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由黃杏初在深圳的朋友電話通知了他。黃遭受了很大打擊。他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是他連累了酒樓，連累了曾經仗義相助的老闆。黃杏初告訴記者，老闆人很好，很義氣，對他很不錯。在他生病期間，老闆給了他3萬元醫藥費，之後並沒有「嫌棄」他曾經得過非典，仍舊讓他回酒樓當廚師，他要辭工，老闆還盡量挽留。黃杏初心頭充滿了對朋友的內疚。
這件事後，黃杏初更低調了。他先後換了五六個手機號碼，連最熟悉他的人也聯繫不上他。他專門買了一頂帽子，出門時把帽簷壓得低低的，生怕人家認出。大部分時間他就躲在自家樓上，偶爾到鎮上走走。黃小飛曾狠狠地罵過這個舅子：「你又沒有做壞事，幹嗎要把自己弄成這樣子？」
曾經先後有幾路新聞媒體的記者探訪過黃家，給這戶普通農家帶來了沉重壓力。那陣子，黃杏初家人的情緒都很壞，一撥撥前來尋找黃杏初的人已使他們苦不堪言。「我們不知道黃杏初在哪，他也沒得過什麼非典。」黃的母親說。黃杏初的父親和叔叔則坐在一邊，默默地吸著煙。
僵持了一會兒，黃杏初的父親開口說話了。他說，那段時間，莫名其妙地總是有人來找黃杏初，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黃杏初的爺爺、奶奶都80多歲了，後來一看到有陌生人來都害怕地哭。
黃父每說一句話，黃杏初的母親就大聲地呵斥他，不讓他說。看得出，這位母親的心情壞到了極點。焦慮的黃母對來訪記者提的問題一概拒答，甚至大罵，差點拿掃帚趕走來客。
「家裡就他一個兒子，現在家裡4個老的，3個小的都靠他了，我們希望最好不要再打擾他了。」黃杏初的父親說。說話時，黃杏初的3個年幼的孩子還在屋裡跑著，他們並不知道大人們的憂心。
幾乎所有到黃杏初家的人都碰了「釘子」。無論是醫院的醫生還是媒體的記者。
「我哪裡都沒有去，我就在家裡，記者去我家，我都是知道的，我就在樓上，讓我家裡人說我不在家……我見了記者，不是會給我帶來更大的壓力嗎？誰還敢請我去工作呢？而且很多報道都是亂寫，我很煩。我怕別人對我們家說三道四，我真的覺得自己變成了逃犯一樣。」
躲在閣樓上惶惶度日的黃杏初，心中始終盤旋這串問題：外界是否會把他當成「傳染源」？如果是，對別人來說就是罪孽，自己今後的生活，究竟要怎樣過？因為苦悶，黃杏初常常打電話向黃文傑主任傾訴。他希望這位曾救過自己命的醫生能再救他一次。
「他今年才34歲，以前一個月的工資有1萬元，現在連工作都找不到，人們都把他當瘟疫到處避讓。社會這樣對他，他為什麼不能躲避？再這樣下去，他今後幾十年的日子怎麼過？」黃主任氣憤地說。
黃主任後來告訴記者，他能感受到黃杏初的痛苦，也勸過他，讓他不要自卑。黃杏初的問題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非典病人在治療康復以後，就是完全正常的人，應得到公平對待！
正是在黃文傑的勸說下，黃杏初決定結束逃避的日子，站出來直面媒體。
2003年5月22日，在父親和妹夫的陪同下，一直被媒體傳為「神秘失蹤」的黃杏初終於露面了。在廣州軍區總醫院的安排表上，黃杏初早上要接受各項身體檢查和捐獻血清，下午3點是新聞發佈會。出於黃杏初本人意願，醫院只邀請了為數不多的廣州媒體。
然而當天早上情況就失控了。5家電視媒體寸步不離地跟著黃杏初。他無論走到哪裡，都會有五台攝像機齊刷刷盯著。抽血化驗時，攝像機下護士的手都在發抖。到了下午的新聞發佈會上，廣州幾乎所有新聞媒體都趕到了廣州軍區總醫院，將會議室圍得水洩不通。人們想知道，全球首例報告的非典病人這些日子去了哪裡，他究竟如何得病的，現在在做什麼、身體怎樣……
那天，從早上8點開始，記者就趕到廣州軍區總醫院採訪，一直到下午5點30分左右才離開。整個採訪過程中，記者深深感受到黃杏初這些日子來不得不倒的苦水，以及面對傳媒和公眾，他的無助和驚恐。
他的「新聞發言人」是他的二妹夫黃小飛。而其父黃柏勳一口客家話。黃小飛告訴記者，如果沒有他陪著來，黃杏初還是不敢露面。「他膽子很小，平時就不太說話。」黃小飛又說，他們只是平平常常的農民，都是小人物，一輩子沒做過什麼大事，也沒做過什麼壞事。沒想到一場大病後突然有那麼多媒體來找，覺得挺難為情的。
或許老實的黃杏初以為這會是個開始，也是個結束，把能說的都說了，媒體就該停止追逐了。但結局卻往往出人意料。不管黃杏初願不願意，因為非典，他必將被載入史冊，注定要成為他並不樂意的「名人」。
作為華北第一例輸入型非典患者，徐麗（化名）的際遇比黃杏初更糟糕。
徐麗，山西太原人，2002年她才27歲。2月，她需要到廣東出差。出門前，聽說廣東省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有些擔心。母親在當地一家黨報工作，特地為她查閱了一些報紙，並給在廣州工作的同行打電話，得知「都是謠傳，沒那麼嚴重」。為此，53歲的父親還從互聯網查詢，瞭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輕的一種，沒有致命危險」。於是，2月18日，徐麗和弟弟隨身帶著一些板藍根出發了。
抵達廣州，出租車司機告訴徐麗：「我們每天拉這麼多客人，沒有防範，什麼事也沒有，一點不害怕。」之後，她輾轉揭陽、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廣州的列車上，徐麗感到很累、渾身發冷。23日回到山西後，發燒38.8度，徐麗走進太原一家大醫院，告訴醫生：「我是從廣州回來的，會不會得了非典？」醫生笑了，告訴她「不要大驚小怪」，醫生說：「不是非典」，並開出了阿奇黴素等靜脈點滴。當晚，徐麗到另一家醫院輸液。她擔心診斷有誤，再掛一次號，結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麗高燒達到40度，趕往又一家大醫院，檢查結果仍是「感冒」，輸液改用青黴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電話到廣州一家醫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體感染。」徐麗在家人陪護下，再次來到醫院，檢查衣原體、血液，結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會傳染」。在這家醫院輸液後，她體溫一直很高。
2月27日，事情發生了轉折。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魏東光瞭解了發病過程，要求「騰出特護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療依然不見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並選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301醫院。山西省人民醫院魏東光大夫主動提出陪同，並出動了當地120救護車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時，到達北京301醫院。因是星期六，無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診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個病友。此時，徐麗高燒不退，渾身發抖，幾乎喪失希望。但媽媽說：「301醫院是全國最好的，信息肯定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魏東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發現感染了SARS病毒，此外，太原還有兩名護士被感染。
3月3日，徐麗轉入呼吸科病房。徐麗的媽媽也高燒39度，仍趴到徐麗床邊，餵她喝水，含淚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陽告訴徐麗和家人：這種病與廣東的非典情況符合，趕緊分隔病房，安排徐媽媽住院。她此時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燒，被確診為支氣管炎，輸液幾天，病情惡化。3月5日，徐父也來到北京301醫院。由於301醫院不是傳染病醫院，安排他們轉入解放軍302醫院。徐麗的丈夫打電話給北京急救中心要來了救護車。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此後，302醫院1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成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醫護人員。隨後，301醫院發現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發現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醫院就醫。
徐麗回憶：「我和母親被家人和朋友抬著，父親被攙扶著，帶著擔憂甚至恐慌走進了302醫院。」在302醫院，徐麗及其父母住進同一個病房。徐麗退燒了，身體出現好轉跡象，而爸爸卻劇烈咳嗽，5天5夜睡不好覺，一躺下就咳嗽。
3月7日，徐麗和母親被告知，由於設備原因，父親被轉院了。其實，父親已經病情惡化，正在進行緊急搶救。著名醫學專家、74歲的姜素椿教授和很多醫生、護士投入了對他的搶救，但他終因病情過重，離開人世。
當父親「轉院」的時候，母親就本能地說：「你爸會有事。」徐麗安慰她：「沒事，沒事。」母親意味深長地歎息道：「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壞的後果，如果連最壞的事情都接受了，還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3月15日，母親也離開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電話，1歲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繼出現了非典症狀！醫生們十分為難——「孩子如果不是這病，來醫院後被傳染怎麼辦？」「去其他醫院，對非典的治療情況又會如何？」權衡利弊，302醫院還是接收了徐的弟弟、弟媳和孩子入院治療。
3月12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現症狀，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也出現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3月15日，身體極度虛弱的徐麗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結核病院繼續隔離觀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但是，在那之後，徐麗及其親屬們在社會上的處境很不好，未同他們見過面的親屬，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門口能見到指名道姓的髒話。「現在，以前認識的人跟我說話，我會很感激他們。」徐麗說。
一場非典，使人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從而也轉變了一些人對待生活的態度。據媒體報道，在非典期間，一些單身貴族開始高度關注自己的終身大事。一些婚介所裡的徵婚者天天爆滿，比平時多了20％，而要求約會見面的也比往日多了兩三倍。這段時間白領成為了相親大戶，他們紛紛喊出了口號：非典，我們要告別單身。那段時期的相親成功率也比平日要高許多。也許，人們對待婚姻、家庭的重視，反映了人們對於生命無常的一種反思，也反映了人們對於生命脆弱的一種恐懼。
與其說，黃杏初和徐麗是活在人們對於非典的恐懼中，倒不如說，他們是被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心理連累了。
中國人常說「好死不如賴活著」，大家都這麼說，你就以為是真理？其實，你怕死，也不是什麼大罪過，但如果因此做出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情，比如遷怒於黃杏初和徐麗這樣與死神照過面的人，那就實屬荒唐了。
莊子說，一個人生活裡面真正好的狀態，即在生活中「不悅生也不惡死」，應該有這樣幾個標準：「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莊子?大宗師》）
上述幾種情況都是不好的，怎麼理解？他說，快樂不能和萬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聖人；在這世界上，有所偏愛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時機伺機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賢人；沒有辦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為名聲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有教養的人；犧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莊子認為，你只有把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對死亡的時候才會坦然。莊子的態度很明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絕不找死。
這種觀點，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為儒家講仁人志士，可以殺生而取義，可以捨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個大的道理。可以說，在生命這條長河面前，儒家的姿態是烈士，道家的姿態是高士；儒家的姿態是與時間去爭搶，搶出來有限的時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態度是在流光中順應，去把握每分每秒去樂生。但這兩種最終殊途同歸，那就是讓生命獲得價值。
但是對價值的判讀永遠不同，有些人的價值觀更多地看重社會上的名垂青史，看重在社會坐標繫上的建功立業，是個人生命付出代價也要去建立一種社會功勳，也有人更多看重的是自己內心的完善、安頓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更沒有靈異之人或巫師來替我們佔卜，只有每一個人問問自己：我現在處於何種狀態？我在這個時候內心要做什麼樣的決斷？
是的，對生命的解讀，只有問自己，我要做什麼樣的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