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需求遠遠大於供應，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治理的無能。孔祥熙的治國水平並沒有隨著時間的延續而有任何提高，他唯一的辦法還是印鈔票，反正四大銀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國民政府的戰時支出中，約75%是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的，一度因為用鈔量實在太大，中央銀行只好委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大東書局來幫忙印鈔票。就這樣，空前惡化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據楊格、張公權等人的研究，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分別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1945年8月前（抗日戰爭結束前）251%。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Feuerwerker）的計算是，從1940年至1946年，中國大後方的物價每年平均上漲300%以上。《劍橋中國史》認定，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八年抗戰期間，平均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之外，全國幾乎所有國民都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以兩個中產階層——公務員和大學教師的境況為例，到1943年，政府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只有1937年的1/10，公務員幾乎處在「赤貧」之中。大學教師則生活在「餓死的邊緣」，當時國內教授中，薪資最高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戰前，他的月薪是460元，這筆錢可以在北京購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漲到1360元，由大學和教育部同時支薪，卻只能買320斤大米，陳氏因此有詩云：「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用張公權的話說，「勞動者從國民總值中所取得的份額是減的，而對不斷膨脹的國防費用的負擔卻超越了其應負擔的份額。公務員、教師在戰爭時期竟成了一個被壓迫階層」。
接著再看孔祥熙理財治家的表現。在這方面，這位山西票商的後代充分展現了他驚人的才幹。史料證明，在抗戰期間，孔家賺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錢。
孔氏在統管四大國營銀行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經略自己的錢庫——裕華銀行。它是大後方最活躍的私人金融機構，在重慶黃金市場上，它是實力最強的交易客，被尊稱為「西幫老大」。有媒體記載：「西幫是黃金最大的買主，它要買就是整磚（400兩），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之後轉運西安，再用牲口馱到淪陷區出售。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孔祥熙專門在中央銀行為裕華開了透支戶，到1941年透支額就達3000萬元。戰前裕華的註冊資本是200萬元，遷到重慶後增為2000萬元，到1945年，已增資到1億元。
以裕華為龍頭，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無數產業。據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於28家，僅出名的商號就有祥記（綜合性貿易和投資公司）、慶記紗號（專營棉紗買賣）、強華公司（從事運輸貿易）、大元公司（專營五金電料）、恆義公司與升和公司（這兩家是做洋雜百貨的）、廣茂興公司（經營參茸藥材）等，此外，他投資辦過《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及申時通訊社，儼然大後方的一個「報業大亨」。1941年，當時國內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發生危機，他乘機將之攬入懷內。
孔祥熙還把手伸到了實業界，他採取的辦法是暗搶明奪，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華西兩個案例。
抗戰初期，盧作孚的民生輪船公司承擔了轉運戰略物資的主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善於經營的盧作孚通過兼併及「以運費投資」等辦法，迅速擴大了自己的產業。民生的大小客輪從戰前的48艘，最多時增加到115艘，旗下還有了紡織印染、機器和鋼鐵工廠，成為大後方最顯赫的民營企業。孔祥熙對民生頗為眼熱，在一次邀約去民生演講的時候，他向盧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託局對民生投資200萬元。當時民生的總股本為700萬元，孔祥熙一旦進入，無疑將成一個不小的股東。盧作孚大駭，急忙求救時任交通部長的張公權，後者又轉托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婉轉向孔祥熙陳情：「民生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由純粹官辦的中央信託局大量投資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財務上的幫助，也應有商股性質的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適當投資為宜。」孔祥熙知道這是婉拒之詞，盧作孚在四川的人脈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強弓硬上馬，只好暫時作罷。
不過，從此之後，民生要到銀行貸款卻變得很難。據當過民生總公司財務處襄理的王世均回憶，當他去各行「跑頭寸」的時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徹底解決民生財務上的困難，最好找孔先生投資和出任董事長」。有一次，孔祥熙設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東的名錄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門收購，盧作孚得悉後，馬上通知財務處對股票過戶嚴加注意，此計又沒有得逞。孔祥熙沒法從民生那裡得到好處，總是心有不甘，重慶中央銀行的隔壁是民生總公司財務處的辦公地，為一棟四層大樓，建築很是氣派。孔祥熙便要求盧作孚把大樓讓給央行，盧作孚提出能否給予適當的代價，讓民生另選一地造樓。孔祥熙大大地不高興，下令財政部和央行將到期應付民生的差運費及撥款全數扣下，還四處對人說「盧作孚太不夠朋友」。盧作孚百般無奈，只好將大樓拱手讓給了孔祥熙。這一回合下來，孔祥熙才算賺到了一點面子錢。
如果說盧作孚從孔祥熙的鐵爪下僥倖逃生，那麼，四川的另外一個民營大企業華西興業公司則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華西興業由胡仲實、胡叔潛兩兄弟於1932年創辦，旗下有機器廠、煉鋼廠、木廠、磚瓦廠、汽車修理廠等多家企業，並有自營鐵礦、煤礦、耐火材料礦和一家專科學校。在戰前，華西承建了西部眾多的電力廠、水泥廠和自來水廠，是西部規模最大的重型工業聯合體，其中的華聯煉鋼廠是西部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府入川後，擬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設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東風，依賴政府的「扶植與獎勵西南實業」政策，把華聯煉鋼廠進一步擴建。他們想盡辦法與孔祥熙搭上了線，後者親率眾多親信到華西視察。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將華聯擴建成日產30噸鋼的煉鋼廠，全部建廠資金為300萬元，胡氏可籌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貸款。孔祥熙派人前去試探，希望投資合辦，胡氏擔心後患，堅持申請貸款，與官僚資本建立「企業外部關係」。孔祥熙表示同意，不過，中央信託局給出的第一期貸款額只有60萬元。胡氏以到賬的200多萬元啟動了擴建工程。當基建動工及國外訂購設備相繼到來的時候，中信局卻以種種借口再不肯貸款，華西頓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當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時候，他明確提出官商合辦的辦法。他更威脅利誘，如果胡氏順從，投資以及未來的政府採購訂單毋庸擔心，如果不從，後果將不堪設想。最後，他很有深意地說：「鋼鐵、電業、礦業均屬重工業，與抗戰建國息息相關……（合組）此舉深荷總裁（指蔣介石）讚許。」
話語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極度驚恐之外，已別無選擇。然而，當談及具體的入股條款時，孔祥熙的居心還是讓他們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總額一下子提高為1200萬元，胡氏把華西體系內所有的工廠、礦場和現金折合起來，也不過200多萬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資本，他以「西南經濟建設為中央急需進行之政策」為由，由行政院指示財政部命令四大行聯合投資，他自己的裕華、祥記也順搭入股，雙方資本得以合併。1939年7月，一家「中國興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國營及官僚資本佔到了81%，胡氏股本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將資本額再增至6000萬元，商股表示反對，認為擴建工程大體快告完成，已沒有必要增資。孔祥熙親自主持股東大會，以絕對大股東的身份通過了增資決議案，並要求在十天內所攤認的資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當然無法一下子拿出數百萬元的現金，只好放棄，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過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資要求，中興資本額翻倍為1.2億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棄，官股增持，股權比例調整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兩人先後黯然離開了企業。
官僚資本控制中興後，如果真能把企業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國之事，然而，情況正好相反。中興公司的董事會陣容可謂空前強大，孔祥熙親自出馬擔任董事長，常務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經濟部部長、財政部次長、央行副總裁、中國銀行經理、交通銀行經理、中央信託局理事長、大學校長等。可是到了具體的經營層面，卻是一團亂麻，用一個叫寧芷村的見證人的話形容，是「既壟斷又虛弱，在企業管理上十足衙門化，腐朽透頂，在企業內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鋼廠的擴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開爐煉出了幾百噸的低碳工具鋼，卻因質量不佳沒有銷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兒子孔令侃擔任理事長的中央信託局全部購下。從此以後，中興再沒有煉出新鋼，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業之霸」的夢想就此雞飛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後方的工業一直委靡不振，不但沒有建成新的、值得稱道的大企業，連內遷工廠的生產都讓人沮喪。易勞逸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評論說：「遷移機器總共約12萬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十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貪腐跋扈，耽誤國政，到1941年底終於因為一起「飛狗事件」而成舉國皆曰可殺的國賊。
這一年的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隨即進擊上海和香港，18日，駐港英軍1.5萬人宣佈投降。當天，國民政府派出最後一班飛機抵達香港機場，困等在機坪上的有眾多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常委和一級陸軍上將陳濟棠、國民黨元老廖仲愷遺孀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陳寅恪等。然而，這架飛機卻被孔祥熙的二女兒孔令俊和她的十多個保姆、保鏢、寵物狗和隨帶的馬桶塞滿了。陳濟棠登機，孔二小姐把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讓他落座。
陳上將大怒叱責，誰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輪手槍，頂著陳濟棠的額頭喝令他下機。當這架飛機降落重慶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會議鼓掌通過了《增進行政職能，厲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決議案。與會要員前往機場迎接陳濟棠、何香凝等人，誰知從機艙裡鑽出來的卻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寵物狗、保鏢及保姆，在場諸人目瞪口呆。四天後，《大公報》披露了這條新聞，舉國嘩然。西遷到重慶、昆明的大學生上街遊行，西南聯大學生在「討孔宣言」中寫道：「今日，我國貪污官吏有如恆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嗟夫，銅臭沖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