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6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美國對日政策的勸告」，即所謂NSC13號文件。此後，在這份文件的基礎上，於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號文件。因為這個文件是美國軍政兩方經過協調後形成的，所以它大體上確定了新的美國對日佔領的基本政策和目標。
可以說，以這個文件的形成為標誌，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即1948年以後，美國已經不再想削弱和打擊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養成美國在東亞的基地。
1948年10月，遠東委員會同意美國關於結束甲級戰犯審判的提案，東京審判僅僅進行了第一批戰爭嫌疑人的審判便草草收場。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戰犯在內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後陸續被釋放，這些戰犯在未對其戰爭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況下，很快就重返政壇。
關於賠償。1948年3月21日，美國陸軍部公佈了「斯特瑞克報告書」，這個報告書強調恢復日本經濟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規定的賠償數量，比原鮑萊方案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並於6月又發表了「德雷珀報告書」。這個報告書所規定的賠償額又比「斯特瑞克報告書」大為減少。1949年5月，遠東委員會的美國代表麥考埃發表聲明，最後宣佈停止實施賠償計劃。
與此同時，「冷戰」仍在不斷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戰」終於演變為「熱戰」，朝鮮戰爭爆發。
由於朝鮮戰爭的影響，促使日美關係由「敵國」變成了「盟國」。在此期間，美國的政策在日本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首先，將日本作為戰爭物資的供應地，並決定重新武裝日本。違反戰爭結束前夕盟國約定的不得單獨與日本媾和的協議，與日本單獨媾和，並把日本納入所謂「自由主義世界」，日本經濟從此一躍而起。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與美國等國簽訂「舊金山和約」的同時，還與美國單獨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決定美軍在媾和後長期駐紮日本，日美關係變成了同盟關係。
與聯邦德國相比，即使是在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褫奪公職的處分也不十分徹底。戰後初期，在盟國佔領下的德國實施了非常嚴厲的「非納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國佔領區，對18歲以上的所有德國人都發放了詢問表，調查其與納粹的關係，其結果有占成年人人口四分之一的344萬人受到了起訴，有78萬人受到了各種處分。為了不使納粹重要分子漏網，甚至不得不採取了輕罪重判的做法。
在法國佔領區，至1945年末已經撤換了45%的官吏，其範圍涉及從國境邊上的小鎮到曾經短時間參加納粹黨的最有名的大學教授。在英國佔領區，則解散了所有曾經與英國有債權關係的商業公司。蘇聯佔領區對納粹分子的追究更加嚴厲。全德國有112萬人受到了解除公職的處分。
在亞洲，由於蘇聯和中國被排除在對日佔領和媾和條約之外，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如此監督和牽制美國。這也就更加深了在日本人的意識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美國的戰爭、日本是敗給了美國、日本人只對美國人負有戰爭責任的錯誤認識。
此外，美國對日本的佔領還實行所謂「間接統治」，這種佔領方式與盟國對德國的「直接統治」有很大的區別。在德國，佔領軍完全拋開德國政府，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在日本，則保留了日本政府，美軍是通過日本政府行使統治權。
歷史是連續的，在改革沒有觸及的角落，一旦國際國內條件成熟，還會沉渣泛起，造成影響。即使是在60多年後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還是不肯就對外侵略的罪行誠心認罪，少數右翼分子甚至還從根本上否認日本發動過侵略戰爭；一些日本人依舊看不起亞洲人，日本與亞洲各國的糾紛不斷，亞洲各國人民對於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這些，都是戰後改革的不徹底性給當今日本造成的惡果。
3.德國，錯了就是錯了
日本在二戰中的失敗，以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參戰和美國在日本本土投下兩顆原子彈為標誌性的事件，在每年8月15日，這個當年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日子，日本國內雖然有來自民間的正義力量組織了一些反思紀念活動，但是從來沒有形成日本國內自發的政府主導的大規模二戰反思紀念活動。
而在2010年8月15日，一些右翼分子身穿二戰日本皇軍軍裝，公然在靖國神社招搖過市，而在德國，類似的公開納粹早已被宣佈為非法。與德國在每年4月25日的表現相比，日本在每年的8月15日，他的表現，是不是有意無意的遺忘了什麼？
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開始對包括赫爾曼·戈林、魯道夫·赫斯等在內的22名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高層戰犯進行審判。最終，戈林等12人被判處絞刑，7人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3人宣告無罪。
如今，65年過去，這個對德國人來說獨具意義的紐倫堡國際法庭在2010年11月一改過去的有限開放制，實行對公眾的永久開放。
事實上，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的歷任總統和總理都在不同的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進行了反思、道歉和懺悔，德國的普通民眾也從來沒有為納粹的侵略和屠殺行徑進行過辯解，這與二戰的另一個戰敗國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著名的反納粹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前西德總理庫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並且對他說，二戰結束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居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簡直是德國的恥辱。
這「一記耳光」開啟了德國國內清算「歷史遺留問題」的浪潮。一年以後，庫特·基辛格黯然下台，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成為總理。
勃蘭特成為聯邦德國總理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便訪問波蘭，眾目睽睽之下跪在了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這樣做的人下跪」。這著名的一跪為勃蘭特贏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也為德國贏得了舉世的尊重。整個70年代，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無疑，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省是相對徹底的，雖然這個反省的過程也在持續的博弈之中，但是，今天的德國人對於過去那段晦暗的歷史並不是三緘其口，禁止談論。相反，在公眾層面，對於納粹和希特勒的歷史的健康討論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在2007年的德國電影《拜見希特勒》中，電影的結尾有一段十幾分鐘的真實採訪，受訪對象是今天的德國年輕人，訪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誰是阿道夫·希特勒嗎？」年輕人給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說是演員、運動員，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說是個政客，還有人坦白地說不知道。能正確說出希特勒身份的人還不到整個採訪人數的一半。電影以一種調侃的方式表達了憂慮：對於歷史的不斷「重溫」，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課。
為了讓德國的年輕一代牢記歷史，2010年10月15日，一個名為《希特勒與德國人》的大型展覽在德國歷史博物館舉行。這是德國打破自1945年以來的禁忌，首次舉行與希特勒有關的展覽。德國從未舉辦任何與希特勒有關的展覽，因為德國法律規定任何同情美化納粹、否認納粹罪行、宣揚種族歧視為犯罪行為。
根據1994年9月聯邦議院通過的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德國不僅禁止使用納粹的各種標誌、口號和敬禮儀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徵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希特勒的頭像作為納粹的最主要象徵，更是嚴禁使用。而對同情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或宣揚種族歧視、否認希特勒第三帝國大屠殺犯罪行為者，可依法判處3至5年徒刑。正是由於過去的德國勇敢地承擔了歷史責任，才使得今天「納粹」這個詞沒有成為困擾德國的一個詞彙。
但日本卻有些不一樣，到今天為止仍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不肯向當初侵略過的國家和人民正式書面道歉，甚至都不願意提戰敗投降這個詞，而是選擇了一個中性的詞語「終戰」。
這對二戰時的難兄難弟，戰前高度一致，戰後卻反差巨大，引起了許多文化研究者對日本和德國的思考。為什麼日本對於強加給他人的戰爭始終堅持自己的態度拒絕認錯呢？
然而這就是現實，二戰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曾經處在類似的位置上，它們都一度被同盟國佔領，接受了對戰爭罪行的審判。但是，與德國不同的是，由於害怕亞洲各國復仇，日本緊緊抱住了美國的大腿，由於冷戰，美國對日本表現得又如此「大度」，不計前嫌，由於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日本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懲罰，因此負罪感並不強。戰後日本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都是在這種氣氛下受的教育。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人民都很難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經是東條英機的副手，是甲級戰犯，親自參加過日本對華侵略決策和太平洋戰爭的陰謀，卻奇跡般在二戰後繼續當選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間又變成了親美分子，而日本人卻習以為常。要是在德國，像岸信介這樣的戰犯，能夠少坐幾年牢就該禱告了。而二戰剛一結束，中國即陷入內戰。當時的國民黨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一系列所謂「以德報怨」政策，包括放棄賠償要求、赦免戰犯等，甚至啟用一些日本戰犯如岡村寧次之流充當馬前卒。
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先是脫亞入歐，後又與英美同盟國諸強反目，戰敗後接著實行脫亞入美，與美利堅的戰車綁在一起，成為美國控制亞洲的前哨。日本民族至今以歐美人自居，身份不明，遲疑不定，定位不清，也是造成日本人對戰爭心態的主要原因。日本看似外表強大，其實內心恐懼脆弱，大概因為日本時刻都怕被別人吞併了，所以日本人在外表上裝得很刻苦，很強大，但這改變不了日本內心的不安，日本的文化裡就沒有了是非曲直的道德觀念，只有眾所周知的野心。這個民族在過於苛求自己的同時，也深深地束縛了自己，他們外表謙恭的點頭下，掩藏著一顆脆弱敏感的心。要解除日本人內心中的困惑，日本政府需要改弦更張，重返亞洲大家庭，同時又要祛除對美國的依賴感，與亞洲人民平等相處。
《中國新聞週刊》2005年4月18日報道稱，中日在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據統計，80%的日本人對中國很有好感。而在2010年8月，日本非營利性組織「言論NPO」和《中國日報》社公佈了在兩國分別實施的聯合輿論調查結果，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達到72.0%。99%的日本人沒有和中國人說過話，更沒有中國朋友，可是為什麼將近72%的人會討厭中國呢？提出了這個問題，但也知道這個問題當前很難在日本找出答案。
提起日本，在中國不論男女老少肚子裡都有話，為什麼呢？中日兩個國家淵源太深了，我們無法選擇鄰居，就像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一樣。離得也太近了，同時恩怨也太多了。要說淵源深，從日本民族一出世，中日便開始交往。現在日本的文字，官方文字當中，還保留著許多漢字，這個在世界上別的國家極其少見。另外，日本反過來對中國也有影響，比如現在中國使用的詞彙，近五成都是從日本詞彙裡傳過來的。走在日本的街上一看，中華文化歷歷在目。
假設幾十年來中日兩國發展形勢易地而處，中國沒有經過那麼多折騰，走那麼多彎路，在各方面都強於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國的技術而不是相反，可以斷言，日本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必有所不同。當然這是假設，如何以自強、自重、理性、自愛來贏得他人的尊重，卻是甲午戰爭以來擺在國人面前的老問題。
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兩國確有著數千年的友好傳統，和平的前提是雙方互相尊重，而尊重的前提則是消除怨恨和隔閡。對比德國，日本應當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