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中，我到上海參加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黃仁柯所著的《沙孟海兄弟風雨錄》作品研討會，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我見到了當代沙氏家族的女性代表沙尚之。
1949年5月26日，沙文漢與女兒阿貝(沙尚之)在上海街頭迎接解放軍進城時，阿貝指著「打倒蔣介石」的標語問爸爸：這不怕殺頭嗎？沙文漢自豪地告訴女兒：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奮鬥了整整二十二年。什麼樣的苦沒有受過？什麼樣的難沒有遭過？現在，我們終於勝利了，我們終於可以當著千千萬萬老百姓大聲地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我們解放了，今後不怕被殺頭了！
就是這個沙尚之，這位高個子的削瘦的女性，她在那次會議上的發言，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說：父輩們生於憂患，長於戰亂。我們要記住：在那個時代曾湧現過一代有理想、有奉獻精神的熱血青年、革命知識分子。這些人是我們民族的脊樑，他們在過去的百年中為後人飽受了種種苦難與折磨，他們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為了使後代走出黑暗而自己扛起地獄閘門的人，我們決不能忘記他們。
在我看來，她正是沙氏家族血脈的繼承者，在她身上，很純粹地保留了她的父輩，她的祖輩的理想，在她的言談中，我讀到了她的上輩的精神，甚或他們的氣質與風采。在今天，這樣的人，這樣純粹的靈魂，已經甚為罕見了。
六：沙村黎齋的沙耆
現在，我把我在沙村的目光略微再放大一些，我的目光將投射到另一個與沙氏兄弟有著密切關係的同姓族弟大藝術家沙耆（1914-2005）身上。如果說十八年前的沙村之行有什麼慶幸的話，那就是因為在不經意間，我進入了沙氏兄弟的另一個天地，我步入了藜齋，親眼目睹了當年沙耆畫在板壁與牆上的許多油畫作品。這些作品在一年之後，就被台灣文化商人買走，全部運到了寶島台灣，成為價值連城的珍貴藝術品。後來的許多人，只能在書刊雜誌圖片上看到。
同樣，如果說十八年前有什麼遺憾的話，也就是我沒有在《革命行》中留下沙耆的身影，這是我在今天務必要添補上的。在埋沒了半個世紀，人們驚訝地發現了沙耆，他的作品如橫空出世，贏得如潮的好評。
今天的人們往往把沙耆稱做中國的凡高，這位中國的凡高，恰是在革命的煉獄邊誕生的。「昔聞塘溪人，今上沙耆樓。」這是沙耆常寫的詩句。我還能清晰得記得當年步入黎齋觀看沙耆油畫作品的情景。
黎齋離沙氏故居其實只有幾步之遙，這是一幢三開間二樓的民居，前有天井，後有花園，依山勢而建。從這座院落的建築，可以想見其父輩是個殷實人家。依樓梯而上，是由杉木板構築而成的牆壁上。行前就有人壓低聲音告訴我們，樓上有裸體美人畫，是沙氏家族兄弟中一位族弟所畫的，他是一位著名的畫家，可惜瘋了。
走上樓梯，一眼就被牆上板壁上的大油畫擊中。印象中凡是能畫的地方都被油畫佔滿了。那一幅幅油畫大作，一屏一幅，高約2米，全是裸體的美女畫。其中有一幅裸體仕女騎馬圖，是陪同者特意指引我們看的。那年輕女子的美麗臉龐微微側同一旁，朦朧而憂傷的眼神勾畫出她那孤獨、飄渺的心態。但美女那幽雅的姿態、柔順的體形不失為溫婉而抒情。
據說當初完成這些裸女壁畫的時候，整個山村轟動了，消息流傳到外面，一撥一撥的人慕名而來觀看。這些大作品竟然能夠躲過十年浩劫，這實在是奇跡。聽說「文革」中有人闖進藜齋，要搗毀「黃色」壁畫，頓時觸動了沙耆的神經，他怒目圓睜，拿著屋簷上的瓦片，一片片地砸了下去，嚇退了造反派，壁畫竟然就此得以保存下來。
十八年前我去沙村時，沙耆還活著，但已經被鄰村一位青年接走了。我們未能見著。許多年後，沙耆再次成為轟動性人物，我也才知道，當年我親眼目睹的那些作品，已經被台灣一位酷愛沙耆畫作的商人花高價「卸下」購走了。
這次重訪沙村，再進黎齋，雖然沒有機會再睹大師大作，但亦發現了許多上一次未曾關注的畫家留下的藝術細節。天井前面的牆上還留有沙耆生前的信手之筆，有中文也有比利時文。牆壁上最為醒目的是一匹朱紅色的「飛馬」畫作，看著這幅欲破牆而去的「飛馬圖」，我們體味到隱居沙村的沙耆不甘沉淪重振風化的心態。這些「壁作」應該說至少也有20多個年頭，日曬雨淋而仍不褪色。我在黎齋房子的牆頭、窗外空白處，見到許多用毛筆寫就的文字，當地人告訴我們，這些都是沙耆的文字。我們在村人的引領之下，賞讀了「流落」在民居牆頭的3幅老虎圖，雖然牆體有些斑駁，但挺立石巖上的老虎仍是鮮活威猛。
不過今天的我讀沙耆，更關注的則是他在那樣一個大時代中的命運，在那樣一個如火如荼的時代洪流中，革命與藝術之間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狀態呢？
沙耆是沙孟海的族弟，沙耆的父親沙仔甫從小在沙氏兄弟家長大，直到結婚前一天，沙仔甫還睡在沙孟海家。沙仔甫比沙孟海大15歲，從小把他抱大。背他到童家岙看戲，到外面吃飯，這樣的密切關係，一直延續下來。
沙仔甫和沙孟海一樣，也在上海打拼，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畫家，主攻廣告，掙了錢，發了財，就回家來蓋了新房子。新房子取名『藜齋』，這還是沙孟海幫助取定的。借了古代孔子的學生子路的故事，子路年輕時家庭很苦，他母親到百里以外去背米，自己吃的是藜藿之食，到子路發達做官了，但母親亦去世了。沙仔甫的情況也是那樣，他發了財，他的母親卻已經死了。為紀念這段身世，取名藜齋，沙孟海為此還寫過一篇《藜齋記》。
有了錢，沙仔甫與人合股辦了民豐和華豐紙廠，華豐紙廠的董事長是杜月笙，沙仔甫當了總務主任。而在杭州華豐紙廠時間更長，大約有10年，一直到抗戰後才回到鄉下。
1914年出生的沙耆，原名沙賢菖，字引年，沙耆是沙孟海為他取的「藝名」。他比沙氏兄弟中的老五沙季同年齡只小2歲。1933年，他們一起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期間，因參加抗日救亡等進步活動被捕，沙耆以「危害民國罪」被判刑一年，經保釋後由沙孟海推薦從徐悲鴻學畫，被接納為中央大學藝術科旁聽生。
被捕入獄一事，對沙耆影響十分巨大，隨著年齡的增長，陰影終於堆積成了心魔，控制了他的後半生。
然而當時年輕的沙耆卻樂觀向上，才華橫溢。徐悲鴻發現沙耆的繪畫才能，有意推薦他赴比利時國立皇家美術學院自費留學。沙耆是1936年12月從上海離境去比利時的，兩年之後，同樣是上海美專學生、同樣師從徐悲鴻的族弟沙季同則去了延安魯藝，從此開始了他們各不相同的人生命運。
出國之前，沙耆已經結婚，他年輕的妻子也已經懷孕。這位年輕的新嫁娘做姑娘時便是一位有主見、又能幹、很獨立的知識女性。她在中學讀書時，就因參加學生會組織的學潮與軍警搏鬥受傷而被其父親勒令退學，休學期間，經朋友介紹與沙耆認識。1936年4月，他們在杭州西湖飯店舉行婚禮。等到11月初，沙耆決定出國，新婚妻子已有了身孕。
從1936年4月結婚，到1937年1月丈夫出國，妻子與丈夫一共只有8個月時間的婚期，期間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足4個月。兩人就這樣分手了，當時妻子只有19歲，沒想到這一別竟是一生。
1937年春，沙耆入比利時京國立皇家美術學院。從該院院長大畫家勃斯梯（A.Bastien）為師，勃斯梯最榮譽的學位是比皇亞爾培宮廷畫家，沙耆於1939年畢業時，成績優異，在比國美術宮舉行受獎禮，他的油畫、雕塑及素描皆獲第一名，並且獲得從來藝術界不易多得的「至高美術金質獎章」。由比京市長馬格斯（Max）親授。引起比國美術界的驚異與重視。
沙耆畢業後，在比利時已享有盛名。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交通阻梗，不能回國，為求深造，沙耆繼續留比學習。1942年1月11日，沙耆畫展在比利時國五十週年紀念美術館展覽，1942年2月再次展覽於畢底格力地會場，皇后伊麗莎白親自選購沙耆傑作《吹笛女》珍藏。
留學十年，沙耆對祖國的熱情與鍾愛通過他具有深刻東方藝術特徵的繪畫得以體現。1944年9月7日，比利時藝術家展覽會慶祝消滅法西斯重獲自由的偉大勝利，各報遍印各勝利國國旗。當時中國外交人員尚未到達，比利時人士又受德國反宣傳的影響，竟懸上了偽「滿洲國」的「國旗」，沙耆見此情景十分氣憤，立刻親繪國旗送往報社，報紙也立刻更正，並具函謝其熱忱。1945年10月10日，沙耆在比利時首都畢底格力地美術館開個人美術展覽會，所畫《雄師》一幅，由中國駐比大使館及旅比僑民名義獻贈祖國。當地報紙評論道：「此畫足增中國的光榮，在此展出，尤足體現中比兩國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