工廠吸收了蘇聯的高爐和平爐以及大規模鐵礦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術。」正是在蘇聯專家的無私幫助下，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在短短數年間就提高到了20世紀40年代的水平。
那是一個創世紀般的建設年代，在人們激動的歡呼聲中，一個接一個的紀錄誕生了。
自主研發和製造汽車，是一個中國夢想。早在1931年，張學良在瀋陽建過一個汽車廠，生產出民生牌載重卡車，但試產成功後就被入侵的日本人佔領。閻錫山治理山西時也建過一個汽車修造廠，仿造出幾十輛美國1.5噸的小貨車。蔣介石政府的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用進口器件組裝過2000多輛汽車，但這些都是小打小鬧，不成氣候。汽車夢的真正實現，正是在「一五」時期。
1953年3月19日，政務院正式下文批准建設第一汽車製造廠，毛澤東下達死命令，要求三年見到車。一汽的廠址選定在吉林省長春近郊一個叫孟家屯的村莊，工廠設計全部交給了蘇聯汽車拖拉機設計院。工廠的第一個員工叫陳祖濤，時年25歲。
陳祖濤的父親是陳昌浩，長征時期當過紅四方面軍總政委、西路軍總指揮，因追隨張國燾犯下路線錯誤，其後一直不被重用。陳祖濤11歲時就被送到蘇聯，在那裡讀完了小學、中學，然後考進鮑曼最高技術學院的汽車專業。1951年2月，他提前畢業回國，受命參與籌建汽車工廠。蘇聯答應幫助中國建設一座綜合性汽車製造廠，其規模將與當時蘇聯最大、最先進的斯大林汽車廠一樣，斯大林汽車廠有什麼設備，援建中國的就有什麼設備，斯大林汽車廠有什麼樣的生產水平，中國的就有什麼樣的生產水平。
陳祖濤日後回憶說：「整個設計都是蘇聯人做的，組織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車廠所有技術科長都集中起來，那是很有經驗的一批人，頭髮都是白的。他們的總工藝師叫做赤維特可夫，以他為首組織這些人做設計。我就作為他的助手參加了整個設計工作。」他在《我的汽車生涯》一書中寫道：「1951年12月，初步設計做完了，設計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幾十本設計書和圖紙交給我。當時中蘇雙方關係很好，這麼多的設計資料交給我，既無什麼儀式，也不要繁雜的交接手續，連收條都沒有。我用外交郵袋裝上設計資料，一個人搭乘飛機直飛北京。陳雲召集中央各部委對蘇方的設計進行審核，大家基本上沒有什麼討論就完全通過了，然後蓋上鮮紅的大印，全部手續就算完成了。」
陳祖濤接著描述說：「做完設計以後，實施這個設計，多少個車間、每個車間用什麼設備、什麼供電、供水是很複雜的，全部都是他們做的。而且什麼設備都是蘇聯供給的，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們是封鎖的，除了蘇聯的幫助以外，我們拿不到東西。當時在經濟危機的時候，30年代西方也不供給蘇聯設備，蘇聯是用金子買西方的設備。以後再買，人家就不給了。蘇聯也是從西方買的，所以他供給我們的很多專用設備、特殊設備只有一台，都是從西方來的，沒有第二台，買不到，他們就專門為我們製造，真的很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