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的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但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後產生的。民國來了之後，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台，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卻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炮，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果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但是，民國之後，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倡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軍政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總會進來，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制度的困擾和變化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加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民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的不徹底，因此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1917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往前走。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裡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革命，在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導致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繼續撬。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週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關於辮子與革命的零碎故事
今天還來談辮子，似乎怎麼說都有點絮叨的嫌疑。這幾年若干散文大師殺入歷史的醬菜園子，被塵封已久的辮子陡然間便成為近乎時髦的話題，說得太多難免招人煩。不過，2001年是辛亥革命九十週年（1911∼2001年），國人規矩，大凡重大歷史事件逢五逢十，總得拎出來抖抖灰，合夥吹打一通以示紀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與辮子有關係的革命，提起這場革命，當年非革命黨的人們印象最深刻的記憶幾乎都與辮子有關，所以不妨在此說上幾句。好在關於革命和辮子的話題好像還沒人說過，至少說得沒有像眼下熒屏上的辮子那麼多。
中國男人在清朝的時候留辮子的這點歷史常識，眼下已經普及得連三歲孩子都知道了，不僅知道，而且還在家長的共謀下試嘗「復辟」，留上小辮或者安上條帶瓜皮帽的假辮子什麼的。不過，這些孩子和大人也許根本想不到，圍繞這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毛髮，中國人曾經受過何等的折騰。清軍入關的時候，非要遵循聖人之教「膚發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漢人跟他們一樣，剃掉頭頂的大部分頭髮留條小辮。結果是不少人為了腦袋頂上的頭髮和腦後的小辮丟了自己的腦袋。後來，隨著漢人暗中的「修正」，人們腦袋頂上的頭髮越留越多，剃髮幾乎只有象徵的意義了，而對腦袋後面的辮子卻越發在乎。皇帝盯緊人們腦後的辮子，那因為辮子已經成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標誌，一般老百姓也不願意讓辮子沒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當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順眼了腦後的辮子以後，大清朝也漸漸地走到了盡頭。先是從廣西殺出一夥號稱信上帝的「長毛」攪了大半個中國，雖然只是將辮子散開，可已經鬧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撥一撥進來、中國人也漸漸地走出國門之後，總是佔著上風的洋人似乎忘記了他們的祖先也曾經有人留過小辮子，一個勁地拿中國人腦後那勞什子開心，居然說那是「pigtail」（豬尾巴），還以此為由，硬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為野蠻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紅頭阿三，抓起中國人來總是揪起辮子一帶一串。對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先進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嘲罵和這種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讓人受不了。於是，溫和的（注意是留學生）把辮子盤起，像魯迅描繪的那樣，在頭頂聳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則乾脆剪了辮子。最凶的不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著人家也剪，後來鼎鼎大名的陳獨秀、鄒容和張繼三位，在日本留學時居然找到一個桃色的茬，一個抱腰，一個按頭，一個揮剪，將清朝留學監督姚某人的辮子都給鉸了。
剪辮則意味著造反，但進入20世紀的清朝早就讓洋人給折騰得做了2/3死狀，任憑秀女如雲，連續三個皇帝居然都養不出半個子息，自然沒有那精氣神去尋沒辮子的人的晦氣，只要回國的留學生裝上一條假辮子，官府一般都假裝不知道。留學生們也得寸進尺，後來索性連假辮子也不裝了，光著腦袋亂晃。漸漸的，連沒出國的學堂的學生也跟著起哄，一個接一個地將辮子送了假髮店換酒錢。而屬於朝廷命官的學堂監督則什麼辦法也沒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學堂裡對剪辮子學生最嚴厲的處罰就是剪辮的那個學期扣點分數。
可是不論知識界跟辮子怎麼過不去，鄉下的農民卻對自家那根辮子情有獨鍾，不管革命黨人說破大天，硬是不肯動一絲半毫，儘管他們對清朝早沒了興趣，也巴不得它早點完蛋。然而，突然之間，革命不知怎麼就來了，幾乎是一夜之間，大半個中國都插上了白旗。農民滿以為打白旗戴白袖標的革命黨是為崇禎戴孝反清復明，沒想到他們剛剛坐進了衙門就開始剪辮子，比當年滿清入關時張羅留辮子還要急切。革命軍警加上青年學生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設卡堵截，不問青紅皂白，只要見著腦後拖辮子的人就拉著辮子拖將過來。客氣一點的還宣傳一下剪辮的「偉大意義」然後再動剪刀，不客氣的乾脆揪過來就是卡嚓一剪。
害得路人紛紛然若驚弓之鳥，能不上街就盡量不出門，買東西只好讓女人代勞，實在不行則盤起辮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時候的方巾裹在頭上。有的地方居然發明了尖頂高帽，為的就是能將辮子嚴嚴實實地蓋住，據說這種尖頂帽一時非常流行，連衣不蔽體的窮人都要設法買一頂。那情景，如果讓今人見了，肯定會以為是湖南農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滿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遊街的革命對象。進城的農民遭遇更慘，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辮子，害得他們一時間連趕集都不敢去了，實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馬。剪辮的場景當時曾被人用照相機記錄了下來，從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襤褸的男人正在被一位軍警拽住了辮子，剪刀剛剛揮起，軍警的得意和那漢子悲苦無奈之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老百姓難受歸難受，革命黨該剪辮子照樣剪。在革命黨人看來，有沒有辮子，並不是個人的喜好，而是是否依然忠於滿清的問題。極而言之，腦袋後面拖著的辮子就是個奴隸根，所以非加大揮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寧波，坐進衙門裡的革命黨人已經不滿足於上街掄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規定，凡是不肯剪辮的人一律剝奪「公權」，某些抗拒剪辮的紳士還真的被送進了監獄。結果可想而知，辮子沒保住，蹲了班房，還被罰了巨款。
那時候，剪刀在手的人們幾乎個個都理直氣壯，無論是抓住辮子一聲卡嚓，還是抓人進局子，都顯得乾淨利落、痛快淋漓，真理與強權似乎都在他們這一邊。剪辮就是排滿，就是革命。雖然大家腦袋裡想的更多的只是光復漢族，但剪辮子以後卻無論如何扮不成「漢官威儀」，剪辮實際是傚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無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從某種意義上，剪辮與建立中華民國一樣，都屬於學習西方的具體行動，因而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情景下，尤其顯得氣粗膽壯。然而，氣壯如牛的革命黨人偶爾也有吃癟的時候。當剪刀伸到為洋人做事的中國僕人的腦袋上的時候，經沒了辮子的下人一哭一叫，洋主子出頭，諳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輩拿出自由與權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談。大概沒想到學洋鬼子的事卻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黨人一時間居然無話可說，態度好的賠情道歉，保證下不為例。只是那個時候在中國的洋人畢竟還太少，洋人的僕人撞到革命黨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辮子在整個革命期間都在浩浩蕩蕩而理直氣壯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