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
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王芸生：《我們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國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病重彌留，接替他主持筆政的王芸生在重慶郊區的張宅日夜相陪。在過去的兩年多裡，陪都重慶幾乎都是在空襲的驚恐中度過的。從1939年到1941年，這座山城被日軍飛機轟炸了268次，幾乎每週平均兩次，城市大部被毀，其中1939年5月的兩次大轟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於非命。然而，炸彈並沒有把中國人炸垮。
當日，日機再次對重慶實施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已奄奄一息的張季鸞對王芸生說：「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說：「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慰國人打擊敵人呢？」言及此處，委靡彌留中的張季鸞忽然擁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發表於1941年8月19日的新聞名篇《我們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敵機儘管來吧，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至於今日，割稻子實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三年來的經驗，已使重慶人學會怎樣在敵機空襲中生活，人們既不曾因空襲而停止呼吸，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在我們的防空洞內，編輯照常揮筆，工友照常排版，機器照樣印報，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話說回來，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此文流傳大江南北，大大鼓勵了國人鬥志。半個多月後的9月6日，張季鸞離開了這個苦多樂少的世界。
正是憑著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國人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其中，企業家群體不甘人後。
范旭東的精鹽、純鹼和廠相繼落入敵手，但是，他還是和同事們把部分設備搬遷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當天，新的久大鹽廠在自貢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黃海也在五通橋重新建成。為紀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東將五通橋改名為「新塘沽」。70年後的今天，五通橋山崖的陡壁上還刻著「新塘沽」三個大字。在重慶久大、永利聯合辦事處的牆上，掛著一張塘沽鹼廠的照片，范旭東親自在上面寫了「燕雲在望，以志不忘」八個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佇立，並對同事說：「我們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東的事業終於沒有重現戰前的面貌，他的鹽鹼公司歷經諸多困難和阻撓，一直沒有真正打開局面。
幾乎所有內遷到西部的民營企業都不復當日風光。劉鴻生是當時的著名企業家，他的大中華火柴公司佔據火柴市場的大半壁天下，此外還涉足水泥、煤炭、紡織等多個產業。他在上海灘上叱吒風雲，曾經與虞洽卿一起被選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華董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軍部脅迫劉鴻生出任上海商會會長之職，他拒絕接受委任，漏夜喬裝出走，在滬的十多家工廠被日軍以「敵產」沒收，財產損失1000萬元以上。劉鴻生輾轉到重慶後，當即受到蔣介石的宴請，並承諾只要劉鴻生在大後方發展工業，國民政府將給予原料和資金的極大扶助，劉鴻生大受激勵。
劉鴻生決定籌建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辦廠需要機器設備，他派兒子劉念智潛回上海，拆遷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其前後經歷宛若一部驚險電影。劉念智重金僱用一個瑞士籍的猶太人，先是買通了一個日軍少將，將機器從浦東偷運至浦西，再運進租界。接著他花了50萬元代價，把500噸紡織、印染設備及器材陸續運抵緬甸仰光。與此同時，劉氏企業內的數百紡織工、擋車工和機修工等也出於愛國熱誠，千里跋涉，來到大後方。可是，機器設備到了仰光後，就再也無法運到重慶。劉鴻生通過蔣介石侍從室弄到「予以緊急啟運」的委員長手諭，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運輸公司忙著發國難財，就是騰不出手來。劉念智只好購買了12輛美國道奇卡車，自行搬運。從仰光到重慶路途艱險，關卡林立，車隊日夜兼程總算到了中緬邊境的戰略要地臘戍，雲南邊城保山已是遙遙在望，可是西南運輸公司以私運物資為由，就是不讓進境。這一拉鋸交涉，竟然就過了兩年，到1943年4月，日軍進擊緬甸，佔領臘戍，數百噸設備頓時成了炮灰。隨車的劉念智逃進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慶。
劉鴻生驚魂一場，落得個財亡人疲，無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當了官辦火柴煙草專賣局的局長。據《實業家劉鴻生傳略》記載，過慣了洋派生活的劉鴻生在重慶已與常人無異，「他當時住的已經不是豪華的洋樓，而是簡樸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長江南岸的彈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慶市區辦公。兩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階約達三百級之多。他步行往來，從不坐滑竿……他經常在小食店裡吃碗陽春麵和一碟生煎饅頭，有時只吃幾塊糕點，當做一頓午餐」。後來，劉鴻生在西南和西北諸地辦起了毛紡織廠、洗毛廠、火柴廠以及氯酸鉀廠，但是其個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餘皆為國營或官僚資本，而重要決策均須仰人鼻息。因此，這位當年上海灘的風雲大亨曾經十分沮喪地抱怨說：「在上海，我是大老闆，到重慶，變成小夥計了。」
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以1937年的抗戰爆發作為中國近代經濟的轉折點，把其後的12年稱為「經濟的崩潰時期」：本來就發育不良的中國民族資本在戰爭中飽受摧殘，而國營資本以及官僚資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強化，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過早地結束了自由競爭時代而加速步入以國家資本為主體的壟斷時代。
戰前的中國西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近代工業，用蔣介石的話說，「欲於此廣大區域，為工業建設，即不啻要無中生有」。隨著工廠的西遷，西部經濟進入了一個發展期，至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增至639家，涉及機械、紡織、化學、教育用具、電器、食品、礦業、鋼鐵等行業，分別遷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陝西27家、廣西23家、其他省份有214家。而其產業及資本格局呈現出如下特徵：一是為戰爭服務的重工業成為投資重點，民生產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國營資本的份量持續加重。
1938年3月，國民政府重申：「實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經濟理論統治了全球經濟界，他於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幾乎成為當時各國政府的教科書。凱恩斯主義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和調節。蔣介石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與德蘇集權模式的「混合體」，並將國家控制的成分推到了極致。這在戰爭狀態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於政策設計和執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資本的乘機強大，使得國民經濟越來越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營資本力量則被完全放棄。
1941年12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評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時就認為：「政府事業的章魚狀勢力結構，正在變得自我固化並富有擴張性。」頗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章乃器——請記住這個名字，他將在以後的一個章節中擔任主角——曾經在戰時一再批評說：「不要盲目地借用凱恩斯理論，凱氏理論是死板和機械的，用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更加是時地不宜，應盡量鼓勵民營而避免政府直接經營。」但這些聲音，在隆隆的炮火聲中顯得非常微弱。陳真主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顯示，到1942年，不包括軍工生產和國營與民營合資的企業，僅以國營、公營、省營等方式存在的國有資本，大致已佔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工業資本總額的69.58%。
基於上述事實，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兩個現象：一是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勾結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最終形成了獨立於一切社會階層之上的特權階級，他們成為妨礙工商進步的最反動的勢力；二是因民生物資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貨膨脹空前惡化，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呈現為「最壞的狀況」。
正如我們在1934年的「孔張之役」中看到的，國營資本對國家經濟的滲透及最終控制，始於金融，並終於金融。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完全可以從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化來進行評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對金融的控制進一步增強。1939年9月，蔣介石簽署法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總辦主任」；同時發佈《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四行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財政有關各特種業務」。從此，國營的四大行再次強化壟斷，「四聯總處」成為國家金融的唯一權力機構，蔣介石拍著胸脯把自己任命為主任，而常務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時的孔祥熙正處在一生最風光的時刻。自國府遷至重慶之後，他相繼當上了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權勢熏天，僅在蔣某一人之下，現在又一舉統領四大銀行，做起任何事情來自然是得心應手。
先說他理財治國的表現。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後方的國民經濟就日漸滑向崩潰的邊緣。由於日軍對重慶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物資極端短缺，據張公權的記錄，「連正常的工業生產也維持不了，由於五金、金屬製品、化學原材料的供應短缺，絕大多數工廠減產，其餘少數工廠竟關閉停工。1940~1944年間，各種基本糧食的供給量僅及1939年的10%，衣著類物品的供給量在整個中國都低於戰前的水平。工業生產的消費品，1944年的供給量低於1938年的10%。而與此同時，大量人口湧進大後方，更是加劇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