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軋在中國肋骨上，
一節接著一節社會問題；
比鄰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間的墳，
生活距離終點這樣近。
——辛笛：《風景》，1948年
1948年春天，《國史大綱》的作者、無錫籍歷史學家錢穆回到家鄉，應邀在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任教。他住在榮宅的樓上，每到週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裡來，住在樓下，週日下午離開。晚飯後，他們必定會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德生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接著，榮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橋。早在1934年，榮德生六十大壽，他發願在無錫、常州一帶，造橋百座以惠鄉里，歷數年建成大小橋樑88座，其中一座寶界橋，全長375米，寬7.6米，60個橋墩（以示六十大壽），時稱「江南第一大橋」。榮德生對錢穆說：「一生唯一可以留做身後紀念的就是這座大橋，回報鄉里的只有此橋，將來無錫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只有靠這座橋。」
就在他們促膝交談的那段時間，申新紗廠的經營正讓榮德生焦頭爛額。他連維持生產的流動資金都無法湊齊，向國有銀行申請購棉貸款手續繁雜，不僅緩不濟急，而且得貸很難。在這種情況下，榮家只好靠拋售期貨來換取部分現金，可是棧單拋出後，棉花不易及時補進，花價卻天天上漲。所以空頭棧單拋得越多，虧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戶來提貨，很多不能兌現，所謂「生意」，已是窮途末路。
所以，榮德生的悲觀，並不僅僅因為對生命無常的感歎，更是對當時經濟和國事的茫然。對於企業家群體而言，那真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春天。
自從內戰開打以來，國民黨的局勢江河日下。開戰之初，國共軍隊的兵力對比是430萬比127萬，前者的裝備遠遠優於後者。更重要的是，它擁有整個國家機器以及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所以，蔣介石曾預言：「在3至6個月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可是，國軍幾乎每戰必敗，節節潰退，美國顧問巴大維將軍的觀察是：「自我到任以後，沒有一仗是由於缺乏軍火裝備而被打敗的。」到1947年秋天，解放軍已經控制了東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區，國共兵力對比改變為365萬比249萬，國民黨人的樂觀氣焰蕩然無存。
1948年的中國，是真正意義上、最混亂的國家。它符合一個「壞時代」的所有特徵——讓人回想起1910年前後的晚清：人人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辦法應該是怎樣的，然而，就是無法改變現狀，於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和這個時代一起沉淪下去，終而同歸於盡。在這種泥沙俱下的壞時代裡，越是激烈的變革越容易導致局面的進一步惡化。
早在戰事初起的1946年9月，《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就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經濟現狀：「一面倒地靠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地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鴆止渴，人民天天在掙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觀察》的創辦人儲安平則在1947年3月的社論中對社會各階層進行了分析：「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人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敗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居民怨聲載道。」
王芸生和儲安平所描述的景象，在後來的兩年裡一點也沒有得到改觀。接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長的是蔣介石的長期幕僚長張群，他雖然也力圖變革經濟，但是，卻始終成效甚微，不得其法。隨著戰事的推延，財政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國庫收入僅佔支出的5%，軍事開支的比重高到驚人，僅東北軍費就佔了支出總額的40%，政府財政實際已經破產。
市場的表象，反映出來的就是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國統區的物價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發了一條電訊，它給出了一個很具諷刺意味的物價比較：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頭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為一條魚，1946年為一隻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
據《大公報》1948年8月16日的統計，以戰前的生活指數為比較，8月上半月的食物價格上漲了390萬倍，住房價格上漲77萬倍，衣著價格上漲652萬倍，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漲90%。為了表達具象化，當天報紙用花邊新聞的方式圈出一條短訊：「大餅油條，每件10萬元。」《觀察》雜誌在《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一文中也給出了相同的數據分析：「八年多的長期抗戰，物價不過漲了2400倍。勝利迄今還不滿三年，上海物價較之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卻已漲了1.4萬倍。尤其今年以來，更是驚人。7月第三周的物價總指數為戰前的478萬倍，較之去年12月最後一周上漲30倍。紡織、燃料、食物這些主要必需品價格的劇烈上漲，是人民生活負擔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來。」
以今視之，1948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是由下述四個原因綜合造成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財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財政只好全靠發行新鈔票支撐。1947年，法幣發行量達30多萬億元，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則增加25倍。到1948年第二季度，法幣已發行660萬億元，相當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亂髮鈔票的結果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誘發通貨膨脹。
第二，全面內戰破壞了生產力，工農業的生產衰落自然導致稅源枯竭。為了支持戰爭，國民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民生領域百業蕭條，因此催動消費類物價的持續上漲。而在農村地區，大量農田成為戰場，勞動力被成批成批地徵兵入伍，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農村生產力被破壞到了極點。
第三，吏政敗壞，官僚及軍閥趁火打劫。各地政府的苛捐雜稅加劇了官民矛盾。在河北省，一畝地要出一石捐稅，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賦稅竟超過了收成。國民黨軍隊每到一地，即由其黨政軍一體組成「軍民合作站」，向各村低於市價一半，強征軍需日用品，人民因此把國民黨改稱為「刮民黨」，並高喊「國民黨萬稅」。金融家資耀華在回憶錄中記載說：「中央銀行包機向各地運送現鈔支付軍費，各地軍政長官則馬上將之轉換成黃金美鈔，然後又各自私包飛機運回上海投機套賣。中央銀行向北運送鈔票的專車，有時竟出現行至半途即掉轉車頭南開的怪事。」國共軍隊在江蘇徐州一帶曾長期對峙，這裡本非工商業碼頭，卻因成為軍事重鎮，銀行錢莊相繼增開分行，套買金鈔。
第四，市場分裂，導致原料緊缺。東北和華北平原地區是中國最主要的糧食、原棉和礦物產地，自從這些地區被解放軍奪取後，國統區工廠的原料供應頓成難題。據《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彙編》顯示，當時的邊區政府實行了嚴格的商品禁運出口名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糧棉、牲畜和銅鐵金屬。1947年，全國的棉花產量為1100萬擔，國統區的企業能收到的只有30%，紡織業因此減產兩成，其他如橡膠工業和製藥工業，停工均達三成，鋼鐵工業的70%陷入半停產泥沼。像濟南這樣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區，形同孤島。到了1948年底，隨著東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鋼鐵和煤炭供應全數停擺。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只好委託杜月笙以全國輪船業聯合會理事長的名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請求允許上海輪船到北方港口，以麵粉換煤炭。毛、周復電同意，杜月笙把30萬噸麵粉拉到秦皇島港，換走10萬噸開灤煤，這才解了上海的斷煤之虞。由此事可見，強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轉之事實。
通貨膨脹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無策，而且還打壓民主人士和報刊，試圖鉗制言論。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教授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發6000名學生大遊行，高喊「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軍警武力彈壓，《文匯報》、《新民報》和《聯合晚報》不顧禁令如實報道，上海警備司令部以「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及新聞」為由，下令查封三報，一日封三報，創民國首例。到1948年，幾乎所有的自由知識分子都已經心灰意冷，《觀察》主筆儲安平在這年7月的社論中寫道：「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一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耳撓腮，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
一個組織——無論是國家或企業——瀕臨崩潰的邊緣，一定會出於本能，主動地尋求變革突圍，這時候，激進或漸進成為兩條可選擇的道路。耐人尋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國晚期，統治者都選擇了激進道路，而最終的結果就是加快了滅亡的速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召開「行憲國大」，宣佈「還政於民」，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為了展示改革決心，他改組內閣，由清譽較高的地質學家、當過經濟部部長的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
翁文灝很快組成了一個空前豪華的「博士內閣」，其成員絕大多數是畢業於國際頂級名校的博士，翁文灝本人是比利時魯文大學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長王世傑是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教育部長朱家驊、社會部長谷正綱和糧食部長關吉玉都是柏林大學博士，司法部長謝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長謝羸洲是巴黎大學博士，交通部長俞大維是哈佛大學博士，司法部長王龐惠是耶魯大學博士，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唯一的「土鱉」是財政部長王雲五，他是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大名鼎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發明者。就是這個由博士精英組成的內閣很快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他們推出一套讓人炫目的經濟改革「組合拳」，從財政貨幣政策、產業市場化和治理腐敗三個方向同時出擊，試圖挽大廈於既倒。
這是一個無比大膽的、絕地反攻式的改革衝鋒，其過程和結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後世的國際金融史上，它已經成為一個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翁內閣選中了貨幣改革作為衝鋒的戰略突破口。他們認為，幾年來的無度發行和通貨膨脹已經讓法幣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進行堅決的幣制改革。王雲五提議以中央銀行所存的黃金證券作保證，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實施的辦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來收兌或收存民眾手中持有的黃金、外幣，進一步強化管制經濟。這個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