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禮失求諸野，看來即使是他的時代，禮也會失掉。現在的中國人似乎再一次失掉了禮，不過這回我們沒有求諸野，而是求助於禮儀專家。已經有些日子了，禮儀專家很是吃香，開始是沾洋味道的現代禮儀專家走紅，到處講怎樣穿西裝扎領帶，怎麼吃西餐拿刀叉，甚至細到女人什麼場合該穿什麼衣服，配什麼絲襪。電視熱播，光盤熱賣，人則四處演講，請都請不到。近來土味道傳統派禮儀專家也不甘寂寞，穿著不知是什麼時代的漢服出來演禮的人東一點，西一點，總是零星見於媒體的報道。最令人震撼的事是發生在武漢，從新聞照片上看，一大群小學生依次穿上「漢服」，褒衣博帶，頭戴高帽子，在向禮儀專家作揖。我的理解，如果用《水滸傳》上的話，就是唱個肥諾。
禮這個東西，自「五四」以後很不怎麼吃香，因為時常跟禮教相關，後來一度甚至有點十惡不赦的味道，提起克己復禮，連小孩子都知道那是在批判誰。現在禮又吃香了，無論如何，好像都是好事，說明世道變了。媒體上不斷披露中國遊客在境外的種種不文明禮貌的行為，各個單位，從政法機關到大國企，紛紛請禮儀專家來講課，感覺終於吃飽了（或者說部分吃得過飽）的中國人，畢竟開始檢討自己的舉止了。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禮，不是孔子那時候的禮，這丫頭不是那丫頭，頭上哪有桂花油？我們現在費心講究的僅僅是禮儀，說白了，就是點面子功夫。按過去的說法，知書才能達禮，禮儀無論中外，對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不是禮儀小姐儀式上的作秀，而是建立在文化修養上的舉止做派。禮的儀式背後如果沒有文化和教養，那麼即使把動作程序背得滾瓜爛熟，依然屬於不知禮。反過來，有教養的人，即使在具體儀式環節上有些瑕疵，也不會讓人覺得失禮。
無論中國的古禮還是西方的洋禮，背後的精神都含有對人的尊重，禮儀中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儀式，而是人的舉止，主要是日常舉止。那些在國外出乖露醜的中國遊客，尤其是那些帶「長」字的人們，其實在正式儀式方面倒是很少有可能出錯，在國內招待上司的時候，禮貌之周詳，態度之恭敬，程序之繁複，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一旦離開官場內的禮儀環境就會變得粗鄙不堪，無論是大聲喧嘩，隨地吐痰，還是搶佔座位，貪小便宜，所有行為表現出來的表面上是失禮和失態，實質上則是缺乏教養。中國遊客在西方旅遊，很少去博物館，要去的話也就是去去名氣大的盧浮宮和大英博物館，就是去了，也往往擠在幾幅人所共知的名畫前嘰嘰喳喳。至於其他一些很有特色的博物館，絕大多數中國遊客連聽說都沒有聽說。中國遊客最愛去的地方，除了紅燈區就是名牌專賣店。事實上，在國內旅遊的人表現也差不多。
我曾經多次感慨，我們的教育已經讓我們的國家產生了幾代缺乏文化素養的人，包括相當多所謂的精英，甚至一些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教師和研究人員，除了自己的專業之外，同樣缺乏起碼的文化素養。這個課需要補，但絕非短時間所能奏效。我很懷疑，眼下惡補禮儀課到底會有什麼效果，甚至懷疑這些到處講課的禮儀專家自己的文化素養究竟怎樣？大講禮儀，至多也就是暫時給自己和單位塗了點粉，還不一定是地方。當然，很多單位是把請人講禮儀當成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來完成的，對於這樣的單位，禮儀實際上只是一種政治任務，一種單位的文明秀，這就又另當別論了。
馬桶與茶壺的旋律
北洋軍閥時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軍閥們真正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自家內部的叛離。兩軍對壘自不必說，雙方戰鬥的勝負往往不在於武器火力的優劣，兵力的多寡，或者戰略戰術的高下，讓一方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陣營裡出來一個倒戈將軍。倒戈的原因，大多是收買。所以，外國人一直嘲笑中國人，說是中國的戰爭，不是槍炮在打，而是用銀元和煙土在打。
打起來的時候，有內部叛離的危險；平時無事，照樣不保險。擴張勢力是每個軍閥朝思暮想的事，招兵買馬屬於正常途徑，可這個途徑雖然可靠，但費銀子，招來新兵既要訓練，還得買槍械。如果從別人那裡挖一支部隊過來，雖然要付不小的一筆收買費，卻能省下來訓練新兵和購置槍械的錢，更重要的是，讓自己的競爭對手實力大損。一反一正，賺了雙倍的。當年四川軍閥就是這樣挖來挖去，害得大伙恨不得多長几雙眼睛把部下盯牢。楊森則乾脆把全軍的重武器集中起來，交給自己的兒子統一掌管，部下即使叛逃也拖不走值錢的家什。
對付這種內部離析的辦法，就是盡量用自己人，先是自己的子弟親戚，七姑八舅。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自己家人用完了就用鄉親，一個村的最好，不行就一個縣的，至少得是同省的。「學會某某話，就把洋刀挎」的事，在很多軍閥那裡都有。
即使都用自己的親戚老鄉，也不能保證所有人不出事。為此，某些軍閥還有一些考驗部下忠誠的方式。這方面最絕的是王懷慶。此人屬於老資格的北洋將領，一生沒有別的愛好，唯獨喜歡馬桶（老式的木質馬桶），辦公室裡擺著馬桶，坐在馬桶上處理公務；出行帶著馬桶，他坐一個大轎，隨從抬著馬桶隨行，用人也是「馬桶術」。
馬桶者，一要用得久，時間越長，用起來越舒服；二要箍得牢，一圈木片，不僅要粘牢，而且要用鐵箍給牢牢箍緊；三要容忍污穢——功能就是如此。王懷慶的麾下，第一，都是老人、老部下，跟他越久，就越受重用；第二，攏得緊，一個看一個；第三，最重用，要經常容忍王懷慶無緣無故地打罵，打到滿臉是血，罵到祖墳冒煙，都能貼然忍受，而且笑臉相對。他的邏輯就是，能夠忍受沒道理的打罵就意味著對我的無條件服從，忠誠也就到了家，這樣的人可靠。所以，每到要提拔一個人的時候，他就不分青紅皂白，上去一頓拳腳，打到對方臉上開了醬油鋪，罵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時間一長，部下摸出來規律，只要誰無緣無故挨了領導的揍，大家就讓他請客，因為人家要升了。
不這麼費事，卻可以保證部下不叛離的辦法也是有的。曹錕的弟弟曹瑛——曹七爺就有絕招。曹七爺是曹錕的小弟，自幼托庇曹錕的餘蔭，長大以後，吃喝嫖賭，一直泡在天津的妓院裡。這個世界上，跟他關係最好的人，除了那些妓女就是妓院伺候人的雜役。這些雜役在舊上海被人稱為龜奴，因為過去中國妓院的規矩，老闆和老闆娘是爹娘，妓女是女兒，而做服務的雜役則是妓女們的兄弟，任由自家女人出來賣的男人理所當然被稱為烏龜，烏龜做的又是雜務，自然是龜奴，在一些近代小說裡乾脆稱之為王八。而在天津，人們不那麼刻薄，稱這些人為茶壺。
跟龜奴或者王八或者茶壺打得火熱的曹七爺，狗屎運特別好。因為自家哥哥官升了又升，由師長而督軍，督軍而數省的巡閱使，官大兵多，自己兄弟自然得跟著帶兵，曹七爺也有資格做師長了——國軍第二十六師師長。曹七爺帶兵、用人別具一格，別個不用，淨用當初自己泡久了妓院的茶壺。還好，他沒有把妓女們拉出來，學孫武子吳宮教戰，帶出一對娘子軍來。曹七爺的隊伍在當時很是扎眼，大約茶壺畢竟是茶壺，做了軍官也不失本色，因此走到哪兒一眼就能看出來。因此，即使曹家陣營裡的人也稱曹七爺的隊伍為茶壺隊。
曹七爺的這種用人之術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沒有人會叛離，因為除了他老人家，世界沒有第二個軍頭肯用茶壺當軍官。這些茶壺們想要離開也行，但只能再做馮婦，舊業重操，離了曹七爺這一畝三分地，想要挎著盒子炮滿大街耍威風、吆三喝四，門兒也沒有。
馬桶和茶壺式的用人之術，人是被箍住了，但集團的效率卻差得很。王懷慶長期衛戍北京，沒有仗可打，五四運動時，抓示威的學生倒是蠻起勁，也蠻神武，可第二次直奉戰爭，被派到了戰場，就稀里嘩啦了。曹瑛的部隊，則一直跟著直系的其他部隊溜邊，一見真章，大夥一起尿褲子。
給西太后講立憲
清末新政，立憲是最響、也是最持久的呼聲，後世把當年推動改革的人稱為立憲派。其實在當時，朝野上下，像點樣的官紳和紳商差不多都是立憲派，更不消說那些留洋回來的、新學堂出來的學生仔了。
光緒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緒尚在避難地西安，新政就揭開了序幕，第一項改革就是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成外務部。這是迫於洋人的壓力，經過義和團圍使館這麼一鬧，洋人不再容忍中國人當阿Q，明明一個外交部門偏要宣稱「總理各國事務」，好像把洋人家裡的事都管了似的，於是中國終於有了一個跟西方接軌的政府部門。其後拖拖拉拉，幾年動靜不大，無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當年戊戌維新的舊稿。但是這一抄，抄得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門徒很興奮，立馬高調鼓吹立憲，民間輿論也跟著熱鬧，依托租界的報紙差不多都在跟著辦在境外的《新民叢報》的調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們已經不滿足於改改官制，出台幾項獎勵辦學和工商的政策了，他們要求制度要有一個根本上的變動，正經八百地跟西方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