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轟宋子文的時候，上海正爆發「黃金風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個天大的醜聞。如前所述，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的一年多裡，國庫的外匯和黃金儲備都少了一半，可是，這些財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進入了孔宋家族的錢庫中。在這期間，央行以穩定市場為理由，向市場拋出3.81億美元，而孔宋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揚子公司和中國建設銀公司竟結匯3.34多億美元，佔了總額的近88%，其中大量用於炒賣黃金和進口奢侈品，搶奪市場暴利。監察院在事後調查的報告書中披露：「關於政府機關申請外匯案件，以當時政院主管外，審核工作既無一定審核機構，又無詳細法規，核準時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長個人決定，以便條手諭央行撥售外匯，其未經正式程序，顯有未合之處甚多。」宋子文以經濟學博士的學養和對英美體制的追捧，當然知道制度設計的重要，可是，他卻罔視國綱，以自己的一支筆掏空了半個國庫。
3月1日，就在《觀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當日，宋子文在巨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辭職。為了平息民憤，在這年秋天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宋子文當場宣佈將他在中國建設銀的股權全部捐獻給政府。當他說出這些股權的價值時，全場大官們還是被嚇了一大跳，是1800億元。
回望1945年8月之後的中國，是一個讓人興奮而備受煎熬的時刻，正如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日本投降當日所預感的那樣，真正是「喜心題句又成悲」。
從抗戰結束的那一刻起，蔣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著中國西北角那個叫延安的地方，這位堅信「攘外必先安內」的政治家即便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放鬆對共產黨的打壓。現在，「最後的解決時刻」終於到了，他把軍事以外的所有國政都交給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則集中精力於這個纏繞了他將近20年的心頭大患。
再來看延安方面在戰後的行動。在上一章節，我們透過傑克·貝爾登和陳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個高效、親民和簡單的新生政權。抗戰結束後，毛澤東一方面抓緊軍事上的戰備，派遣林彪等人赴東北，整編那裡的抗日武裝，並與蘇聯紅軍結成聯盟，另一方面則醞釀開始土地改革運動。從1946年起，各解放區開始了以「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為主題的土改運動，直接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分配給失地農民，以實現耕者有其田。這一土改涉及解放區的1.6億農村人口的利益，它成為廣大農民擁護共產黨的最主要的動因之一。於是，當國民黨在城市和農村日漸失去所有社會階層的支持時，共產黨人則從土地改革裡贏得了人心。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與國民黨和平談判，舉國屏神矚目。毛澤東以九年前的舊作《沁園春·雪》書贈詞人柳亞子，詞曰：「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首詞豪氣沖天，傾倒眾生。10月10日，雙方簽署《雙十協定》，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海內一時歡騰，各城煙花燃放，以為和平指日可待。
誰知，煙花終是一個幻覺。就在重慶談判期間，國共軍隊已經在河北、山西開打。10月初，劉伯承、鄧小平的部隊殲滅了閻錫山的3.5萬人。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以193個旅、158萬兵力，向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
在八年抗戰僅僅結束了十個月後，內戰爆發了。
【企業史人物】
孔宋模式
傅斯年稱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因此傅斯年說：「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宋子文「走開」半年後，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後的第二天就接見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談在廣東開礦的事宜，接著跟潘宜公司接洽黃埔港的建設工程，決定把海南的鐵礦石賣運日本。以他過往的行為來看，實在分不清這些到底是公事還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覆滅已成既定事實。1月24日，宋子文辭掉省政府主席之職，逃往香港，6月10日遠遁美國。蔣介石到台灣後，多次電催他回台「共濟時艱」，他予以拒絕。1952年10月，國民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黨內重大整肅案」，開除了一批「不忠貞」的重要黨員，名單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排第一的是蔣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國共兩份名單中，他居然能同時出現，而且都高列次席，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象徵性定位。
宋子文赴美後完全淡出政壇，1958年，他到香港一遊，1963年去了一次台灣。據《宋家王朝》記載，宋氏三兄弟在餘生「瘋狂地從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貨和新技術交易」。他的女兒馮宋瓊頤在2008年的一篇回憶短文中則描寫說：「他每天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午後小憩，與朋友共品美味小吃，觀看美式足球，打牌，和外孫們一起捉迷藏。先父既對醫學津津樂道，也會為證交所的新上市公司興奮不已。」1967年，孔祥熙在紐約去世，他沒有去參加葬禮。西格雷夫認為：「在晚年歲月裡，他們之間沒有什麼感情可言。」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國舊金山的友人家中用晚餐，因進食導致窒息，突然摔倒，未等到送至醫院搶救就辭世了，時年77歲。
跟孔祥熙一樣，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至今是一個謎。《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亞洲華爾街日報》則把他列入人類歷史上曾經最富有的50人之一，並認為「20世紀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宋子文侵吞美援的行徑一直耿耿於懷，在接受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時，他曾破口罵道：「他們全都是賊，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裡。」
而他的後人則對此全盤否認，據他們提供的宋子文檔案，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他的總資產是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子文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
後人研究宋子文這個「大怪物」，不僅僅好奇於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錢，更在於他是一個怎樣的「制度性產物」。
在中國的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於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制度層面進行反思和杜絕。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事實上，在中西方的哲學傳統中，思想家們從來不相信有一種「徹底的惡」。中國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學裡，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惡意」來描述惡行背後、可理解的動機。因此阿倫特認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對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須建立在對經濟制度的研究上。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台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談及孔宋模式與制度的互動。他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確實沒有問題，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每個人都得先申請進口必要的貨物，但他們卻有優先進口權，因此，儘管他們的確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發了大財，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為。
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在中國式的貪腐行為中存在兩種模式，即「非法性貪腐」與「合法性貪腐」，後者是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因而更隱蔽，並對國家機器構成更大的危害。再以宋家為例，宋子文長期擔任官職，而他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則在商界服務，兄弟聯手再加上親信密佈，制度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塊遮羞布或可利用的工具。在1946年3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有人援引《公務員服務法》中「公務員不得兼營商業或公司銀行的董事長總經理」之條款，批評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長，又擔任南洋煙草公司、香港廣東商業銀行及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董事長。宋子文答：「到我做了官，所有董事長職務都已經辭掉了，所以說我提倡官僚資本，實在不敢當。」而事實上，他把這些職務都讓給了他的兩個兄弟。
在近現代的百年企業史上，出現了三個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巖，二是盛宣懷，三是孔宋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他們的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若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五個特點：
第一，胡雪巖在資產關係上還是比較清晰的，他的財富大多來自為左宗棠採辦軍購，在這期間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懷就官商難分了，官股私股交錯在一起，用當時人對他的議論便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害則歸公，利則歸己」。而至孔宋一代，則是公開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國家名義收購，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們在國家事務中擔任的重要性日漸持重。胡雪巖不過是一個從二品頂戴的掛名道員，盛宣懷已是實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國行政之首腦，兩人主管國家財政的時間前後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資產，一個比一個龐大，而且斂聚的效率越來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徵越來越明顯。如果說胡雪巖的化公為私還是盜竊式的，那麼，盛宣懷就已經演進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則是手術刀式的精緻切分。他們更善於利用宏觀經濟制度的設計和執行為自己謀私，每一次經濟危機、重大經濟政策變革、重要發展機遇，往往都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最佳時機。官僚資本的累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無論經濟景氣的高漲或暴跌，都是它進行擴張的機會點，它似乎只與動盪有關，孔宋財富最暴漲的時候正是國難民困的八年抗戰期間。
第四，資產的增加呈金融化趨向。胡、盛的財富大多以實業的形態呈現，特別是盛宣懷，包括稍晚於他的周學熙等人，在辦實業上很有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財富來自社會增量。而孔宋則對實業毫無興趣，他們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從存量的社會資產（無論是國有資本、民營資產還是國際援助）中進行切割，因此，他們對經濟進步的貢獻更小，正當性更差，民憤也更大。
第五，所得財富均「一世而斬」。因為資產積累的灰色性，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會名聲毀大於譽，在其晚年以及身後往往面臨重大的危機。胡雪巖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蔭馬上財盡人亡，盛宣懷的財產在清朝滅亡後遭到查封，孔宋兩人更成為人人喊打的「國賊」。
通過胡、盛及孔宋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暴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中央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力不是在減弱，而是在逐漸加強，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制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麼，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現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來進行——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因為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產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麼，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台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後，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並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歎，孔宋下台，官僚資本「未傷毫末」。
在某種意義上，對孔宋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