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 第18章 第四部·1948年:最後的「打虎」 (2)
    大改革是從1948年8月19日開始的。這一天,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圓券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先是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均予刊登。該令宣佈:「從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發行總限額為20億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幣300萬元折合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折合金圓券1元的比率,收兌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全國物價一律凍結在8月19日水平,是為「八一九限價」。決策者深知此次改革的重要性,20日的《中央日報》刊發社論說,「要知道改革幣制就像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與貨幣改革配套同時推出的,是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這一議題已經被反覆討論了20多年,早在1947年2月,為了平息因「黃金風潮」而引發的物價、金融風波,政府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首次正式提出了國營事業出售以及國有股份減持的政策方案。但是,具體的實施辦法卻始終沒有出台,此刻大廈將傾,國有股出讓才被當做救命的藥方開了出來。就在金圓券改革的同時,行政院宣佈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國營招商局、台灣糖業公司、台灣紙業公司以及天津造紙紙漿公司等五家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股權的市場化改組,首先將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後向公眾出售30%的股份。這五家企業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大的國營企業。由於形勢急迫,五大公司的改組在短短一周的時間內就匆匆宣告完成,再次顯示國家力量的高效與粗糙。

    在翁文灝等人看來,出售五大公司的國有資產將達到兩個戰略目標,一是推動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二是作為金圓券改革的配套措施。根據他們的計算,五大公司的股份轉讓總金額是金圓券5.64億元,折合成法幣為1700萬億元,這幾乎相當於金圓券發行總額的1/4。以這些實體資產為「實物性儲備金」再加上國庫裡的黃金,足可以保證金圓券的成功以及提升民眾的收兌信心。

    翁文灝和王雲五等人深知,無論貨幣或產權改革,能否獲得成功,關鍵在於吏治的改革,也就是能否遏制全國的投機力量,把物價真正控制在「八一九限價」上。這時,翁文灝的「博士內閣」得到了一個強大的支持者,他就是蔣介石的大兒子、時年38歲的蔣經國。就在8月20日當天,他以上海經濟管制區副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抵滬(督導員由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兼任),督戰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上海。舉國皆知,改革成敗,全繫於蔣大公子的上海一役。

    蔣經國——這位後來的台灣經濟奇跡締造者對黨國腐敗已是深惡痛絕,在他的身邊團結了一批國民黨內部的青年精英。他以青年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在上海灘,其意氣風發讓人想起21年前那個騎著高頭大馬來到這裡的黃浦軍人蔣介石,他似乎要在這裡重現父輩的光榮,並由此確立在中國政壇的地位。蔣經國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了十萬青年大檢閱,宣告成立由3000人組成的「行政院戡亂建國大隊」和「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100多輛摩托車開路,幾十輛輕型裝甲車和1000多匹戰馬緊隨,後面是數萬人的遊行隊伍,沿路高喊「嚴格執行八一九限價」、「不准囤積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幾天後,他兩次率領上海6個軍警單位,全副武裝地到全市的商品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進行搜查。為了掌握真實的物價,他微服私訪小菜場,抄錄當日的蔬菜魚肉價格。他還成立了11個「人民服務站」,專門接受告密舉報。

    上海已經多年不見這樣的整肅陣仗,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又實在讓人眼亮心動。蔣經國「打虎」是為了達到兩個目標,一是控制通貨膨脹,以穩定時局,二是打擊官僚資本集團,以挽回民心。他自己也深知改革的對象到底是誰,他在日記裡寫道:「自新經濟方案公佈之後,一般市民對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厲害。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始。」

    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隻都是「老虎」。

    就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發的第二天,8月21日的《大公報》刊出記者季崇威的新聞稿《豪門巨富紛紛搜購金公債,隱名之人曾大批拋售股票》,文稱:「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從南京乘夜車抵滬,下車後不洗面不吃東西,匆匆趕到某熟悉證券號,一個上午向市場拋售3000萬股永紗(永安紗廠),照昨天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大約可獲利四五千億元。」

    此文一出,市場嘩然,幣制改革為國家核心機密,竟然有人搶先得悉倒賣獲利。蔣經國用槍逼著交易所交出賬目,查出19日拋售股票的兩個大戶,一個名叫李國蘭,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陶啟明供出自己是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機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啟明被處決。另一個大戶名叫杜維屏,竟然是中國黑社會老大、蔣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兒子。蔣經國居然也不手軟,下令逮捕杜維屏,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8個月。

    小蔣連小杜都敢打,算是動了真格。在隨後一個多月裡,64名參與投機的商人被關入監獄,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居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被公審槍決。蔣經國決心與投機官商血戰到底,他發表《上海何處去》的演講,說:「我們相信,為了要壓倒奸商的力量,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定的!……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能發橫財,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製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二是勾結貪官污吏。做官的如與商人勾結,政府更加倍地懲辦!」

    在蔣經國的鐵腕打擊下,上海的物價一度穩定在「八一九防線」之內,市民們乖乖地排隊將手中的黃金、美鈔換成金圓券。蔣經國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日夜輪番接見滬上企業家,一一奉勸他們把硬通貨拿出來,否則,一旦發現,嚴懲不貸,此時在上海的劉鴻生就被他生生「勸」出了800根金條和250萬美元。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各商業銀行也在9月底前將存留的外匯儲備向中央銀行作了申報。在整個幣制改革過程中,上海是收兌成效最好的地區。

    蔣經國每打掉一個「老虎」,就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黨國軀體」上實施了一次電擊,他希望有奇跡出現。可是,接下來的一個「老虎」終於是他打不動的了。

    9月底,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滬上的工商業代表開會,重申「打虎」宗旨。與會的杜月笙發言說,「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全場目光齊聚在蔣經國身上,蔣經國當即朗聲回應:「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揚子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沒有生育,對這個大外甥視如己出,最是寵愛。在過去的幾年裡,揚子公司一直是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業,自金圓券改革以來,它又是上海最囂張的囤積大戶。10月7日,蔣經國終於對揚子公司動手了,他下令搜查揚子公司上海總部並查封該公司的所有倉庫。第二天,國內各大報爭相報道「揚子公司囤積案」,「清算豪門」之聲陡起。

    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齡哭訴。宋美齡專程到滬,把兩人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和解,蔣經國不從,姨表兄弟大吵一場,不歡而散。宋美齡只好去搬最後一張王牌。蔣介石當時正在北平前線主持軍事會議,被夫人緊急電召,連夜乘飛機趕回處理家事。他將蔣經國痛罵一通,父子交談不到半個小時,小蔣就垂頭喪氣地走出辦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而積極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被勒令停刊。蔣經國的老部下賈亦斌登門質問蔣經國,揚子案究竟辦還是不辦了。蔣經國黑著臉,十分消沉地說,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就這樣,轟動天下的「揚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這也意味著蔣經國上海「打虎」行動的戛然終結。揚子公司被「放生」後,蔣經國辛苦建立起來的整肅權威頓時冰散,市場信心瞬間崩潰,從10月起,上海物價再度飛揚。《申報》報道稱:「黃牛黨無縫不鑽,長蛇陣隨處可見,絨線香煙西藥等物無一不被搶購,藥房門外佔地待頂更屬聞所未聞。」民國著名記者、蔣經國的朋友曹聚仁記載,那些日子蔣經國「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這顯然是一場騙局,他曾經呼籲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經遠遠離開他了……有的人提起經國,就說他是政治騙子。有人原諒他,說這都是楊貴妃不好,害了他,蔣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打虎」行動的半途擱淺意味著貨幣改革的流產,而翁式改革的另外一翼,五大國有企業的產權出讓也進行得很不順利。出乎決策者意料的是,這些「香噴噴」的資產也成了無人認領的「棄物」。

    從9月10日到11月初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五大企業股票出售情況相當不理想。總共售出的數額是784.43萬元,不到向社會計劃出售總數的2%。其中,最多的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了377萬元,但也不到計劃向市場出售總數的8%。輪船招商局的股票,僅僅出售了5.4萬元,不到計劃出售總數的0.02%。而天津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賣出了4000元,用當時媒體的描述是「景象頗為淒慘」。

    9月27日的上海《商報》發表社論《國營事業股票為何不受歡迎?》,認為「原因不關發售的技術,而在事業組織的本身……不是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因為,「國營事業既把一部分讓給人民」,就「絕非名義上改為公司組織就可引起人民對於投資的興趣,人民所願投資的對象,是一有前途有利益的事業」。接著,這篇社論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分析了售股遭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爾反爾,沒有信用。「招商局創設的時候本是國營的,後來改為官商合辦,最後又收回國營。而現在又要改回官民合營了。」並且,「每次改變都是政府所主動而民股不能參加意見」。「通商、四明、中實、國貨所謂小四行者也,本來都是民營銀行,政府參加後改為官商合營,現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為民營。如此一再更張,投資者覺得毫無保障」,因此怎麼可能「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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