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維真那時候也結婚了，她的丈夫楊善南（1904-1932）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主義者，一位帥氣的中國優秀青年，1923年在北平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7年以後和陳維真結了婚，曾擔任廣東東江特委書記，1932年10月被圍捕時犧牲。當時他的妻子陳維真也在東江，在老鄉的掩護下，一年以後才回到上海。
而妹妹陳修良的婚姻，可以說比小說更加曲折，更加驚心動魄。
作為陳馥的女兒，陳修良不可能不繼承母親血脈裡的那份叛逆。她一生都在內憂外患中度過。20歲的陳修良來到莫斯科之後，因為反對王明路線遭到打擊，年輕的姑娘最需要有人在精神上給於安慰，一個名叫余飛的男人此時就出現在她的面前。工人出身的余飛有著非常革命的身份，中共駐國際代表團成員，職工國際常委，這些都是陳修良看到的，陳修良不知道的卻是余飛在安徽老家已有妻室的事實。恰好這時陳修良得知李求實已經結婚的消息，同年秋天，陳修良與余飛結了婚。轉過年來，1929年6月，陳修良生下了一個女孩子，給她取了一個名字，集父母的名字在其中，當時的陳修良名叫陳逸，所以，女孩子就被叫做余飛逸逸。
1930年，蘇聯開始清黨，陳修良幾乎遭到王明幫手康生開除她黨籍的處分，因為陳修良曾起草了一份反對王明的宣言……同一年餘飛和陳修良回國了，孩子太小，只得留在了蘇聯，這一留就是26年，直至26歲之後，她才以蘇聯公民的身份來到中國。
轉眼間到了1932年，當時的沙文漢和陳修良都因為遭到王明領導集團的排斥而停止了工作。這些職業革命家，沒有工作就沒有工作津貼，他們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沙文漢因此得了很重的病。夏天，沙文漢帶著大哥沙孟海的介紹信，要去安徽安慶的安徽教育廳工作，臨行前到了上海陳修良的居所「蝸居」，與這位同鄉兼戰友告別。那天晚上，夜雨敲窗，百感交集，因陳修良請，沙文漢作《初夏之夜「蝸居」飲別》一詩：寂寞應憐意境同，風塵何處盼重逢。
三更雨打芭蕉綠，莫管明朝盡此盅。
正是在那次告別時，沙文漢從陳修良處知道了她的丈夫余飛也在安慶，就住在城內的三官塘家裡，所以沙文漢一到安慶就去找了余飛。余飛見是妻子家鄉的熟人，又是同一組織裡的人，自然高興，兩人交往也很密切。誰知沒過多久，余飛就在安慶被捕，並且很快就背叛了組織，不但供出了沙文漢的住處，還供出自己的妻子陳修良在上海的住處。
敵人來抓沙文漢的時候，沙文漢還什麼都不知道，幸虧遇到了有良知的同事，他們及時通風報信，沙文漢得以脫身。直到這時候他還不知道是余飛出賣了他。無處藏身的他，逕直跑到余飛妹妹家中暫避，幸虧余飛的前妻共產黨員梅彬也藏在那裡，這才告訴沙文漢，余飛被捕，並供出了沙文漢和陳修良。沙文漢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發電報給上海陳修良，陳修良這才得以逃脫。
此時的余飛已經被國民黨押到南京，並登報脫黨，接著就帶著國民黨跑到上海抓捕陳修良。沙文漢這時候也從安慶逃脫回到上海，在陳馥的幫助下，沙文漢與陳修良在上海四處搬家，逃避警察，處境真是萬分危急。至於那心靈的煎熬就更不用說了。要知道欲致陳修良死地的，不僅是她的丈夫，還是她孩子的父親啊（1949年以後，余飛被捕，1956年被鎮壓）。
陳修良痛恨余飛對自己感情的欺騙，更痛恨余飛對黨對同志的背叛告密。那個時候的革命者就是那麼透明，她立刻就向中央寫信，聲明與余飛徹底脫離關係。而沙文漢也於這時通過好友找到了黨組織的關係。
倆人之間的愛情關係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呢？也許就在那躲避背叛者追捕的日日夜夜中萌生的吧。這才是經過血與火的考驗誕生的愛情。他們倆人決定一起到日本找黨組織去。也就是那年年底，在陳馥的主持下，這對患難兒女正式結婚，從此生死與共。
我們已經知曉，他們出國的費用，是陳馥從她那個無情的父親遺產中得來的。陳修良的出國身份，則用了她的姐姐陳維真。她用了姐姐的名字，還用了姐姐同德產科學校的畢業文憑。此時他們的姐夫楊善南剛剛犧牲，姐姐還在被追捕和逃亡之中。而僅在一年前，陳修良的初戀情人李求實剛剛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
如此密集的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涯，如此密集的心靈的情感煎熬，陳修良終於找到了沙氏兄弟中的那一個——沙文漢。是的，老大是先生，老二、老四是同志——唯有沙文漢，他是最親密的同志加愛人。
以後的革命生涯依舊出生入死，但在情感上陳修良是幸福美滿的。他們就如忠誠於革命一般地忠誠於愛情，忠誠於家庭。抗戰時期陳修良出任了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華中局機關報《新華報》主編、華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長，而他們唯一的孩子女兒沙尚之，也在1939年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誕生。解放戰爭時期，陳修良出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地下）。她與她的夫婿沙文漢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策反了國民黨空軍八大隊B-24飛機、蔣介石御林軍97師、重慶號巡洋艦、傘兵三團等起義，對配合京、滬、杭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1949年以後，沙文漢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長；陳修良任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
那麼，她親愛的一母同胞、姐姐陳維真呢？
1935年，沙文漢夫婦從東京回上海後，通過一位名叫徐承志的鄞縣老鄉加革命同志，終於銜接上了與中央特科情報系統的組織關係。這位職業為機電工程師的徐承志可是個大名鼎鼎的資深共產黨人，1924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共，1936年在延安接受了斯諾的採訪，他正是《西行漫記》中那位被斯諾記錄下來的姓朱的精通英文與德文的電氣工程師，斯諾稱他為「卓越的、嚴肅的共產黨員」，「以殉道者和宗教家的精神，走上了一條傳奇式的道路。」他從延安回到上海，為的是購買延安所需要的機器。1938年，他做了陳馥的女婿，與陳維真結婚。婚後他們兩人一同前往湘潭、桂林等地從事機器製造工作，自己出資辦工廠支持抗日。1944年，陳維真這位畢業於產科學校的卓越的中國女性，以37歲的年華，在戰亂中難產，不幸死於桂林。
都說革命流血不流淚，其實怎麼可能不流淚呢？不過因為常識告訴我們血濃於水，我們便更重視記得革命流了多少血，卻未必記得革命流了多少淚罷了。也許相比於鮮血，眼淚畢竟份量太輕了吧。其實革命者的血中有淚，革命者的淚中有血，革命者的血淚，原本便是不可分割的啊。
1955年初，陳馥來杭，與已經身為浙江省省長的女婿一家團圓，她說：「這不是衣錦還鄉，只是暫時來玩玩的。」上海故居中的日常用品，全部原封不動。革命老媽媽的這一舉動實在英明。兩年之後反右，女兒女婿全都成了右派，在杭州的家就被拆散了。幸而尚留存上海的故居可以安身，11月間，陳馥終於走了，那天下著雨，她與保姆阿黃姐兩人同坐在三輪車上，忽然一面伸出一隻手來握別，一面說：「我要阿福」。阿福正是女兒陳修良的小名，這聲調是淒涼的，包含著生離死別之感。雨還在下個不停，好像蒼天也在為人們的生離死別流著同情之淚！從那以後，她就再也沒有看到過女婿沙文漢一面。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女兒陳修良被打成「牛鬼蛇神」，關進「牛棚」，不許與家人通信，不許吃糖果，只許吃食堂的剩羹冷飯，因此胃病大發，後來成了嚴重的浮腫病，四肢麻木，病情嚴重，只得請求「群眾專政司令部」允許，向母親寫了一封信，請她買針藥治病。母親很快給她買來了許多藥，陳修良終於沒有病死，雙目失明的老母親，又一次救了自己的兒女。
陳修良的女兒沙尚之1963年在北大化學系畢業後，分配到吉林化工廠當技術員。「文化大革命」中，她成了「臭老九」而被批鬥。那裡的武鬥是出名的，真刀真槍，大演全武行，陳馥心掛兩地，深恐她的外孫女死於非命，弄得非常不安，血壓更高。1974年，沙尚之調到上海，回到親愛的外婆身邊。但次年七月間，陳馥忽然因腦血栓昏迷過去，8月4日病逝於華山醫院，結束了她坎坷的一生，四年之後的1979年，陳修良徹底平反，1982年11月沙文漢的平反道路最終突破阻撓，亦得到徹底平反。
女兒深深遺憾的是，母親陳馥為什麼不能活到「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為什麼不能看到三中全會後女兒女婿都得到平反的那一天！
1998年11月6日，陳修良亦逝世，她的骨灰於1999年11月從上海遷到了寧波東錢湖畔沙孟海書院萬柳園，與沙文漢合葬，與她的兄弟沙孟海、沙文求、沙文威、沙文度又重新團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