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時間，沙文漢「一盞孤燈、一間陋室、一身病軀、一把蒲扇，春夏秋冬，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廢寢忘食地閱讀了大量古籍和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做了大量筆記，進行艱苦的精神勞動。正如他給陳修良的信中所說：「簡直像發瘋一樣進行持續的『苦鬥』」。1959年上半年至1963年6月30日，歷經四載，終於撰成了《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一書，共八萬字。半年後沙文漢便逝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被整整擱置了20年之後，終於在《浙江學刊》1983年刊出。
相比而言，四弟沙文威投入革命生涯的年紀更小。資格最老。沙文威（1910—1999）比三哥沙文漢只小了兩歲，也是大哥一手調養出來的。11歲時，他在大哥沙孟海幫助下到寧波第四師範附小求學，13歲考入省立四中，受到學校中一批革命志士的影響，旋即參加了共青團。1925年任共青團寧波地委組織部負責人，1925年冬天，二哥沙文求回到寧波時，沙文威正在共青團寧波地委分管組織工作，兄弟倆促膝長談，沙文威向哥哥敘述了自己參加革命的決心和看法，告訴他要改造社會非參加中國共產黨不可。沙文求表示他早就想參加共產黨了。於是，由沙文威向黨組織介紹，根據沙文求的表現，經中共寧波地委的批准，沙文求才於這年冬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哥犧牲的那年，他正好18歲，已經是一個年輕而又資深的職業革命家了。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吧，1949年後，為紀念二哥沙文求，他將沙文求當年做地下工作時的名字做為了自己的名字，遂改名史永。
少年時代的沙文威參加了學生運動和聲援工人罷工活動，後被當局通緝，退避上海，16歲便開始職業革命家生涯。1931年沙文威在寧波代課時被捕，轉押至杭州省公安局看守所。大哥沙孟海聞訊，焦急萬狀，不寒而慄，因為當時國民黨對共產黨「格殺勿論」。三年前他失去了最親愛的二弟，再也不能夠再失去四弟了。無奈只得請求於朱家驊。後由朱家驊、陳佈雷名義致電浙江省主席「查明保釋」，僥倖脫險。但沙文威並沒有因此放棄革命。1934年10月，沙文威奉調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是李克農直接領導下的中共情報人員。他出生入死的情報生涯，經受了一次次生死考驗，常常是大哥沙孟海使他化險為夷。
1937年，他竟然在大哥的幫助下，進入了國民黨的核心部門。當時國民政府從南京撤至武漢，蔣介石特令在軍事委員會屬下成立一個參事室，聘請各路諸侯中的軍事將領出任參事，為最高統帥部出謀劃策，蔣介石特命朱家驊出任參事室主任，負責組建參事室的工作班子。經過沙孟海的推薦，沙文威被朱家驊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幹事。1938年1月，沙文威走馬上任，出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幹事。直接收發管理文件。參事室偌大一個機關中，夜晚住在機關的只有沙文威與傳達室工友兩個人。夜闌人靜，沙文威從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謄抄，源源不絕地送出。時任《新華日報》主編的吳克堅曾多次告訴沙文威：周恩來非常喜歡看你寫來的情報……
解放戰爭期間，沙文威又策動了國民黨B24飛行大隊起義、「重慶號」巡洋艦起義等。從1949年2月起，史永任中共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同時兼任南京市協商委員會秘書長、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際處處長、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副局長。1958年3月，他調政協全國委員會擔任秘書處處長。1961年2月起，史永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1月，史永擔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沙文威一生經歷坎坷，但信念堅定，他曾說：「我覺得我們五兄弟是幸運的。我們生長在中國大動亂的年代，我們沒有站在時代的旁邊。我們深信封建社會必然沒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必然會被推翻。」
在沙氏五兄弟中，五弟沙季同（1912-1942）的資料似乎最少，我知道1926年沙文求回鄉搞農運時，沙季同剛剛14歲，在兄長的介紹下就參加了共青團，還擔任了沙村農會幹事。有一次他被惡霸土匪套在麻袋裡，威脅要被沉江，他的母親當著他的面對暴徒說：你們殺了我一個兒子，會有四個兒子來報仇。此事給我的印象最深。這次瞭解得更深一些，方知被裝進麻袋的沙季同，還是被鄰村童村的大科學家童第周先生的大哥童葵孫救下的。
長兄沙孟海驚聞此訊，連忙把他從鄉下帶出到上海，進入上海美專學畫，後又把他介紹給著名畫家徐悲鴻，從師門下。因畫藝長進快，很受徐悲鴻賞識，創作了《義勇軍》巨幅宣傳畫等一批作品。1938年末，經沙文威聯繫，沙季同前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後隨賀龍領導下的八路軍120師挺進敵後，1939年在戰鬥前線入黨。正當他以為「抗戰的第二階段一天天接進了」、「我們非常樂觀」的時候，延安整風搶救失足者運動開始了，他立即變成「國民黨派進來的大特務」；因為他大哥沙孟海是國民黨要員朱家驊的秘書、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統特務」，而且又是四哥介紹來的，真是百口莫辯。沙文度成了不「可以搶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張搶斃他，最後把他從部隊押回延安，交社會部關押。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李克農穫悉後，下令釋放。經受殘酷打擊的沙季同突然聽到解除審查後，不但沒有大鬆一口氣，反而突然昏厥倒地，醒來後住進醫院，但從此精神恍惚，常常在延河邊上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有一天竟倒在延河的沙灘邊，終以30歲英年之際早逝。
我還想在這裡告訴人們一段與沙季同有關的感人肺腑的情感往事。沙季同在上海美專讀書時，與同校鋼琴系一位美麗的彈鋼琴的姑娘王棣華戀愛，一人畫畫，一人彈琴，少年瀟灑，少女可愛，這是多麼浪漫班配的一對。不曾想王棣華的母親嫌沙季同出生清寒，不同意他們的關係。沙季同去了延安之後，王棣華一直以未婚妻的身份苦苦等他，真是「可憐無定河邊骨，曾是春閨夢裡人」，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街頭偶遇沙文威，才確切知道了沙季同的噩訊。姑娘非常難過，1955年專程來到杭州探望陳修良，從此獨自在瀋陽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終生不嫁。
很久以來，一直使我感覺到特別不可思議的，恰是沙氏五兄弟的奇特關係。明明是長兄如父，帶出了四個兄弟，四個兄弟卻毫不猶豫地走上了和長兄不同的道路——和他分屬不同的陣營之中。正是蔣介石的4·12政變讓沙孟海失去了自己親愛的大弟，但這並沒有妨礙因生計所需、他進入了蔣介石的侍從室。他的其餘幾位兄弟也不曾因為他的這個身份而與他一刀兩斷。相反，他們相處的非常好，借此也方便做了許多地下的革命工作。
四兄弟與他們的長兄，在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上，未必就是程度完全一致的，他們的不同亦在他們的交流溝通中坦率地表現出來。沙文求在廣州冒著生命危險革命之時，哥哥沙孟海多次寫信給他，勸他回上海暫時隱蔽，他回信說：「你叫我不要做危險的事情，我想你不必這樣說。對於我沒有什麼關係，對於你是很有損失的，因為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斷。」「你對於諸弟，尤其是對我，應當促其人險，鼓其前進，姑無論你自己能否臨陣，但須知你的弟我能臨陣。臨陣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臨陣而勝，非我之勝，亦你之勝。總之，你是督促者，我是臨陣者，事實應該如此。你切不要染溺愛之氣，而表示中餒之狀態了」。
從這封君子坦蕩蕩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們手足情深、另一方面，對血緣關係的高度重視亦沒有影響革命。在家族親情問題上，沙氏兄弟身上沒有那種非此即彼的階級鬥爭學說烙印，沒有那種二元的極端性，革命的四兄弟沒有那種極左的缺乏人情味的做派，沙孟海始終就是他們最敬愛的大哥。我以為，把沙氏兄弟如此這般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儒家學說的力量。可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是蘊藏著巨大的人情味和進步性力量的。
餘生也晚，沙氏五兄弟中，未曾與他們有直接的聯繫，但沙孟海的書法，還是與我建立了某種字緣。我曾經工作過的「中國茶葉博物館」，這七個大字就是由他所提，現在還掛在茶博館大門前。出版社因為喜歡他的字，把「茶」字專門選出，做了我的小說《茶人三部曲》的裝禎設計元素。1991年，浙江電視台拍攝由我撰稿的專題片《龍井問茶》，這四個大字也是由沙孟海先生題款的。
我曾經在杭州西湖邊建德路一家單位工作過一段時間，它的隔壁便是龍游路。龍游路上有沙孟海先生在杭州的故居，名之為蘭沙館，美麗的西湖近在咫尺，清晨，飯後，黃昏，沙老就到湖邊散步，看朝霞落日，看空濛湖山。
蘭沙館又叫若榴花屋。其實，最早的若榴花屋是沙孟海於1926年在上海戈登路（江寧路）715號租住的一所小房子，二弟沙文求、四弟沙文威與他同住。兩位弟弟都已經是共產黨人，他們經常在家裡接待革命者，若榴花屋無形中成了寧波和江浙部分革命者居住、聯絡或召開秘密會議的地方。由於經常有年輕人進進出出，引起了馬路對面英租界巡捕的注意。當時沙孟海在修能學社工作，為了掩護他們的行蹤，特地把舊字畫、線裝書統統擺掛出來，使得看起來不像個進行革命活動的場所。因為庭院中有榴樹正開著花，沙孟海給居所起名為「若榴花屋」。
1952年6月，沙孟海已住在了西湖附近的龍游路寓所，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如煙往事，遂榜書「若榴花屋」額掛於新寓所，又篆刻「若榴花屋」印章一枚以志紀念，並作長款云：丙寅夏，與二弟文求、四弟文威、徐偉、陳逸僧（道希）賃居上海戈登路七百十五號凡四旬。中庭榴樹數本，正作花，余顏之曰「若榴花屋」。弟輩五人，時已委身革命事業，此屋曾為英帝國主義者搜索，幸未罹禍。後二三年，文求、偉先後遭本國統治者殺害，逸僧旋亦病卒。今新國肇建，追唯曩跡，已隔二十五年矣！小屋圍籬，榴花照眼，宛然如昨日事。用舊名榜西湖新寓，亦不忘在莒意也。一九五二年壬辰六月孟海記。
沙孟海將「若榴花屋」名稱的由來，表示得很清楚：1952年的農曆六月，遷居西湖邊的新寓。看見圍籬內榴花照眼，不禁回想起25年前（1926年丙寅夏），賃居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庭院中的榴樹也正是作花時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同住的二弟沙文求、好友徐瑋都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下。睹景生情，於是將戈登路居所的舊名用作西湖新寓的屋名。
讀沙孟海的這段文字，突然讓我想起了建德路的另一邊陸軍監獄，今天它已經是望湖賓館的所在地了。1928年5月3日，陸軍監獄一個叫「陸判官」的看守，拿著一串鑰匙來叫4個共產黨人提審。那4人中有一個青年高聲問：「今天槍斃幾個？」陸判官大吃一驚，鑰匙掉在地上，說不出一句話，只把手上的紙遞給他。此人瀟瀟灑灑從從容容從地上撿起鑰匙，按照名單一一開鎖，把另外三個難友接出牢房，走向刑場。這位年輕人，正是沙孟海提到的那位徐偉——1927年的浙江團省委書記。在陸軍監獄裡，他被稱為徐瑋。
徐瑋，曾以那首著名的《灰色馬》而在紅色歷史上留下自己鮮紅的名字：前人去後後人到，生死尋常何足道，但願此生有意義，哪管死得遲和早。
灰色馬兒門前叫，我的使命已盡了，出門橫跨馬歸去，蹄聲響處人已遙。
徐瑋深受俄羅斯文學和俄國革命影響，他的詩作《灰色馬》正是讀了布庫林的同名小說後所寫。他曾說：「中國革命將是很長期的，很艱巨的，將要有好幾代人才能完成，所以需要一批批一輩子專門做各種地下秘密工作的職業革命軍，像俄國革命一樣。必要時便獨身一輩子。」
徐瑋的遺書特別鮮明地反映了一個職業革命家英雄氣長，兒女情短，抱負遠大，不及瑣屑之事的氣概。比如他給朋友這樣寫信，劈頭論道：「操刀必割，來日無多，……相知一生，未免黯然。……太陽不久出來，黑暗終歸消滅。……我的停止了工作的身體，本不值一提，……腐敗的肉體，像痰吐一樣，決不要為他化什麼氣力，用什麼鳥錢……」
徐瑋是陳修良的入團介紹人，1926年8月31日，正是在徐瑋的指派下，沙文求和陳修良等人一行去了廣東參加革命；而徐瑋犧牲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928年8月，沙文求也犧牲在廣州。
這些傑出青年的犧牲，給沙孟海的心靈帶來的影響，是可以從他的這篇題款感受出來的。正是他的四位共產黨人的弟弟們以生命投入的革命生涯，為他的「若榴花屋」，創建出了最寧靜最美麗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