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環境下的特殊經歷使沙氏五兄弟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艱苦鬥爭的忠實縮影，沙氏故居中不僅僅沙氏兄弟出生的痕跡，更留下了他們為了革命奮鬥時留下的足跡。
四：兄弟共生的家國情懷
我們一般以為，沙氏兄弟一家，除了大哥沙孟海是大文化人，大書法家之外，其餘一律均為革命家。我們一般以為，革命與藝術，是不能夠同時存在的。革命是暴動，藝術是美；革命是鐵血之火，藝術是纏綿之水。我們知道沙氏五兄弟手足情深，但我們一般多以為那是因為他們乃一母同胞的血緣。我們能否換一個角度，從文化背景的共同性上去認識他們呢。
今天看來，文化與審美上的高度共識，正是沙氏兄弟共生同在的精神背景。
正是在這次採訪之中，我第一次讀到了沙文求生前所畫的一幅虎圖。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竟然是烈士親筆所畫。如果烈士不是在24歲時就犧牲，那麼，他一定會是一位才華出眾的畫家。沙文求的詩也寫得極為出色。詩書畫，為中國傳統文人必須掌握的基本能力，這些能力，在沙氏兄弟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個家族亦有她的家族文化史，這在沙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沙氏兄弟的祖父沙忠禧，從貧苦中脫穎而出，晚年已發家升為富農。兒子沙孝能（字可莊，號曉航），是四鄉八里聞名的鄉村中醫，除精通一般醫術外，性喜文學、書畫藝術，在詩、書、畫和篆刻方面有一定的造詣。而沙氏兄弟的母親陳嶺，則是一個貢生家庭出身的閨秀，在舊中國的鄉村，這兩夫妻就算是文化人了。
1914年，被狂犬咬傷的沙孝能不幸病逝，年僅39歲。當時沙孟海兄弟五人，最大的弟弟不足10歲，最小的只有1歲。知書達禮的母親絕不放鬆對孩子的教育，入秋，大兒子沙孟海考入不收學費，伙食費減半的寧波省立第四師範，沙孟海的文學和書法根底，就在這時期真正打造成。師範未畢業，沙孟海的書法在寧波已小有名氣了，成了鄞奉一帶民眾的書法明星，每到婚嫁喜事，造房上梁以及迎春過節，求他寫婚聯、柱聯及匾額者絡繹不絕。
1922年11月，沙孟海隨帶恩師馮君木的詩卷和信件乘輪船赴上海，出任家庭教師，從此迎接他的是又一個藝術新天地。那個歷史時期，他所交往和學習的，都是如康有為，吳昌碩這樣的大文化人，好朋友中還有寧波同鄉陳佈雷，這與他後來進了蔣介石侍從室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
可以說，沙孟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靠文化謀生的文人典型。從他19歲始，他的幾個兄弟就靠他賣文鬻字養育供讀，直至成家立業。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長兄如父」的最經典解讀。
大弟沙文求(1904∼1928)比沙孟海小四歲，兩兄弟氣質卻完全各異。老大溫文爾雅，靜如處子；老二壯懷激烈，動處脫兔，自幼個性剛強，尚義好勇。老大從小在父親身邊調教長大，老二少時就讀的是本村的沙村小學。在村裡，他是一個有名的孩子王，經常組織兒童玩械鬥性的遊戲，而且，每斗必要取勝才肯罷休。有時難免有些閃失，其他孩子的父母親便帶著孩子上門告狀，母親總是責備自己的孩子闖禍。村裡只要誰家的孩子做了出格的事，沙文求總逃脫不了干係。我們可以想像少年時代的沙文求滿山遍野到處奔跑、精力過剩的矯健身影。
他的妻子王彌回憶起他的夫君，他走起路來總是昂首挺胸，腳步鏗鏘有力，是個文武雙全的書生。當年四弟沙文威體質孱弱，走路體式微弓背，沙文求嫌其精神狀態不好，常趁其不備，從背後將膝蓋頂住他的脊椎，雙手扳住他的雙肩，向後使勁一拉，令其挺起胸來。四弟經常哭著向母親告狀，母親拿起掃帚就追打文求，他卻早已逃得無影無蹤。
習武的文人總能高人一籌。沙文求平日精練少林拳術，從不間斷，又常閱兵家之書，精通少林國術，還曾想報考軍事學校，想以學到軍事上的知識和技能來報效國家。
沙文求讀書亦有選擇，專愛看歷史及歷史小說，尤其喜愛看孫武、戚繼光等諸子兵家著作，特別景仰民族英雄，鄉間私塾兒童遊戲，用紙板做孔聖殿，他也做，但中間供的不是孔老二，而是荊軻、聶政等刺客的圖像。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沙文求在平時的交友中，特別注意接近那些講道理、有志氣、有作為的人，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但凡發現那些人，都記在自製的小冊子上，並且還計劃要組織一個團體，把志同道合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社會上發揮一些作用。
王彌從鄰村奉化的王家山嫁到沙村，從小裹足，沙文求對這種殘害婦女的封建禮教非常痛恨，不止一次地在妻子面前指責這種非人道的制度。村裡的年輕婦女經常上他家串門與王彌聊天，陳述裹腳疼痛難當，沙文求鼓勵她們鬆開裹腳帶。日後，凡受不了纏足之苦的姑娘，都偷偷的躲到他家裡去，鬆開綁帶，暫時減輕痛苦。
沙文求讓我想起了這樣一類人，是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所說過的，當他看到世界上那些人欺壓人的情狀時，他會氣得渾身發抖。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沙文求和智利人格瓦拉一模一樣。
1920年秋，「五四」運動爆發後一年，沙文求由兄長資助，考入寧波名校效實中學。在校時勤奮好學，尤愛體育運動，精少林拳術，運動會上的長跑、跳高、跳遠的冠軍或亞軍，往往為他所獲。他又是校武術隊骨幹，善使花刀、梅花槍、單刀拐。少年時代，他文武雙全的個性與氣質已非常鮮明，他能詩作畫的家族人文傳統已經彰顯。1924年文求從中學畢業，次年春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受惲代英等共產黨人的教育引導。學校被查封後，他即刻轉入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回家鄉沙村成立沙村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夫人王彌至死都記得他回到家鄉時對她說的那句誓言：「眼前就是一扇鐵門，我也要將它砸破！」
1926年暑期，沙文求在上海居住了兩個多月。當時正是北伐戰爭開始，黨組織號召青年赴廣東支援革命。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開始北伐。22歲的沙文求，響應共產黨關於支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號召，從沙村來到遙遠的廣州，考進了中山大學哲學系，所有生活費都由沙孟海供給。他一面讀書，一面做學運工作，次年任共青團支部書記。從此再沒有回到他山青水秀的江南故鄉。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1927年4月15日，廣東的國民黨開始捕殺共產黨人。事前沙文求已預感到徵兆，前一日就在寫給他大哥沙盂海的信中說：「張靜江、蔣介石、戴季陶之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是反動的預兆」，「完全是要消滅孫總理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要消滅改組以來的國民黨之革命精神，是要勾敵以戕我友，是要摧殘革命底主人翁農工，是要拉著中國社會到資本主義底路上去，到封建政治——軍事獨裁底路上去。」
在工作之餘，沙文求提筆作畫，在一張自畫像中，題詩以抒發革命意志。他寫道：「崑崙為志，東海為心；萬里長江，為君之情。飛步東行，願君莫駐；瞿塘三峽，願君莫躇」。
正是在如此隱密和危險的地下工作中，沙文求改名為史永，並和其長兄依舊保持著熱線聯繫，他會時常跟大哥通信，並且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對時局的認識寫在紙上。1927年12月18日，他在給大哥的書信中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近數日來廣州無數之生命，無數之財產，淪為芻狗。然則誰為之天？誰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為天之天為地之地者，不特對於此次慘劫無所動於心，且將更進而為天之天地之地以照臨斯民耳！」用如此傳統文化的筆墨來傳遞如此革命的信息，兄弟之間尤為知音。
不久沙文求擔任了共青團廣州市委秘書長，1928年8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害於紅花崗，時年不過24歲。
沙文求犧牲時育有一女，妻子王彌終身未再嫁。20年後，王彌為他在家鄉築建了衣冠塚。大哥沙孟海做墓聯曰：蒼天不可問，去者日已疏。而他的戰友和弟弟沙文漢則續大哥的墓聯賦成一詩：蒼天不可問，去者日已疏。白骨今焉在，英魂豈此居，宿仇恨未雪，國賊誓當除。吾志仍如昔，魂其得慰諸。
站在高大的銀杏樹下，思索沙文求短暫而絢爛的一生，放眼週遭的群山，都曾留下他為了磨煉自己的意志而登臨的腳印。想起他常常一個人到家鄉附近的山上去露宿，有一天，他興奮地告訴大哥：在福泉山上露宿，清晨起來，遠處霧氣繚繞，太陽從東方升起，他背著陽光，身軀變得又長又大，伸出手去，他的手影可以撩到幾個小山頭，真是奇觀！
這就是沙文求的情懷！這樣一個人物在這樣一個時代，正如夜空中升起的燦爛明星，他與生俱來的宏大氣勢，決定了他那卓爾不群的短暫一生。
相比於沙文求，沙文漢（1908-1964）給我們留下的印象要具體得多了。母親，您應該記得，他去世以後被葬在杭州南山，墓地曾經就在父親的碑墓旁邊。以往每年我們去南山為父親掃墓，都會經過他的墓前。您和沙文漢是共歷過那個時代的風雲的。「反右」那一年您已經從部隊轉業了，分配在浙江地方工作，而沙文漢那時候正是你們的省長。不久，因為跟在別人後面隨大流給領導提了點意見，您的檔案裡被塞了一條對您極不利的內容，好在您沒被打成右派。而沙文漢打成中國最大的右派，您是知道的。那是一條震驚中外的消息。1957年春天，他跟隨周恩來總理在杭州梅家塢的茶山中接待了蘇聯領導人弗洛希羅夫，幾個月之後的夏天，他就被打入另冊，直到幾年後的離開人世，年僅55歲。
十八年前的沙文漢是以完全的革命者進入我視野的，今天的沙文漢則以革命知識分子形象進入我的心靈。十八年前我就讀過他18歲時寫給二哥沙文求的詩《大江》：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從險處爭。百折千回流到海，幾時曾見大江平。如果說那時的閱讀角度是革命的話，今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恰是人生。在和平的年代裡，這樣的詩章依然具有深刻的終極意義。
三弟沙文漢比二哥沙文求又要小4歲，他稟承了二位兄長早慧的天賦，5歲就進入了本鄉的梅溪小學讀書，並且和他的長兄有著同樣的愛好。他愛好詩文，書法，小小年紀就喜歡畫梅花。只是8歲那年父親一病而亡，所以9歲時他就輟學在家務農了。這一種就是5年的田，但務農之餘，他從不忘記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學習汲取，尤其想往成為一名有義好德的英雄豪傑，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言志》，鄉村老師讀後，一言就為他的未來定了乾坤，曰：「此兒非凡。」
沙文漢成年後是條頂天立地的漢子，可他幼年時卻又黑又瘦，被人譏為「小黑炭」。他本是大哥沙孟海一手資助培養出來的，但在精神上他繼承的卻是二哥文求。1925年，沙文漢才15歲，就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和他的二哥是同一年入的黨。1926年7月，18歲的沙文漢從中學畢業了，大哥沙孟海為他安排好了工作，到青島明華銀行做職員。沙文漢回絕了長兄的安排，卻聆聽了二哥的召喚，回沙村接替文求工作，擔任了沙村的黨支部書記。
事實上，沙文漢的職業革命家生涯，自此已經開始了。革命因為錯誤路線的引導，進入了盲動階段，他的二哥從廣州寫信來給他，說：「雄大的膽量是可貴的，但不要以這一點而自滿，應更求技術之精良，增進原有的膽量，更求知識之充實，使在行為上完全和一隻猛獸有所區別，猛獸是很容易落陷的，最怯弱的人還是要笑它。」對他的教育頗大。而二哥犧牲之後，沙文漢亦擔當起對大哥的安慰。兄弟之間的這種手足情懷，絕非因為革命而絕情，反而更加深厚。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艱險的地下革命鬥爭，使沙文漢常在南京大哥家養病掩護。沙文漢一生從來沒有被捕過，一方面由於他本人機智勇敢，另一方面正是他大哥沙孟海的保護和支持。
相比於十八年前，我更深刻地認識到了，為什麼沙文漢在他生命的最後一站，選擇了對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我想起了30年代就被沙文漢賞識、80年代被陳修良推崇為思想家的顧准的一段話：「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沙文漢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選擇這樣的人文命題，內裡蘊含著對現實深刻的文化批判，是從他多年來革命生涯中用血淚生命體驗出來的精神遺產。
他探索了中國文化專制主義產生的根源，在深層次上認識與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傳統上一直實行專制與集權統治？為什麼中華民族常常表現出對上的盲目服從的奴性，非常缺乏獨立與自由的精神？為什麼中國社會中的等級差別制度如此森嚴，難於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