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1月5日，大不列顛的長期國債是一億二千四百九十九萬六千零八十六鎊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無擔保國債除去議會批給皇室的年俸債務那部分以後，為四百二十五萬零二百三十六鎊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一便士。兩部分加在一起共計一億二千九百一十四萬六千三百二十二鎊五先令六便士。依照這個統計在十一年的太平歲月裡，一切償還的債務僅為一千零四十一萬五千四百七十四鎊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即便是國債中減少的這個小小數量，也不全是由國家的時常收益中節約出來的。償還債務中有幾筆款項是完完全全和國家的時常收益無關的外來款項。在這些額外款項中我們能夠推算出來的有連續三年對每鎊土地稅所附加的一先令的附加稅；東印度公司向國庫繳納的二百萬鎊還有銀行為更新特許狀而繳納的十一萬鎊作為對土地的補償，除此之外，還有幾筆數額也需要算入那些外來款項之列。因為它們是上次戰爭中產生的，可能應該看成從開支中減去的項目。主要如下：
鎊先令便士
對法戰爭戰利品的收益六十九零四百四十九十八九
法國戰俘賠償金六十七萬まま
出售割讓島嶼所得九萬五千五百まま
合計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九十八九
假如我們把查特姆伯爵和克爾克拉先生的賬目上的餘額，還有同類的其他軍費的節餘和從銀行、東印度公司所得款項以及每鎊土地稅中所附加的一先令全部都加在這個金額上，其總額必定要很大程度多於五百萬鎊。所以，自從締結以來，從國家日常收益的節餘所償還的債務來看，平均一年還不到五十萬鎊。毫無疑問的是，和平恢復後因為債務的償還利息從百分之四減到百分之三，還有部分終身年金到期，償債基金很大程度地增加了。假如和平還會持續下去，可能每一年可節省出一百萬鎊來償還國債。所以，在去年的一年內就償還了一百萬鎊。與此同時，還有一大筆皇室債務仍沒有償還。然而我們現在又投入了一場新的戰爭。戰爭的進展可能證明會和過去有過的任何戰爭一樣耗資巨大。在下一戰役結束以前可能就要舉借新債，它的數額可能接近於國家由日常收益中節省出來所償還的一切過去的債。所以期望用從目前國家日常收益中所節省出來的錢償清一切國債，簡直是一種臆想。
有一個作者曾經把歐洲不同債務國的國債，特別是英格蘭的國債，描述為附加在國家另一大資本上積累的一個大資本。通過它，國家的商業得到了擴張，國家的製造業得到成倍地發展，國家的土地得到耕種和改良，這些發展和改良單是憑借另一個資本是遠遠沒辦法辦到的。然而那個作者沒有思考到貸款給政府的首批債權人貸給政府的資本，從他們貸款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把由資本功能轉化為了收益功能，從維持生產性的勞動者轉化為維持非生產性入手；大多數時候政府在借入資本的當年就把它消費和浪費掉了，沒有任何再生產的希望。作為一種回報，貸出資金的債權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的確得到了多於他原有價值的國債年金。這個年金毫無疑問償還了他們的資本，而且讓他們能夠實行和過去同樣規模的商業和貿易，或是更大規模的商業和貿易。也就是說，他們或者能夠用這個年金擔保對此外的一個入借貸新的資金，或者通過賣出那個年金從此外的一個人那裡得到一筆同等於甚或還多於他們貸給政府的新的資金。
然而，他們用這樣的方法購買或向別人借入的新的資金一定是以前就存在於國內的，而且一定要像一切資金一樣總是用於維持生產勞動。當它進入那些曾經貸款給政府的人的手中時，儘管在某些方面它對他們來講是一筆新資本。然而它對國家不是什麼新的資本，卻是從某些用途中抽回的方便於歸還此外的人的資金罷了。儘管它對於他們來說，償還了他們借貸給政府的資本；而對國家來說，它是沒有償還。假如他們不把那筆資金借給政府，然而國家就把兩筆資金，兩份而不是一份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年產物。為了支付開支政府從當年沒有用做抵押的賦稅來籌集收益時，私人收益的必定部分只不過是從維持一種非生產性勞動轉移到維持另一種非生產性勞動而已。在那些稅收中，人民所支付的某些部分無疑可能積累成了資本，後來也投入了維持生產性勞動；然而絕大多數可能是用掉了，投入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然而，用這樣的方法開支的國家費用無疑地多少要妨礙新資本的進一步積累，不一定會引起對任何現存資本的破壞。
當國家費用是由舉債開支時，那樣的話，它的開支必定對國內原有的某些資本一年要構成一點破壞。具體地說，把原本定為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年生產物的某些部分轉為維持非生產性勞動。假如政府在當年可以籌集起足夠支付國家費用的收益，在這樣的場合，賦稅將要比它們原本應有的輕些，這個時候國民的個人收入的負擔儘管較小，他們通過節省收益中的某些部分而積累成資本的力量所受到的損害也要小得多。假如說舉債的方法對過去的資本的破壞要多些，那麼它和用當年的稅收開支當年的國家費用的方法相比，對新資本的積累或受到的妨礙也要小些。在舉債的體制下，人民個人的節約和勤勞能夠非常容易地修補政府的浪費和奢侈可能有的時候對社會總資本所造成的破壞。
然而，只有在戰爭持續的期間，舉債體制才比其他體制具有這樣的優越性。假如戰爭的費用總是可以通過當年籌集的收益來支付，少數時候收益所依賴的稅收也就不可能持續到那一年以後。私人積累的力量儘管在戰爭期間要小些，然而在和平時期就會比在舉債體制下要大得多。戰爭不一定引起對任何過去的資本的破壞，然而和平卻必定會促使新資本更多的積累。戰爭大多數時候會比較快地結束，不可能不負責任地實行下去。在戰爭持續期間，人民感到戰爭的負擔，就會迅速對它感到厭倦，然而政府為了遷就人民也會盡可能快速地結束它。在沒有切實可靠的利益可圖時，想到戰爭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人民也不可能不負責任地要求戰爭。這樣而來，讓私人積累力量多少受到損害的時期會更為少見，不僅這樣，為時也會更短。反過來，讓私人積累力量達到最大限度的時期將會比在舉債體制下要持續長久得多。
除此之外，當舉債獲取必定進展，舉債所帶來的賦稅加重有時候在和平時期和上面所說的徵稅制度在戰爭時期相同，同樣會損害個人積累的力量。大不列顛的和平年月的收益在現在是一年多於十萬鎊。假如這個收益沒有用做抵押，管理恰當，無鬚髮行一先令的新債，就足夠實行最激烈的戰爭了。假如大不列顛沒有採用那個弊害無窮的舉債制度，大不列顛現今在和平時期受到債務拖累的個人收益的積累力量就不可能受到和耗資最大的戰爭時期同樣大的損害了。
有人提到過，支付國債的利息是把錢由右手轉給左手。貨幣並沒有流到國外去。它只不過是一部分居民把他們的部分收益轉手給了另一部分居民。國家一分錢也沒有減少。這個辯解完全是建立在商業體系的詭辯上，經過我對這個體系的詳細研討，可能沒有必要再在這裡作進一步的討論了。除此之外，這個辯解如果是一切國債都出自一國的居民，這一點恰巧又不正確。荷蘭和其他幾個國家，在我國的國債中都擁有極其大的份額。也就是說，哪怕一切國債是出自一國的居民，它也並不能夠使弊病少些。
土地和資本是個人和國家一切收益的兩個來源。資本支付農業、製造業或者是商業所僱傭的生產性勞動的工資。收益的這兩個來源的管理分屬於兩類不同的人民：土地的擁有者和資本的所有者或利用者。
土地的擁有者為了他自己的收益，關心的是盡可能讓他的產業處於良好狀態，修建和修葺佃戶的住屋，修建和維護必要的排水管道和圍欄，還有其他應由地主實行的昂貴的改良的費用。然而因為不同的土地稅的徵收，地主的收益可能會很大程度地減少；同時因為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徵收了各種不同程度的稅，那份已被減少了的收益可能所具有的真正價值已非常微小，導致他可能感到已全然無力來實行或維持那些費用昂貴的改良。當地主停止盡自己的責任時，他的佃戶更是全然沒有力量去持續他的工作。隨著地主貧窮的加劇，國家的農業必定衰退。
當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加征各種賦稅時，資本擁有者和利用者就會發現他們從資本所得的收入，在某一特定的國家購買不到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同等的收益，所可以購買的同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這個時候他們會傾向於遷往其他某個國家。同時，當為了徵收那些稅收，一切或者絕大多數巨額資本的利用者把連續地受到稅收人員令人感到壓抑和煩惱的造訪時，這個時候遷移的傾向就會迅速變成真正的搬遷。伴隨著支撐它的資本的流走，國家的工業必定衰退，因此隨著農業衰退將會是商業和製造業的毀滅。
假如把從土地和資本兩者所產生的收益的絕大多數，從這兩大收益來源的擁有者，從直接對保有每一塊土地的良好狀態和每一筆資本管理的良好狀態懷有濃厚興趣的一批人手中轉移到此外一批人（國債的債權人，他們並沒有這樣的興趣）手中，從長遠來看，必定要引起對土地的疏忽和對資本的轉移或浪費。國債的債權人毫無疑問對國家農業、製造業和商業的繁榮有著廣泛的興趣；因此也對土地處於良好狀態、資本處在良好的管理感興趣。假如農業、製造業和商業中的任何一個出現了一點衰退，各種稅收的收益就會不再足夠支付他所應得的年金或利息。然而國債的債權人單作為一個債權人來說，他對任何一片土地的良好狀態或任何資本的良好管理並沒有任何興趣。作為一個國債債權人，他對這樣的特定土地或特定資本都沒有任何瞭解。他沒有調查過什麼，他也不關心它。在某些情況下土地的荒蕪和產業的破產他可能全然不明白，不僅這樣，它們對他也無直接影響。
舉債的實施漸漸地削弱了任何一個採取了舉債措施的國家，它似乎是意大利共和國首先採取的。熱那亞和威尼斯——這僅有的兩個殘存的能夠說是獨立的國家也都被它削弱了。西班牙似乎都是從意大利共和國學習了這個措施（不僅這樣，它的稅制可能比他們的還更缺乏明智），和他的國家的天然實力相比西班牙削弱得更多一些。西班牙的債務有非常久的歷史。在十六世紀末，大概是英格蘭沒有欠一先令的債之前的一百年，它就深陷一團債務之中了。法國儘管有非常多的天然資源，還是在同樣的債務重壓下漸漸凋萎。荷蘭共和國也像熱那亞或威尼斯一樣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曾讓其他各國都得到了削弱或荒廢的舉債措施難道在大不列顛就能全然無害嗎？
可以說，這些不同國家所建立的稅收制度都比不過英格蘭的稅收制度。我相信這是事實。然而應該記住，當一個最明智的政府把一切可以徵收賦稅的對象都已徵收賦稅時，在急需的時刻它必定要求助於不宜徵收賦稅的對象。明智的荷蘭共和國在有的場合也被迫像西班牙那樣求助於對大多數不便於徵收賦稅的稅收。假如在國家收入尚未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之前，新的戰爭又爆發了。在戰爭的進程中，這次戰爭就會像上次戰爭一樣耗資巨大，非常可能出於沒有方法抵擋的需要，大不列顛的稅收制度也會變成荷蘭，甚至西班牙稅收制度那樣讓人民感到不堪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