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04年，俄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的東北打了一仗，這仗日本贏了，贏得很體面。在我們的教科書上這是中國的恥辱，說人民都很憤怒，但是在當時，很多下層中國人，比如馬賊張作霖和馮麟閣之流在給日本人做密探。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給俄國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頭，還被拍成了新聞片，不巧讓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看到，沮喪的他棄醫從文，這已經是後話了。我要強調的是，當時另一部分生活比較優越的中國人，尤其是熱衷於改變的中國人其實對日本人戰勝很是興奮。因為此前，凡是持保守觀點的人都認為俄國能贏，而持主張變革的人大多認為日本能贏。日本的勝利在變革派看來，不僅給黃種人爭了口氣，而且說明，在落後的東方，只要堅持變革，就可以由弱轉強，而變革的關鍵，大家公認是立憲。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國也能。從前甲午年，日本打敗中國已經讓國人舉國震驚，這次居然連西方強國俄國也被打敗了，國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這一驚，也驚到了在頤和園納福的西太后，因為自《日俄和約》簽訂，宮門之外就不那麼清靜了。不僅張謇、湯壽潛這樣的名紳開始鼓噪立憲，連朝廷的達官貴人也坐不穩椅子了，食指大動，思有所為。袁世凱和瞿鴻禨在官場上是政敵，明爭暗鬥無日無之，但此時卻一致認為，我大清該立憲。甚至連名聲一直不大好，卻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親慶親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凱，半吞半吐地說著立憲的好話。地方大員中份量很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周馥，也都對立憲表現出相當的熱情。奏請立憲的折子，就這樣一個又一個擺在了西太后老佛爺的案頭。
西太后老佛爺自逃難歸來，腦子已經變得很開通了，整天地跟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層面的玩意兒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動盪。立憲究竟會怎樣，心裡還是沒底。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回國應留學生考試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此人後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裡地位雖然不高，卻是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幹的「知日」專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那些國家考察過，以西方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經有了一些關於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的是立憲開議會之後會出現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後，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比如日俄戰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後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
聽到此，西太后長歎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顯然，曹汝霖的陳述並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後出亂子的擔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閣總理大臣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於行政中心，後兩個中心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兩下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裡，據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話作用能有多大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於比較有份量的一講。此後，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佈預備立憲，各省的咨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九年；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於西太后死後，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皇族又佔7人，冷了多由漢族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哄，於是清朝結束了，小皇帝宣統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裡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都屬於保守派。就世界範圍而言，那時的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於沒有實現普選，基本上處於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於效仿日本，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面向官紳、紳商分享，尤其和是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結果皇族內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的所有官紳和紳商都涼了半截，等於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報應來得很快，幾乎在幾個月之內，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褲子就丟了祖宗的江山，日後只能坐吃山空，靠典當過日子了。
農民工也要安居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重慶的康厚明很引人注意，因為他是一名農民工。儘管康厚明已經是一個老建築工人，而且在2005年獲得過全國勞動模範的稱號，但是他的身份卻依然是個農民工，確切地說是個重慶某縣某鄉某村某組的農民，進城打工多年，幹的是純粹的工人、甚至技術工人的活計。
儘管人們都承認，現在中國的產業工人大部分是進城打工的農民，這些放下鋤頭站到流水線旁和腳手架上的農民早就成為中國工人的主體。但是，無論這些農民在工人的崗位上做了多少年，實際上已經熟悉和習慣了工廠生活，嫻於工業技術，有些人甚至成為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相對於農活反而要更生疏，乃至根本不懂了，可人們還是稱他們為農民工，只因為在戶口本上，他們的身份是某村某組的農民。作為人大代表的建築工人康厚明很熱愛自己的職業，他看著一座座高樓在自己手裡拔地而起，感到很自豪。技術的進步，使得作為建築工人的他們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很多活都由他們操作機器來做，因此他和工友們已經學會了很多技術。
顯然，康厚明他們現在掌握的技術，跟他們從前做的農活沒有多少關係，如果這些技術可以作為他們謀生的手段的話，則意味著掌握了這些技術的農民工們今後的謀生選擇大體上只能在城市裡，在跟工程和工廠有關的行業裡。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不大可能像我們某些城市的地方官想像的那樣做候鳥，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飛來飛去，在城市裡幹不動了、做夠了貢獻，就回到鄉村自己的窩裡再靠刨土過生活。對於這些農民工來說，很可能已經把自己的家眷也帶進了城，妻子在做小時工，由於不樂意讓子女做留守兒童，他們的兒女則可能在打工子弟小學讀書。等到在城市邊緣長大的第二代成長起來，儘管對所居住的城市有一肚子的不滿乃至仇怨，但是他們更不可能回到農村去生活，因為那已經是遙遠而膈膜的父母之鄉。
但是，只要康厚明他們頭上的農民工的頭銜沒有去掉，他們引以自豪的行業和付出心血的城市就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對於所在而且付出了青春的城市，他們只能是流動人口，處在邊緣的邊緣。因為即使是廉租房也沒有他們的份，雖然這些房子就是農民工們一磚一瓦蓋起來的。農民工為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乃至生命的城市，至今還沒有準備好給農民工一個家。
正因為如此，人大代表康厚明現在最關心的就是農民工的就業、住房、醫療和子女就學的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家的問題。沒有家，就意味著農民工所在的城市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他者，不管農民工做過多少貢獻，也不管農民工事實上只能依靠這個城市生活，城市都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及的陌生土地。
這種現狀對於農民工來說，是一種現實的困苦和悲劇，他們要為此付出更多的辛苦還換不來跟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更危險的是，這種現狀對於城市的未來有著更加嚴重的威脅，因為很可能因此培養出一大批對所在城市懷有強烈不滿的邊緣人，缺乏教育，沒有技術，卻有強烈的挫折感。
但願這樣的威脅會在康厚明以及很多關心農民工的人大代表的努力下及時得到消解，隨著我們的城鄉統籌政策的逐步完善，糧食會有的，麵包也是會有的，一個簡陋而溫馨的家也是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