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是由擔架抬著走的。長征初期，他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談呀，談呀，談個沒完。王稼祥和毛澤東有著共同的興趣，酷愛看書。和毛澤東一樣，他也出身於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想讓他接管家業，但他卻執意要上學，結果到了上海，進入了進步的上海大學，參加了激進的青年運動，並於1925年前往莫斯科。
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越來越彼此瞭解了，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澤東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稼祥的觀點便倒向了毛澤東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王稼祥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上的多次談話已經使洛甫相信毛澤東是正確的。4月在廣昌遭到失敗後，洛甫就曾嚴厲地批評過博古。他說傷亡太大，對於紅軍來說，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這樣下去，紅軍不可能取得勝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聽不懂他們的討論。但他通過大家的表情和肢體語言猜到了大意，他勸解這兩個人：「你們兩個人都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李德的勸說並沒有奏效。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了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應盡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敗了。李德對擔架上的「計謀」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澤東正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於他的事業沒有好處。在李德的回憶錄中，他抱怨毛澤東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又找那個指揮員談，引來了大家對博古和他本人越來越多的批評。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麼名稱，這三人正漸漸地奪取著長征的領導權。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曾以舉足輕重的一票，擁戴毛澤東。
王稼祥這個富於傳奇色彩的年輕的共產黨領袖，留學蘇聯，擔任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紅色教授，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寫文章是他的一大特長。
20世紀後50多年歲月裡最重要的中國專有詞彙——「毛澤東思想」，正是出自王稼祥的文章。
那是1943年為紀念黨的生日而寫的。王稼祥一共寫了7000字，寫完了以後，叫勤務員送到毛澤東那去看。毛澤東一個字都沒改，批個「同意」。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在這篇文章裡王稼祥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
兩年後，「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中共指導思想。
進京之前，毛澤東找王稼祥單獨談話，請他在中宣部部長和駐蘇大使之間選擇一項。在30年代初的江西蘇區，王稼祥既當過中宣部幹事，也做過外交部長。這一次，他選擇了大使。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第二天，蘇聯第一個宣佈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三天後，蘇聯任命羅申為第一任蘇聯駐華大使，中國派王稼祥擔任第一任中國駐蘇大使，朱仲麗由此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引人注目的大使夫人。
趁熱打鐵同朱仲麗的這次偶然相見，給王稼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王稼祥對朱仲麗幾乎是一見鍾情。當時，王稼祥是中共黨內的核心人物，儘管看上去文質彬彬，雖然只有32歲，卻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主任。這麼年輕，地位這麼高，難免有很多人為他做媒，但是他都不同意，和朱仲麗初次見面他就從心底喜歡上了這個延安城裡遠近聞名的女醫生。
可以說，王稼祥和朱仲麗的紅線已經被毛澤東給牽上了，但是剩下的事情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工夫不負有心人，時隔不久，王稼祥終於打聽到朱仲麗的底牌，原來朱仲麗是蕭勁光的小姨子，於是王稼祥開始和蕭勁光「熱乎」起來。有一天．王稼祥給當時的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寫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便條，便條是這樣寫的：
蕭勁光同志：
請你在後方留守兵團的部隊裡，找三匹小蒙古馬給我。
謝謝。
此外，你可不可以帶你的姨妹到我這兒玩玩。
王稼祥一九三八年九月×日
蕭勁光一見這張字條，心中立刻什麼都明白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主任給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寫字條，這是常事，但是字條上都是寫的公事，而這一次的字條卻扯上了小姨子，這就非同小可了。蕭勁光當即找到朱仲麗。說：「姨妹子，總政治部的王主任，你知道嗎？他請你到他那兒去玩，你可以去嗎？」朱仲麗也不是糊塗人，她很爽快地答應了。
朱仲麗在她大姐朱仲芷的陪同下來到王家坪總政治部，看望王稼祥。很不湊巧，她們剛坐下，就不斷有人找王稼祥談問題、請示工作。朱仲麗見狀只好告辭，王稼祥非常抱歉地請她下次再來。
從那以後，衛生部的傅連唪也開始幫著王稼祥用勁．經常派朱仲麗到王稼祥那裡，讓她經常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腸胃有什麼毛病啊，給他吃吃藥，其實就是為他們創造接觸的機會。
這樣，他們接觸的機會就慢慢多了起來。有時，他們推心置腹地交談，互吐衷情；有時他們下幾盤圍棋，朱仲麗從小就會下圍棋，王稼祥總是輸給朱仲麗，一個大男人老是輸給一個姑娘，挺不好意思的，以後他們就不下圍棋了。於是，有時候他們到山下的簡易球場打上一會兒網球。這樣接觸慢慢就多了起來，他們常常在一起漫無邊際地聊天。朱仲麗向王稼祥講自己的家庭、身世、經歷和個人抱負，她既有革命理想又有不凡氣質，使王稼祥為之愛慕。
在遇到朱仲麗之前，王稼祥曾因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有過婚姻的經歷。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省涇縣厚岸村。19歲那年，學校放寒假，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一個沒有文化，彼此之間從未謀面的農村姑娘走進了王稼祥的生活，這個姑娘叫查瑞香。毫無思想準備的王稼祥在寫給朋友的信裡吐露了心中的苦悶：「一個人的心靈，總得有所寄托（就是我心中所崇拜所希望的）．才能安樂地過生活。你看對不對呢？現在我不能寄托於她，因為她不能算是我的戀人，我現在只能寄托我的心靈於文學藝術罷了。」王稼祥在信中進一步寫道：「算了吧！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終生的寄托了。」這個漫長的寒假還沒有過完，王稼祥就設法逃離了家庭的束縛。
1925年9月，王稼祥在上海大學附中學習期間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底，王稼祥離開上海赴蘇聯中山大學留學。
在和家中書信聯繫的過程中，王稼祥才知道，包辦婚姻的妻子產後患產褥熱，孩子生下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個兒子。
1928年10月，王稼祥和蘇聯勞動大學的一位女工相愛了，不久他們就同居了。同居不長時間，王稼祥就發現這個蘇聯女人具有比較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彼此的性格也存在很多不和諧的地方。1929年9月，這場僅僅維持了一年的短暫婚嫻就結束了，從此兩個人再沒有任何往來。
或許正是因為這兩次不幸婚姻的傷害吧，王稼祥的內心一直存在陰影，直到32歲仍然孤身一人。他在等待著命運中向他緩緩而來的朱仲麗嗎？
其實朱仲麗很早就知道王稼祥這個人了．只是她一直沒有見到過他而已。早些時候，王稼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經主編過《實話報》、《紅星報》，當時朱仲麗也在上海，曾經看過他寫的文章，但是他們在那裡無緣相識。到了延安以後她才對上號，原來那個報紙的主編王稼祥就是眼前的他啊！初到延安，風華正茂的朱仲麗才2l歲，大學剛畢業，又是一個大夫，長得也很漂亮，而且大家都知道她沒有明確的目標，所以追求翥很多，其中也有地位很高的幹部，但是非常自傲的朱仲麗都不動心。當時，作為一個嚮往革命的女青年，她本打算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所以也不願意那麼早就談個人的問題，尤其是在城市裡長大又接受了大學教育的青年女性，心裡對愛情和婚姻有太多浪漫的幻想，所以不太適應延安式的戀愛方式。但是，在斯巴達克的延安，要求一份曲折的、羅曼蒂克的愛情，也許是不現實的。長征剛剛結束，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瘋狂地蹂躪著中華大地，國民黨也不甘心自己的臥榻之側有共產黨在「酣睡」，游擊戰爭使彼此相愛的人們各奔東西，談戀愛絕對是一種奢求。情人之間往往都是今天見了面，明天就……你愛我嗎？後天，就是我們結婚吧……
朱仲麗沒有費太大的躊躇就適應了延安式的戀愛方式。
半年之後的某一天，王稼祥忽然問朱仲麗：「我們什麼時候結婚？」王稼祥提問的方式很巧妙，他沒有問你願不願意嫁給我，連一點鋪墊、過渡的通俗話都沒有，上來就問什麼時候結婚。
問題問得很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