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民國，尤其是北洋時期的民國，是個色彩斑斕的時代。人人都特行獨立，有時特行得崇高，有時特行的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後勁沒了。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這個本錢。這是個連小偷、流氓都有個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沒有絕活，就別想混好。那個時代，中國有國際知名的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響的企業家范旭東、吳蘊初和盧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連名聲不好的軍人，也有上過時代週刊封面的吳佩孚。這個吳佩孚，晚年沒落潦倒，但卻從來不墜青雲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個民主特別受到尊重的時代。
議會自打成立之後，好像沒做過什麼事情。京裡坊間傳說，兩院議員對於逛八大胡同比參政議政更有積極性，沒事就泡在胡同裡吃花酒，鶯鶯燕燕。但是，既沒有人把他們的高額補貼取消，也沒人敢於蔑視議會。實在不行，就換一個議會，但換了之後，議員還是在胡同裡泡著。曹錕賄選，原本心裡也沒有賄選這回事，無非是公開付給議員的辛苦費，付費，是為了尊重議會，尊重議員。
記者在報上罵了當政者，罵也就罵了，當政者硬著頭皮，裝不知道。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行為。不管做得多麼過火，都欺負到警察頭上了，就是不敢鎮壓。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覺不能做——因為現在是民國，民主政體。
但是，當時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大眾，既包括底層的民眾，也包括內地的鄉紳，他們對民主沒有感覺，沒有認識。對於戰亂，有切膚之痛，卻沒有多少發言權。另一部分上層人士，知識界人士，對戰亂的感知相當弱，但發言權大，聲音大。對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於他們。只是，他們對於民主的喜好，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意味。這個時期，上層人士和知識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進化論。無論推崇軍國民主義（即後來的軍國主義），還是聯邦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骨子裡都是進化論。進化論頑固地相信歷史的進步主義，篤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歷史進步的產物，迷信西方歷史的新事物。在那時，他們相信，只要堅持這個制度，堅持這個制度的信條，中國就能走到富國強兵的路上去。即使後來一部分知識界人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拋棄進化論，只是覺得發現了西方某些比現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東西，更為科學，更為民主的東西。
這樣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對於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麼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文學運動，道德運動。投身運動的青年，開始最在意的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為了從傳統家族中掙脫出來，他們為之奮不顧身的奮鬥。但是，掙脫出家族繩索的青年，一旦趕上五四愛國運動，輪到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爭利益的時候，就紛紛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強迫別人也放棄自由。在抵制日貨的時候，自己可以不惜代價無條件放棄自己所有的日貨，也逼著商販這樣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遊街。像孫中山這樣的大人物，則公開鼓吹人們為了國家民族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國家的自由中去。當然，這樣也就沒了自由。
沒了自由，也就沒有了民主。
民國從北洋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民主沿著下降線行進。越是後來者，走得越遠，降得越低。但是，沒有人會把共和國的招牌放棄，沒有人公然蔑視民主，誰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卻都在抽離自由，在民主中抽離自由。
在反對自由的過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幟下的個性就紛紛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變得整齊，也變得單一。最終，變成了一個色調。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100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100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100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響就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佔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台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褲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扇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咨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秘書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獨立的多個省份，實際上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學、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只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制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佔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自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越是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藉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2杄4億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
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4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運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不過1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盪和損失，數額達到4億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滿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干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訢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盪，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盪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盪。為此，他們不准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趁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台，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准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