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沙家的女人——眾家姆媽
關於沙氏兄弟的革命經歷，知道的人不算少，但是，在他們革命光環身後的女性們，除了陳修良之外，知曉的人則不算多。然而母親，我們都身為女性，自然更能體會家與婦女人的關係。當我們提到家的時候，家中怎麼是可以沒有女人的呢？沒有女人的家就不是一個家了。即便是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也必然有女性同在。沙家的女人就這樣走進了沙氏兄弟的生活，與他們患難與共，生死相依。
但凡略知道沙氏家族革命往事的人們都知道，沙家的男人們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沙家的女人亦有卓而不群的傳奇生涯。在沙家的女人中，要說誰首屈一指，跳出來的必定是一個名字：眾家姆媽——陳馥。
我一直就有這樣一種願望，想要再重述一遍這位偉大的女性。十八年前我就知道有一個「眾家姆媽」，我甚至把她的某些故事、包括她的某些身世氣質寫入我的小說，但我真正瞭解這位眾家姆媽，還是今天，重走沙村之後。
從家族關係之中看，陳馥是陳修良的母親，沙文漢的岳母；從沙氏家族革命史上看，陳馥為始終如一的革命者；而如果我們要拍一部關於沙氏家族的影視作品，那麼，陳馥是一個最好的角度，她應該是那個自始至終的敘述者和親歷者。
「眾家姆媽」有自己的真實姓名，但不是陳馥。她原姓袁，名玉英，她的丈夫姓陳。舊中國的婦女，結婚後一般用丈夫的冠姓，袁玉英嫁人後就成了「陳袁氏」，一般人表示對她的尊敬，則呼其為「陳師母」。1925年五卅運動後，她投身於革命運動，成為所有革命者的母親，因此被稱為「眾家姆媽」，她自己的名字倒反而再沒有人稱呼了。
1939年7月，她在上海出資租了一處房屋，作為共產黨江蘇省委機關，戶口冊上需要名字，出於地下工作的需要，無論真名袁玉英、還是隨夫名陳袁氏，都不能夠再用，眾家姆媽臨時取了個「陳馥』之名，「馥」與「福」同音，陳馥之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說起來，陳馥並未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她的父親也算是個有錢人，還是個舉人，但他無意仕進，且追求財富，也算是個寧波幫裡的人物吧。
陳舉人在寧波開設當鋪、錢莊、藥店，有許多房屋、土地和現金，照他的外孫女陳修良的敘述，她的外祖父算得上是「一個有名的守財奴」。
這個守財奴除了愛財如命之外，還重男輕女，道德敗壞，甚至逼迫他的妻子、也就是陳馥的母親自殺身死。陳馥是他的三女兒，自然就非常痛恨這個不人道的專制的父親。好在幼年時還能夠追隨在她的祖父身邊，攻讀詩書。但亦好景不長，17歲時，憑著媒妁之言，嫁給陳修良的父親為繼室，從此她就再也沒有踏進自己的娘家。
眾家姆媽斷了自己的娘家路，卻成了許多革命者的乾娘，她常說：為富不仁，寧可貧賤，也不能去仰仗豪富的鼻息。
作為一個女人，陳馥實在稱得上是紅顏薄命，嫁了一個繼弦的不第秀才，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之後不久，年紀輕輕的丈夫就去世了，從此更年輕的寡婦守寡一生，撫養遺孤，從一個封建家庭到另一個封建家庭，度過了她的青春。
青年寡婦陳袁氏從不講究修飾，穿玄色衣裳，吃粗茶淡飯。家有薄產，還有房屋、商店、土地等，但主持家政的是則是婆婆的婆婆。她也是孤孀，加上公公也早已去世，因此，婆婆也是個寡婦。這三代孤孀守著幾個兒女度日，本來還是可以溫飽的，不曾想這個婆婆的婆婆竟然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殘忍而又變態的女人，因為她的孫媳婦陳馥生下一個男孩，她怕孩子長大了，要繼承遺產，便買通接生婆，把孩子淹死在血盆中。後來她又變賣了許多不動產，家境漸漸衰落，她的孫子、也就是陳馥的丈夫為此受刺激太深，竟拋下孤兒寡婦，憂鬱而死。
總算又熬了幾年，曾祖母逝世，大家族分家，陳馥這一家全靠她的勤儉和祖上的薄產度日，家族中的土豪劣紳見孤寡可欺，便利用前母所生之子，私自串通，變賣家產，強佔侵奪，以致涉訟。訟事不能迅速了結，弄得家無寧日，後來連家中的什物也被陸續搶走，最後連老屋也被他們私賣了。如此內憂外患之際，陳馥的父親突然打上門來，要這個嫁出去就不曾見過面的女兒登報聲明，脫離父女關係，因為他認為女人拋頭露面，對簿公堂，是最不體面的，所以只好出此一策。陳馥二話不說，拿起筆來，立即在聲明上簽字，她說：「我們本來沒有關係，一刀兩斷吧！」
陳馥識文斷字，喜歡讀書，陳修良童年時，母親經常談白蓮教、紅燈照和義和團農民運動的故事給她聽，從不教她學刺繡、縫紉、編織，只要她學詩文，讀書明理，還不知道多少次朗誦秋瑾殉難時的詩句：「秋雨秋風愁煞人」，使人感動神往。陳家是世代讀書人，有許多藏書，陳馥喜歡看《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等小說，還讀生理衛生書籍，這些科學書是從牧師、教師那裡取來的。她很想學科學，可惜命途多舛，只好望洋興歎。陳家早巳訂有報紙，五四運動時，她受愛國民主運動的影響很深，對時事很感興趣，國內外大事在這個孤苦的家庭中，逐漸傳播下革命思想。從五卅運動開始，她就投身了參加了運動。
1924年，寧波發生了反基督教運動，中共派張秋人到寧波建黨，領導群眾反帝運動。1925年3月，中共黨在寧波開辦了啟明女子中學，這是寧波地委的所在地，也是寧波反帝反封廷鬥爭的大本營。啟明女中開始設在醋務橋，學生四、五十人。五月間上海爆發了五卅慘案，啟明女中首先響應，全校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進行反帝宣傳，積極參加了寧波各界的五卅運動。陳家母親和兩個女兒，一家三口全都參加了運動。母親成了同志。
五卅運動後，陳修良被女師與地方當局開除學籍，到外地求學。陳馥和陳修良的姐姐仍然留在寧波，師生們經常找已經入團的姐姐，陳家就成了黨團的活動場所。一開始大家都跟著大女兒叫陳馥為「姆媽」，後來又不約而同地叫她為「眾家姆媽」，意思是眾人的母親。所以，從1925年開始，陳馥就被人們稱為「眾家姆媽」了。
從1926年開始，陳馥在寧波的家，就成為中共地下黨的地下工作站。是地下黨開會、接頭和印刷秘密文件的場所。她甚至把革命行動延展到了杭州，1927年，她在杭州荷花池頭租了一所房子，作為中共浙江省委機關。這樣杭州、寧波兩地房屋，都由她出面租賃，未引起敵人注意。
陳馥可以說是共產主義運動在浙江的核心層工作人員，但她竟然沒有入黨。1927年北伐勝利時，有不少人是勸她入黨的，她則認為不入黨比入黨更能為黨工作，且更能安全為黨工作。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預見是正確的，在國民黨大規模「清黨」和屠殺共產黨員時，因為陳馥沒有暴露身份，得以繼續為黨工作。
1927年4月11日，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序幕拉開，楊眉山(市黨部代表)王鯤(總工會代表)被國民黨扣押，當夜，共產黨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次日在小教場召開市民大會。正在萬分緊急關頭，眾家姆媽左臂纏著白布，來到會場(培英女校)報告國民黨反動派叛變消息。原來陳馥通過關係，探知司令部即將派人去搜捕全城的共產黨員，並實行夜間宵禁，沒有白布纏臂的一律扣押，她立即向黨的機關送信，但在地委機關內找不到負責同志，急得她終夜不眠，到處尋找，當她找到培英女校時，已是深夜，大家正在開會。她帶來白布條一束，說這是當局的暗號，有此可以通行無阻。這次事變，眾家姆媽首先獲得情報，寧波黨組織得能緊急應付，遷移機關，隱蔽幹部，沒有遭到大損害。
為營救楊眉山、王鯤，陳馥奔走呼籲，佯稱楊眉山是她的家庭教師，王鯤是表侄，她本著慈善心腸，要求探監，當局信以為真，只許送東西，不許保釋。六月間，敵人決定殺害楊、王，而且用刀砍頭，恢復了封建王朝最野蠻的屠殺人民的極刑。陳馥得訊，悲痛之極，在行刑之前，親自送進一席豐盛的酒餚給兩位同志告別。黨組織寫了八個大宇「堅如鋼鐵，重如泰山」的小紙條，陳馥用錫紙包好，放進一條魚嘴內，悄悄地送進牢中。楊、王二烈士終於死於敵人屠刀之下，他們的遺體由陳馥出錢收殮，還以濟難會的名義，給他們的家屬送去了安撫費。
1928年，眾家姆媽自己也被捕了，被抓進了杭州陸軍監獄。她的被捕不是因為她的不謹慎，而是因為她那個前夫之子的誣告，罪名是她為共黨五省婦女部長。因為她根本沒有加入共產黨，所以關進去後，就把架子做得很大，好像一位有錢人家的太太，經常有律師來探監，一些政治犯以為她是敵人派去的暗探，大家不敢接近她。她在牢內毫無畏懼，十分鎮靜，沒過幾天，就被律師保釋出來了。此後她更大膽地為了共產黨的事業奔走於滬杭甬，且始終未被發覺。
1932年，因為叛徒告密，她的女兒陳修良和女婿沙文漢差點落入敵手，倆人只得決定流亡海外，轉移到東京。他們在國外的費用，由陳馥全部承擔。
誰也不會想到，此時她手中意外有了一筆現款，竟然還是她父親死時分得的一部分遺產。
她父親本來早已登報宣佈同他女兒脫離父女關係，可是在病危中，這個死要面子的前清舉人卻預先寫好「生贈據」，分好了他的財產。原來這個封建富翁，一生積蓄錢財，目的是為了給兒子，他怕他女兒在他死後按法起訴，要求子女平等分配，所以在斷氣前，一定要親自處理。留出十萬元銀元，四個女兒分享一份，每家得二萬五千元。
陳馥對女兒說：「我並不想做資本家，但錢是有用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訴訟，速戰速決為上策。萬一出事，得不償失。」就這樣，她回到了她永遠不想回去的娘家，見了她痛恨的父親，同意「生贈據」所寫的內容，並且簽了字，匯了二萬五千元現金到上海。她拿了這筆錢，繼續作為革命的活動費，首先是用來作為女兒女婿的「逃難費」。
這個沙家女人是如何度過一生的呢？從1930年開始，陳馥就患了嚴重的青光眼疾，右眼在長期艱險生活中不知不覺早已完全失明，左眼輕一點，但也幾乎失明。時常有可能被捕和犧牲，但她毫不畏懼，經常備有一個小包袱，內有日常用品和錢鈔，萬一發生緊急情況，她就帶著一生追隨她的保姆阿黃姐和外孫女沙尚之一同出走。
1949年5月，上海終於解放。陳馥的神經因為長期過份緊張，功能失調，血壓也很高，猛一聽解放軍終於進入市區，如釋重負，頓時全身神經麻木，足足有半年時間，患了神經性胃病，一吃就吐。她說：「一生的希望是中國人民能從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現在終於解放了，勝利了，我可以瞑目而死了。」
作為一位中國的女性，革命難道僅僅是拋頭顱灑熱血嗎？那是要比犧牲生命更為艱忍的奉獻。這些中國最卓越的女性，在感情上付出了怎麼樣的代價，又有多少後人知曉呢？
陳馥的命運和她女兒陳修良的命運交錯相溶，不可分割。而陳修良的命運又和沙文漢的命運交錯相融，不可分割。然而，我們很少提及與陳修良一母同胞、同辰共生的另一位早期的共產主義者、陳馥的另一個女兒、陳修良的雙胞胎姐姐陳維真。
1907年，就在鑒湖女俠秋瑾就義不到一個月之際，陳馥生了一對雙胞胎，陳維真是姐姐，陳修良是妹妹。雙胞胎少女時代都參加了革命，1925年，陳維真在寧波上中學之際就加入了中共青年團。大革命失敗之後，她隨同母親一起來到上海，幫助黨組織和團中央機關搞地下交通與聯絡工作。
而陳修良革命道路的跑道卻是從文化開始的。15歲時陳修良成為她同學家庭教師的學生，這位老師正是大名鼎鼎的沙孟海。接著，她就成為老師的四弟沙文威的崇拜者，因為那時的沙文威，已經是寧波學界的學生運動領袖，她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共青團，介紹人為中共黨員徐瑋。然後，又因沙家老四沙文威的關係認識了沙家老二沙文求，1926年她與沙文求結伴同到廣州中山大學求學，在那裡，她的革命之情開出了第一朵浪漫之花。她認識了當時的廣東團省級機關雜誌《少年先鋒》的總編輯李求實（1903-1931李偉森），並與他建立了戀愛關係。1927年，在武漢，她由向警予介紹入黨，並成為向警予的秘書。1927年冬受黨組織派遣，20歲的陳修良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而李求實則被派往廣州擔任團中央南方局書記，這短暫而又甜蜜的愛情從此不再重現。兩個月後，因反對左傾盲動主義而受到黨內錯誤處分的李求實又回到了上海，在眾家姆媽陳馥的幫助下，開始了翻譯蘇聯文學，並負責主編黨報與《上海報》。
就跟我們從書本與電影裡看到的情況一模一樣，革命常常會把不相識的男女青年湊到一塊假扮夫妻，然後就成了真夫妻。李求實好像也是這樣，為工作方便，1928年，經組織批准，他與秦怡君結婚。三年之後李求實犧牲，名字與左聯五烈士的名單排列在一起，年僅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