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千多年前的「書同文」，到辛亥革命後的語同音，國音的注音意義何其深遠。故周有光先生著作《中國語文縱橫談》中評論說：這是漢族創造漢字經過了3000多年然後產生的第一套正式的漢語表音字母。來得不易！
今天的炎黃子孫，無論走到哪裡，只要聽到字正腔圓的國語之聲，就會想到祖國，想到民族，想到故鄉和親人，國語使我們遍佈世界的華人同聲相投，生死與共。而在這統一國音的偉大的民族文化建設中，領銜的正是我們寧波鄞州盛墊村走出來的「五馬之首」馬裕藻。《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在介紹當時會議所接受的提議時，把馬裕藻列為提議者的首位，可見馬氏在籌劃上述提議中的重要作用
遙想那戴玻璃瓶蓋眼鏡的馬裕藻，操一口石骨鐵硬寧波方言宣講他們的國音提案時的神情吧，多麼可愛可敬可學可隨的我輩浙藉先人啊！
事隔6年，1919年4月，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個月，以胡適為首，包括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內的六教授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原因是這些中國大文化人極不願看著「現在的報紙、書籍、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別，連賞鑒的意思都沒有了」，他們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頒布通行標點。11月底，胡適對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號總名為「新式標點符號」，此年被批准。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佈第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聯名提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成了中國語言文化發展史上值得隆重記錄的濃筆墨彩。
同樣是民國元年，馬裕藻應北大當時的校長浙江老鄉何燮侯（1878——1961）之邀，擔任了北京大學國學系教授、國學門導師。
浙江諸暨人氏何燮侯任職京師大學堂和出長北大，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規大學的關鍵時期，學科的設置，校舍的興建，經費的籌集，風紀的整頓，學制的改革，學校的保全，何燮侯皆與有力焉。也正是在此時，何燮侯以校長之力，延攬許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據沈尹默回憶，沈尹默以及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皆由何燮侯與胡仁源延攬入北大。而馬裕藻之所以能勝任北大教授這項工作，是與他在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分不開的，「注音字母」方案內容又反過來豐富了他在北大的有關教學。在中國近代漢語正音和推廣國語的工作中，馬裕藻功莫大焉。
此時的中國教育界波湧浪激，多元並爭，而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舞台，更是氣象萬千。其原因在於20世紀上半葉，教育救國成為當時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近現代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派別都曾不同程度地被捲入這一潮流中。
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國門洞開，中國逐漸淪為西方列強蹂躪宰割的對象，民族危機異常嚴重。甲午戰爭中國慘敗，舉國上下均感到了亡國滅種、危機日蹙。憂患殷重之時，「百日維新」政事爆發，以康有為、嚴復為代表的「教育救國」論應運而生，他們看到致力於堅船利炮、聲光化電的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開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教育，由「言技」轉為「言教」
教育救國思潮，誕生於民族危難之際，是民族意識覺醒的產物。持教育救國主張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如此，教育被提升到救亡圖存的高度。一大批國之大儒、有識之士紛紛投入「教育救國」的宣傳及實踐。
在蔡元培「兼容並蓄」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北大網羅眾家，薈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學博功深的名流紛紛執教北大，其中江南浙江藉教授可謂拔得頭籌。馬裕藻身置其中，可謂如魚得水。
細細數來，大學校長中，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他的前任胡仁源（1883——？）任職時間不長，是浙江吳興人。前任的前任何燮侯為浙江諸暨人。蔡元培外舉不避賢，內舉不避親，取消分科制，改設十五個系，這些系的領導人，竟然一半以上為浙江同鄉。其中數學系主任馮祖荀，浙江杭縣人；物理系主任夏元，浙江杭縣人；化學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系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系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中文系主任馬裕藻，浙江鄞縣人；史學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鹽人；經濟系主任馬寅初，浙江嵊縣人。後來又增加了幾個系，教育系主任蔣夢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語為主的東方文學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紹興人。
北大各系主任中，坐頭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馬裕藻自1913年起任北大教授、國學門導師，1921年至1934年任國文系主任，長達13年，終生與北大相依，爾來三十餘年。後人評價馬裕藻說：北大國文學系之負盛名，他實在是首創的開國元勳。此言是中肯公允的。
表面上看，馬裕藻還是那個溫文爾雅、不偏不倚的君子。按說他也是有可以誇耀的資本的。他掌北大國文系的前十年，是舊北大的全盛時期。他擔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最久，在馬神廟公主府銀安殿上北大評議會的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他給人的印象卻非常低調，一身樸素的長袍和黑皮鞋，圓眼鏡，圓腦袋，圓肚子，袖長遮指，隨著年齡日增，人漸圓潤發福，加上一副圓眼鏡，越發顯得好好先生獨影，謙謙君子一個。
說實話，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那可不是好當的，不說教師中個個都是大才子大文人，就說因為學校裡派別分歧，新舊兩派的鬥爭常很激烈，也夠你受的了。作為國文系主任，他努力要做到吸收有才華的學者來國文系任教，然而當時新舊兩派鬥爭勢同水火，每逢一學年開始，馬裕藻常坐著包車，奔走於各派之間，一面聯絡舊交，一面網羅新進，還須適應學生的要求，折衷調和於新舊之間，謙虛態度令人動容。
足可以讓馬裕藻引以為傲的是他與魯迅的交情，他就是有本事亦有慧眼把魯迅先生親自請到北大來上課。不過他起先瞄準的還不是魯迅，而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1920年，北大國文系添設了一門「中國小說史」課程，系主任馬裕藻找到了周作人，想讓他擔任這門課程，周作人略微考慮了一下，便答應了下來。他想，我雖然沒有專門用功研究過小說史，但大哥曾經搞過一部《古小說鉤況》，那不是很現成的參考資料嗎？可是，回到補樹書屋，他仔細考慮了一陣，又覺得很不妥當，會誤人子弟的，這才跟魯迅商量，請大哥出山。
其實魯迅同北大的交往並不少，蔡元培本來就是他的老上司，紹興老鄉，好朋友，到北大上任後不久，於1917年8月還專門請魯迅給北大設計了校徽，至今北大學生胸前佩戴的那個校徽圖案，還是魯迅設計的。至於北大文科中的不少教師，更都是他的老朋友、老同學、老相識，其中就包括錢玄同、朱希祖、陳漢章、沈兼士、劉文典等人。至於編輯《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胡適、劉半農等人，這兩年由於不斷給《新青年》寫文章，也都相熟了。由此，魯迅答應了北大任教的聘請。
這一年的8月6日，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親自到魯迅家裡送來了聘書，此時，魯迅全家已經遷居到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11號住宅。魯迅接過那聘書，見那聘書上寫著：北京大學聘書敬聘周樹人先生為本校講師此訂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二日。
當天晚上，魯迅便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
魯、馬二人，早在日本時就同是章門弟子，交情十數年，自此之後，馬裕藻與魯迅過從甚密，開始了他們北大的知友交往。
魯迅先生與馬裕藻的親密交往，由他們之間的一個小姑娘作了時代的見證，那便是馬裕藻的長女馬玨。
1910年馬玨出生於東京，1920年魯迅與馬裕藻結成北大同事關係時，馬玨剛10歲，及長，馬玨成為孔德學校的中學生。這所學校，當年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沈士遠、錢玄同、周作人等人參與經營的。因為父親和魯迅先生的關係甚密，馬玨便與魯迅也熟識起來。1925年間，年僅十五歲的馬玨為學校的校刊寫下了《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晚年的馬玨在《女兒當自強》一文中回憶道：「魯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與我父親是同事，他們性格相投，過從甚密。魯迅先生經常來我家作客，與父親一談就是半天。」我們可以從少女當時的觀察中得知馬裕藻與魯迅的關係，的確是非常融洽的。
在《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中，馬玨以稚氣的口吻先寫道：「魯迅先生忽然問我道：『你要看什麼書嗎？《桃色的雲》你看過沒有？這本書還不錯！』我搖了搖頭，很輕地說了一句『沒有』。」那天魯迅和馬裕藻聊得蠻長的時間，馬玨一直等著要送客，等過了下午五點到了六點，魯迅都沒有要走，「……這時聽見椅子響，皮鞋響，知道是要走了，於是我就到院子裡來候著。一會兒，果然出來了，父親對我說：『送送魯迅先生呀！』魯迅又問我父親道：『她在孔德幾年級？』我父親答了，他拿著煙卷點了點頭。我在後頭跟著送，看見魯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響著，一會回過頭來說：『那本書，有空叫人給你拿來呀！』我應了一聲，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會送到大門口了，雙方點了一點頭，就走了。我轉回頭來暗暗地想：『魯迅先生就是這麼一個樣兒的人啊！』」
《初次見魯迅先生》刊登於1926年3月的《孔德學校旬刊》上，那是馬玨所就讀的學校刊物。馬玨晚年回憶道：「不久，魯迅先生來孔德學校，讀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沒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後，十分高興。他誇我寫得好，說我寫的都是實話。後來先生把它收進了他親自編選的《魯迅著作及其他》一書中。他還送書給我。過了幾天，父親還帶我去八道灣魯迅家去玩。從那時起，魯迅先生到我家，常問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說幾句話。
馬玨又回憶道：「大約在1926年，我開始考慮起兩年後報考大學的志願來，不知怎的，我很想學農，就去問父親。父親說：『魯迅先生不是說有問題去問他麼。你去請教請教他嘛。』於是，我給魯迅先生寫了『我將來學什麼好』的信。兩天後，我高興地收到了魯迅的回信，信中說：『你自己想學什麼，先要跟我談談』。我立即如實地把學農的志願告訴了他。覆信接到也很快。魯迅先生在信中熱情支持和鼓勵道：『女孩子學農的不多，你想學，我贊成。』」
馬裕藻對女兒們的前程卻有另外的考慮，1928年春，馬玨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0年轉入政治系本科。父親讓大女兒馬玨上政治系，二女兒馬琰上法律系，是認為「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們出來要為爭取女權做些事情。」他還對馬玨說：「你出來可以當公使。過去當公使的都是男的，他們帶夫人出國。你開個頭，由女的當公使，你帶丈夫去赴任嘛。」又對二妹說：「你可學習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女子讀政治，希冀其將來做女大使，這是何等地心高志大境遠；而還沒談戀愛就想到了離婚如何打官司，這樣的父親恐怕也只有五四時期的中國北大，才能找到。
1929年5月17日，魯迅從北平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中說：「……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玨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了？……」5月29日，他給許廣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漁家裡吃飯，馬玨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
1932年11月，魯迅從上海返回北京探視母病，馬氏父女曾來看他，魯迅非常感慨，在給許廣平的信就說：「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見的。」
文人軼事一多，往往會遮蔽他真正金剛怒目令人肅然起敬的靈魂，謙謙君子的內心往往因為優雅的表達，而在喧嘩的歷史講壇上大默如雷。張中行先生在《負暄瑣話》中說到馬幼漁是頗有灼見的：「馬幼漁先生名裕藻，是我的雙重教師。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學，選定念中國語言文學系，他是系主任，依舊說，我應該以門生禮謁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馬先生不過是好好先生而已。……日久天長，我們才明白，在校時期對馬先生的認識其實並不對。他通達，識大體，以忠恕之道待人，並非庸庸碌碌。舊日有些印象像是沾點邊，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這是我們把他的寬厚看作無原則的遷就。其實，他律己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在這方面，可記的事情頗不少……」
這是看慣了馬式寬厚的人無法想像的一面。學生張中行在與馬先生接觸日久之後，一改先前對老師的認識。張中行的這個印象，是和魯迅當年對馬裕藻的評價一致的。馬裕藻在歷史的重大關頭，從來就是一個黑白分明的有氣節、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1916年前後，北大國文系新舊文化勢力衝突激烈。原先北大文科國學教授以守舊的桐城派居多，此時由餘杭派代之，主要人物為馬裕藻、黃侃、錢夏、沈兼士等人。這些人物，對於蔡元培改革當時封建思想和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北京大學反應不一，馬裕藻、錢夏、沈尹默站在新文化方面，黃侃則維護舊文化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