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溯家國與革命
沙村的銀杏樹，又多出了十八圈的年輪。重訪革命故地，又會生出怎麼樣的感觸？重讀《革命行》，我依然為我自己當年的激情感動，我也深切地意識到十八年歲月的意義。
母親，前往沙村之前，我特地去了一趟寧波的鼓樓，我懷著來自血緣的衝動，要從高處眺望浙東的錦繡家園。這大海的故鄉，讓我再一次領略到從寧波三江口吹來的那蒼涼而又豪邁的海風。
千年彈指間，後人再登臨，唐長慶元年（821年），一位名叫韓察的明州刺史，將州治從今天鄞州的小溪鎮遷出，並以現在的寧波中山廣場到鼓樓這一帶為中心，建起官置，立木柵為城，又以那巨大的城磚石築成了城牆，建起了子城。子城的南城門設有報時的刻漏和更鼓，日常擊鼓報時，戰時偵察瞭望，還負有保城池，抵外侮的使命。南城門，正是我此刻登臨的鼓樓。
而明州這座散放著強烈的大海氣息的蔚藍色的港城，從此便有了州治和城市的標誌。
從鼓樓往西南而眺，便是那素有「浙東鄒魯」之美譽的月湖。宋王朝的整體南遷，帶來了月湖的文化盛世。千年文明，歎為觀止。當此時，文人士大夫多會聚於此，他們退隱裡居，讀書講學，世家宅第林立，書樓講捨遍佈，廟堂寺院眾多，園林泉石獨幽。明、清以降，月湖人文傳統相繼，名人輩出，書香襲人。
我站在鼓樓憑欄遠眺，祥和熱鬧的中山花園旁，則是大默如雷的蒼水街。張蒼水(1620—1664)，這位明末浙東抗清名將、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畢生致力於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他四入長江、三下閩海、兩遭颶風，不屈不撓地在海上孤軍抗清達19年之久。因叛徒出賣，犧牲於杭州，行刑間遙望南山，一聲讚歎，留下三個字——好山色！從此葬在杭州南屏山麓，與岳飛、于謙共享日月山河之輝。而他的故居，此刻就在我不遠處的視線中、那因他光榮的名字而命名的街道上。
再一次正視前方，江北岸最高的建築物，正是那幢具有典型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天主教堂。鐘樓高達30米，由1872年的法國籍蘇主教建造。百多年前信仰的傳播者們有著與上帝那謙卑的子民完全相反的趾高氣揚，自新江橋到老外灘碼頭一帶水岸線和水面，都算作了教堂的產業。法國人還在這個天主教堂的三江口上設卡收費，中國人的船隻在中國自己的水面上行駛還需要給外國人交錢。那個擔任寧波主教的法國人趙保祿勢大蓋天，時人說：寧波道台一顆印，不如趙主教一封信。
近代以來，三江口的老外灘，則是浙江唯一現存的能反映中國近代港口文化的外灘。這百年家國的重要見證地，東臨甬江，北接碼頭，座落在三江口北岸。清國初年，大英帝國曾屢屢覬覦寧波港口，用於鴉片交易的「飛箭船」出沒其間海面。鴉片戰爭後，寧波被闢為「五口通商」口岸，1844年１月１日正式開埠，比上海外灘還早20年，寧波在中國版圖上真正舉世震驚舉足輕重的歷史，正是從以鴉片戰爭為標誌的中國近現代史開始的。
1860年之後，駐甬英、美、法三國領事訂立協議，甬江北岸發展成英、法、美三國僑民居留區域。有多少事物兩千年來聞所未聞，如今突然冒現在鐘樓與鼓樓之間：領事館、巡捕房、銀行，洋行、碼頭，輪船公司、夜總會、飯莊、戲院……我眼前的這座標誌性建築，則正是那個時代的見證。
母親，此刻我面對三江口，重新審視沙氏兄弟家族的革命史，反躬自問，此番我的家國之旅，對沙氏兄弟的認識，和十八年前會有什麼樣的不同，我又會如何下筆呢？
今天再度面對沙氏兄弟，我以為，沙氏兄弟的典型意義，在於他們是在中國數千年農耕文化的背景下，經歷中國傳統文化深刻醺陶和較為完整的西方現代人文與科學教育、同時又是在大時代思潮衝擊下，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自覺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代表。我在感受著他們的革命往事時，不由得聯想到法國大革命中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十年革命中以列寧為代表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在我看來，他們的革命生涯，充滿著那種類似於古希臘悲劇審美意義的革命；而且，他們的革命，也是自始至終充滿著文化感的革命。
革命救國，是在中國有識之士「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求索之途上，選擇的一條必經之路，而沙氏兄弟投入中國革命的文化背景究竟如何，正是今天的我比十八年前更熱切希望梳理清楚的。
近現代史上中華民族對革命黃鐘大呂般的歌唱，是從鄒容的《革命軍》開始的。鄒容在《革命軍》中一開頭就給出了革命的定義：「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這裡的「革命」，是天道進步和徹底變革，在政治上則意味中華共和國的建立。它體現在個人身上是一種全新的道德，對於全人類則呈現出民族平等與獨立。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這個百年，是人類歷史上風雲激盪的百年，革命是這個時代的主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先生關於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論述《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對身處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能力有著深刻的印象。他在書中寫到：「在我考察的這些中國人身上，可以反覆看到，明知政治行動充滿危險卻一如既往，生活在一個四分五裂、險象環生的世界上，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氣。」
沙氏兄弟正是具有非凡能力與勇氣的革命之子，是那個革命的大時代中最傑出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革命的，亦是文化的，母親，我正是懷著對沙氏弟兄這樣的認識，在冬日的寒風裡，重訪沙村。
沙村，在鄞州東南部的塘溪鎮梅溪水庫的東側，三面環山，一邊臨水，依山勢而建。
一路行來，早已沒有十八年前的路途顛簸，東錢湖的山光水色，疏朗明麗，村而不野，沿著山路往前走，前方不遠處有一個沿山而築的村莊，這便是著名的沙村。在梅溪水庫建成之前，沙村村前有一條小溪叫梅溪，村民們世代以梅溪水作為飲用水，就是這條普通的溪水養育出了聞名中外的大科學家童第周，大昆蟲學家周堯，以及革命的「沙氏五傑」。
據《沙氏家譜》記載，沙氏家族在南宋時由蜀遷移到寧波，已有800多年歷史，沙村因村民多姓沙，故以沙村名之。
老山村看似普通，人也很少。從村口沿蜿蜒崎嶇的小路拾階而上，最高處呈北高南低的院落，便是沙氏故居。未到村居中心，先路過一幢樓房，二層樓一字排開，一看就是學校的制置。白牆上一溜的標語：全民健身，利國利民，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陪同我的村裡人告訴說，這就是著名的沙村文求小學，是以烈士沙文求的名字命名的小學。沙村歷來重教興學成風，近代以來該村還出了二十幾位教授。據粗略統計，自恢復高考制度以來，該村有六十餘人考入大專院校。
再往前走幾步路，便到了沙氏宗祠，這是我上回來時沒有見到的。就是在這個宗祠裡，成立了鄞州的第一個共產黨的農村基層支部，沙文求擔任了支部書記。1926年初，沙氏子弟沙文求奉黨之命，回到故鄉開展農運和建黨活動，1926年4月，沙村農民協會正式成立，沙文求在領導農會會員與惡霸和奸商開展鬥爭中，發展了五六名農會骨幹入黨。5月，中共寧波地委鄞縣沙村支部建立，這是鄞州第一個黨支部，也是寧波地區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之一，由沙文求擔任黨支部書記。
我注意到掛在沙氏宗祠大門上的匾牌，「沙氏宗祠」這四個字，一看就是沙孟海的字體，果然旁邊有落款為「孟海」。人們告訴我，沙孟海為沙氏宗族子弟，為宗祠題額時是不能寫姓氏的。而他的兄弟們則在這所大門裡引來了共產主義的幽靈，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就如此奇妙地結合在了同樣的血脈裡。
十八年前去沙氏故居時，就被沙氏兄弟出生之地的氣勢震撼。這裡地處梅嶺山脈北麓，背倚青山，面臨大溪，峰巒挺秀，溪流清洌。按理說這是一個小山村，沙家二樓是在被群山環抱之中的一處凹地上矗立的，是很容易產生逼仄感覺的地方。然而奇特的是，站在沙氏故居的天井裡，只覺得天風浩蕩，雄山振奮，天人交感，如此，山竟然產生海的感覺，喚人奮發有為，真不愧是英雄所居之地。
眼前看到的沙氏故居，和上一次我所看到的沒有什麼兩樣。沙氏故居建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故居院牆以山石為基，青磚為牆。西牆的一側有正門朝南而開，今天正門的門額上還保留著沙孟海書寫的「沙文求烈士故居」匾額，門口嵌一塊石牌，上寫沙氏故居，定眼瞧，是鄞州人民政府所立。進門便是一幢二進四開磚木結構的舊式樓房，座北朝南，建築面積約420平方米。平面佈局由南而北第次升高。前面的一進原來有平屋，因白蟻侵蝕已經拆除改為天井，沙孟海親書碑文嵌在圍牆上，記述著平房改建的原委。
後進樓房是沙氏兄弟出生、居住、生活過的地方。故居共有二樓，樓下共有三間，堂屋正中間懸掛著一幅沙文求烈士的放大遺像。遺像下面的茶几上，放置著一尊沙文求塑像，出自沙氏宗弟沙耆之手。
中堂右側的廂房為接待室，裡面懸掛著沙耆親手畫的沙文求烈士油畫像；廊柱上掛著沙孟海敬錄的毛主席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士，敢於日月換青天」的楹聯。還有市、區有關領導為故居所作的題字十餘幅。中堂左側的兩廂房內設為陳列室，介紹了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櫥窗內有沙文求烈士少年求學、工作時候的作業簿、筆記本；有他給兄弟以鼓勵並自勉的親筆信、書籍及農運起義時用過的工具、刀具等。
故居的樓上，東邊一間陳列著沙文求烈士的遺孀王彌的遺像以及生平事跡介紹，還有一些舊式床、寫字檯、櫃、櫥等。西邊的一間陳列著沙氏兄弟使用過的一些生活用品及傢俱十餘件。二樓中間兩間廂房陳列著大哥沙孟海、三弟沙文漢、四弟沙文威、五弟沙季同以及沙文漢的夫人陳修良的事跡，掛有沙文漢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合影照，櫥窗裡還陳列著江澤民總書記在上海探望沙文漢夫人陳修良的照片和沙文漢、陳修良選集以及他們讀過的書籍等。
樓房後面有天井，天井緊挨後山，坡上竹影婆裟，繁花爭艷，一株粗壯的銀杏樹高入雲端，這是沙文求8歲那年親手栽植的，如今已經干壯葉茂，蒼翠蔥蘢。站在銀杏樹下，再一次想起了當年正在廣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老大沙孟海寫的信，信中道：「我們這次破家，實在是一個死沉沉的舊家庭之更新底紀元，使我們的兄弟脫離沉悶的家庭，而奔入社會的或歷史的『中流』的一個好機會。所以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義上有重大價值，而且在諸兄弟生活的發展上也有長足的補助。出我幽谷，上我喬木，真是天助我也。」
多少年來，沙氏故居的許多印象已經模糊，但「出我幽谷，上我喬木」這八個字卻深深印入我的心胸，成為我生活中的座右銘。
我登上山坡，來到銀杏樹下，好大的樹幹啊！1983年秋，沙孟海自十年浩劫中首次回到故居，沙老和隨行的四弟史永特意以故居的銀杏樹為背景拍了照片。鄉人告我，銀杏年年發，白果年年生。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們拿了一小包從銀杏樹下收穫的白果要送給我，我欣然雙手捧過。這是烈士種下的樹產的果實。捧著它，就好像捧著烈士的生命。
故居為沙孟海（沙文若）、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沙氏五兄第出生、居住、工作過的地方。
沙氏五兄弟中的老大沙孟海是當代最為傑出的書苑宗師之一，曾擔任過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副主席、西冷印社社長等職，他積七十餘年之功力，精心翰墨，造詣宏深，成就卓著，以雄渾剛健的書風，獨步當今書壇；
老二沙文求烈士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曾在故居組織、領導農民進行反霸、反奸商鬥爭，從此點燃了鄞縣、奉化兩個地方的革命火種，給予反動派以沉重打擊，1928年參加廣州起義後犧牲，時年24歲；
老三沙文漢同志是共產國際的地下工作者，長期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重慶號起義、第二艦隊起義都傾注了他的心血，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長，1957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1964年含冤而死。
老四沙文威是沙氏兄弟中最早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利用沙孟海先生的掩護為黨做了許多有貢獻的情報工作，是李克農、潘漢年手下的諜海幹才；
老五沙季同從小受其哥哥革命思想之熏陶，自幼就在家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38年赴延安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被康生陷害，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