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歷史是人的歷史，世界是人的世界，總要逐漸變得人道才是，這樣歷史才能進步。人道的尺度理應是歷史人物評價的底線，離了這個尺度，僅僅把眼睛盯在所謂的事功上，這樣寫出來的歷史就是一本荒唐的歷史。多少年來，雖然我們一直嚷著奴隸們創造了歷史，但骨子裡卻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眼睛只能看見大事，至於對無辜人命的喪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價。
歷史在大學轉了一個圈
我曾經說過，歷史的好玩之處在於，它不見得總是推陳出新，而是經常舊戲重演，演員雖然變了，但戲的內容卻依然如故。有的時候連戲名都換了，曲牌也不講究，亂七八糟，但是細聽聽，還是那個老調子，連台步都按老規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舊戲重演，靠的是演員一輩輩地心口相傳。過去唱戲的師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幾出戲，肚子裡的戲越多，師傅就越值錢。但是，歷史上的舊戲重演，卻沒有師徒相授，可一樣傳得真、演得像。看來，咱們中國人的歷史，背後有一個老是重複的大腳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蔡先生回憶說，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師大學堂的遺風猶存，學生在學校，不是為了求學，「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學生的另一個毛病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並不見得受歡迎，「考試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前蔡元培時代的大學，是前清衙門轉來的。清朝的大臣奉旨辦學，辦的就是官學。京師大學堂原來只招進士，科舉停辦，大家都把大學堂當成翰林院，畢業生就是翰林。以至於有個大學究陳漢章，大學堂請他去教書他不幹，非要去做學生，為的就是日後可以做「翰林」。因此，習慣上，學生被稱為老爺，而監督（校長）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時隔90年，北大已經慶祝過自己百歲誕辰，眼看就要過110歲生日了，我們大學裡的學習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師一份講義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紙黃頁爛不肯換，倒是可以評節約標兵。比那時進步的是，老師不發講義，要靠學生當堂記筆記。學生們平時不燒香，考前磨著老師要考試範圍。老師不肯給的，臨陣磨槍，狂背筆記，上課缺課多的，則借同學筆記複印完了再背。老師肯通融的，則師生皆大歡喜，掌聲雷動。對於相當多的學生而言，最好的老師，就是那些上課不負責、考試寬容放水的老師。他們不在乎學到了什麼，只在乎那張畢業文憑。
連當年學生對教師的態度都在重演。認真負責而且有點學術水平的老師，不見得真受學生歡迎，而那些在政府裡身居高位、或者曾經身居高位的人，無論在學校裡做兼職也罷，來掛名也行，都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捧。哪個學校那些兼職的博導們，都有最多的人報考，得以廁身高官或者曾經高官的門牆之內，不僅在「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而且畢業的當口，就有若許進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學問大，不僅在大學體系內是顛撲不破的鐵律，也得到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認可。稍有不同的是，學生不再是老爺，他們已經變成了聽話的良民和不聽話的刁民；老師類似於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員則是六房書吏；我們的校長和院長，則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爺。
中國的大學，走過了百多年的歷史。曾經，我們的大學已經走出了文憑時代，這個出走，是以蔡元培的北大改革為標誌的，可是到今天，我們居然又轉了回來。奇怪的是，在已經早就不包分配的情況下，學生對於學校的要求，還只是文憑，而學校方面對於教學、學生如何適應社會需要，也沒有多少改進，甚至感受不到改進的壓力。社會對於大學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個蓋章發文憑、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總是在嘲笑我們歷史的循環論，但是，中國的歷史還就是總是在轉圈，轉一個，又一個。什麼時候我們能從這圈裡走出來，而且永遠不再鑽進去呢？
歷史可以當飯吃嗎？
「歷史可以當飯吃嗎？」自從干了教歷史這行之後，老有人問我這句話。每次問，我都老老實實地回答，不能。不過後來仔細一想，這樣回答，還是有點不妥。的確，歷史不是包子饅頭，沒法抓起來就吃，解不了饑，頂不了餓，但是歷史跟吃飯，還是有點關係。
歷史對於人來說，無論個體還是群體，甚至人類整體，是一種關於過去的記憶。試想，如果我們有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失憶了，忘記了自己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那我們怎麼生活呢？也就是說掙飯吃就有了問題。推而廣之，一個家族，一個民族，全人類，也是如此。只是，這種失憶，一般不會發生，所以，人們對於歷史，也就不那麼在意。其實，完全沒有歷史記憶的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可以不學歷史，但你自己家族的歷史，你自己學習的歷史，對於你從事行業的記憶，都無時無刻在影響你，左右著你謀生的過程，干預著你的生活。
與此同時，儘管在當今之世，聰明的學生在家長的壓力下，幾乎沒有樂意學歷史的，即使像北大歷史系，也招不到好學生，錄取分數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會上對於歷史的消費，卻異常旺盛，但凡歷史題材的電視，電影，小說，以及最近大熱的通俗說史的故事書，都很有市場，可以說，除去教材，真正由讀者自掏腰包買的書籍，最大量的，就是這類東西。更有意思的是，當下這些通俗歷史的寫作，很多居然是由當年避之惟恐不遠的某些金融證券和海關界人士書寫的，顯然，相對於自己從事的專業，他們對於歷史的閱讀，興趣更濃些。
當然，大眾對歷史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種享受，他們對古代才子佳人的興趣，在本質上跟對現代的才子佳人沒有什麼不同。這從古代就這樣了，古人的說書唱戲，總免不了講史，真實與否，一般沒有人在意。不過，在眾多的歷史消費者中，總有那麼一部分人不滿足於藝人的演義，懷有追索真相的衝動。應該說，在現今，這種衝動更加強烈了。這說明，瞭解歷史，是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本能的一種衝動。
顯然，我們現在的歷史界，的確無法滿足這一部分人的需求。歷史界雖然已經有部分的人開始步出以往闡釋意識形態窠臼，不再滿足於為領袖的言論找歷史的證據，不再因為領袖一句話，打造歷史研究的一朵「金花」，整個歷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領袖的話有關。但是，還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於社會科學，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離經叛道。一方面考據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證，又做不了其他事，無法對歷史做出合理的解釋。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這樣狹隘的歷史敘事，也是言語乏味，別的學科，也許還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奧的本事，歷史界連這樣的玄虛也玩不了，文字誰都能看懂，就是沒有意思，乾癟，乏味，沒有創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諷刺說，這樣的學術研究，閱讀者只有兩個，一個是作者本人，一個是雜誌的編輯。這樣的歷史，的確跟大眾的吃飯沒有任何關係，只跟書寫者自己的飯碗有點干係，不寫，完成不了所謂的科研任務，也許就評不上教授了。
過去歷史的真相，也許永遠無法復原，但人們追求真相的衝動，卻也同樣無法止息，正像我們不能把產品的檢驗交給每個消費者一樣，對歷史真相的追求，理所應當是每個做歷史的人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來的真相，告訴大眾，把你理清的歷史事件的邏輯線索，告訴大眾，把完整的歷史故事，講給大眾聽。大家的生活，會變得更清晰，飯，也會吃得更香。
五光十色說民國
民國史北洋時期，給人的印象，就是亂，眼花繚亂。十幾場仗同時開打，幾十個人物上上下下，說東道西。北洋統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換了好幾位，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至於內閣，就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大家還都沒唱完，觀眾連角兒都沒看清楚，就換人了，跑龍套的，就更無所謂了。
那個時代，有自律甚嚴的軍閥，比如吳佩孚，也有渾身流氣的軍閥，比如張宗昌。有人辦大學，辦得有模有樣，比如張學良，唐繼堯；有人搞實業，比如張作霖，劉湘、劉文輝；有人搞農村建設，比如閻錫山；很正面，很值得說。但也有人濫發軍用票，胡亂徵稅，田賦預征到了21世紀，強迫人民種鴉片，種得本土鴉片到處都是，進口的印度大土沒人要了，徹底實現鴉片的國產化。連軍閥裡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會主義的陳炯明，也有信基督的馮玉祥，還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劉湘。
知識界也是如此，有學問大的泰斗，也有混飯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學辦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爛的野雞大學也比比皆是。同樣是海歸，有名副其實的名牌學子，也有克萊登大學的高足。自由主義流行，保守主義也流行，連馬克思主義，一度都是學界的時髦，歷史界不搞唯物史觀，大家都看不起。
至於風光無限的媒體，更是這樣，有引領潮流的《大公報》、《申報》，也有專門登載明星緋聞的《晶報》。媒體人有志向高遠、參與政治謀劃的高人，也有專門泡胡同、尋找花邊新聞的裡手。張季鸞的社評，每每聳動天下，但《晶報》的流言蜚語，也照樣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還就是喜歡後面的花邊，不樂聞《大公報》的高論。
那個時代，演戲的喜歡談政治，演半截戲，停下來發表演說，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歡唱戲，不會唱兩口西皮二黃的，就不算那個時代的官人。興致高的，還花了大錢下海做票友。軍人喜歡做文人，不穿軍服，偏愛長袍馬褂，跟文人詩酒唱和。文人喜歡談兵，有機會就穿回戎裝，掛上指揮刀，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統一，無論是袁世凱、段祺瑞和是吳佩孚，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北邊的要統一，在南邊的也想統一。但小一點的人物卻想分治，搞聯邦，聯省自治，比如陳炯明和趙恆惕。想統一的，統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實際上是分裂的，大軍閥控制數省，大聲吆喝，小軍閥控制一個縣，也自己當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市場不統一，貨幣不統一，國家弱，政府窮，最窮的時候，連中央政府各部都發不出工資來，各個駐外使節，下旗回國——因為沒有了經費。好不容易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卻名列末等，只能派兩個代表。自家的山東，被列強當成戰利品爭來爭去，自己卻說什麼都不好使。更讓人難堪的是戰亂，上千個大小軍閥，你打來，我打去，老百姓沒有一個穩定的統治者。通商口岸還好，但是內地，則飽受戰亂之苦。這樣的國家，離仁人志士富國強兵的理想，實在太遠。
要說好的，也有得說。資本家感覺，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戰亂，沒有什麼人干涉他們。教授和學生感覺也好，但凡提得起來的大學，無論國立、私立還是教會大學，個個像樣，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他們感覺校長不像話，立馬就可以起哄驅逐。一做了教授，就是總統來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課堂上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從不擔心因為學術以外的原因被開了。報界的人士更是牛氣，民國時期的牛記者，儘管在北洋末期被殺了兩個，但那是真正牛氣的時代，不管政要還是軍閥，記者想罵，也就罵了。罵了之後人家給錢，收了錢還是罵。連國粹京劇，都是民國時期得到的光大，什麼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須生，都是民國人弄出來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