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年齡已經越來越大，善良的母親想出這個荒唐的騙局也是有她自己的苦衷的：對方是無辜的，但是自己更是無辜的，何況自己還有更遠大的理想在等待著呢！明天的婚禮大典又該怎樣面對呢？怎樣才能了結這個突如其來的事端呢……劉少奇在自己的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成寐。
第二天，劉少奇按著家裡的安排和當地的風俗一一應酬完畢。洞房花燭之夜，劉少奇把自己的想法向新娘和盤托出：自己還有理想追求，封建禮教之下結成的婚姻是不能給彼此帶來幸福的，我馬上就要離開這裡，我走後你還是找一個理想的人家吧。
新娘周氏沒有隻言片語，只是默默哭泣。
新婚後的第二天，劉少奇費盡口舌向母親和來參加婚禮的親戚們予以解釋，然後毅然離開了花明樓。
本來想要拴住兒子，沒想到為了迴避這尷尬的婚姻，兒子反倒更少回家了，而且把周氏的一生也耽誤了。
何寶珍從小給人家當童養媳，雖然她對這個婚姻不滿意，但是對一個經濟不能獨立的不滿20歲的女孩來說，又有什麼辦法呢？何寶珍在女三師帶頭鬧學潮的時候，歐陽駿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突然想起了何寶珍的婆家。歐陽駿一面與教育廳勾結非法禁閉何寶珍，一面通知蔣家，讓他們火速把何寶珍接回家嚴加管教。
歐陽駿的做法激怒了何寶珍，幾年在外闖蕩，對新事物新思想的接觸已經使何寶珍脫胎換骨，她已經是一個敢於和封建禮教對抗的勇敢的現代青年了。她馬上給父母捎信，表明自己要與蔣家一刀兩斷的決心，希望父母想方設法把聘禮退還。父親看信後，心疼自己的姑娘，只好把僅有的兩間草房變賣，湊了六十塊大洋，退掉了蔣家的婚事。幾年後，何寶珍的父母因為沒有地方居住，只好在沈家祠堂的一間破屋裡棲身。再後來，由於生活困難，又沒有何寶珍的消息，兩位老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先後懸樑自盡。
「你們要補我一杯喜酒嘍！」
1922年12月底，何寶珍完成了自修大學的全部課程，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她來到了安源，開始和劉少奇並肩戰鬥。
共同的革命事業，使何寶珍與劉少奇產生了真摯的感情，兩人心心相印。1923年春天，兩個有著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做出了結婚的決定。消息很快就在工人們中間傳開了，大家都議論著希望把劉少奇的婚禮辦得熱鬧一些。但是劉少奇婉言謝絕了大家的好意，並且把礦長、總監工、工商會長和同鄉會派人送來的紅包都退了回去。洞房就設在牛角坡的工人宿舍裡，一張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再沒有任何像樣的傢俱了。婚禮在工人俱樂部的會議室裡進行。新郎新娘步行來到會議室，沒有隆重的儀式，沒有酒席，只在桌子上放了一些茶水和糖果，邀請了李能至、朱少連等幾位同志參加。
何寶珍曾把婚期告訴了遠在長沙的毛澤東，毛澤東因有要事纏身未能成行，但在信中祝賀她與劉少奇婚姻美滿。後來，毛澤東在上海見到劉少奇與何寶珍，看到自己的心思沒有白費，非常有成就感，樂呵呵地笑道：「你們要補我一杯喜酒嘍！」1932年冬，劉少奇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根據黨的決定，何寶珍帶著小兒子留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此前為了便於從事革命工作，她的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先後送他人代養。何寶珍任全國互濟總會的領導職務兼營救部部長，化名王芬芳，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四處奔波。1933年3月，何寶珍被國民黨憲兵逮捕，被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由於叛徒告密，何寶珍的身份暴露了。面對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寶珍始終堅貞不屈，堅守黨的機密。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年僅32歲。
1945年3月22日，劉少奇在延安滿懷深情地回憶起自己的親密伴侶何寶珍，為她寫了一篇小傳：
「寶珍，女，湖南道縣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學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入黨。因反對學校當局的學潮被開除學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礦工會所辦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是年與我結婚。和我一道參加過長沙、上海、廣州、武漢、天津、滿洲等地黨的工工會的、婦女群眾的許多工作。
生二子一女。於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憲兵逮捕入獄，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監獄執行。
因她與獄外黨的組織發生關係被發現，第二年判決在南京槍斃。」在這篇言短情長的傳記裡，劉少奇詳細地記錄了兩個人在白區艱苦條件下並肩戰鬥的歷程。
1923年初，安源路礦丁人俱樂部子弟學校新調來一位女教師。她20歲出頭，個子不高，但幹勁十足，白天給工人子弟上課．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識字，同時兼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書報科委員。這位教師就是何寶珍。
在劉少奇的啟發、幫助下，何寶珍更加堅定了革命意志。
她在工作中表現得那樣熱情、認真，在生活上又那樣開朗、淳樸。沒有教材，她找來李六如、陳清河編寫的《平民讀本》、《工人補習教科書》，自己動手抄刻蠟紙，油印成書。
缺少紙筆，她就發動工人自製石板石筆。她還經常運用參觀訪問、化裝演說、組織辯論等多種教學方法，向工人傳授文化知識。有一次，給大家講《農夫們辛苦了》這一課，她先讓大家熟讀課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黃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後她又把學生帶到礦區附近的三號橋，直接聽農民講怎樣種田耕地，深受學生們的歡迎。當年，曾聽何寶珍講過課的周德華回憶說：「何老師教書，把課文引到我們心裡，至今我還能背誦許多課文。」劉少奇和何寶珍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雖然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沒有林陰道上的甜言蜜語，但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卻使幸福感和充實感在他們內心深處洋溢，他們心甘情願地準備為革命事業去共同承受各種艱難險阻的考驗。
婚後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允斌出世了。孩子還不到1歲．劉少奇就調離安源。為了工作方便，何寶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撫養。之後，劉步奇在白區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何寶珍隨同劉少奇四進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不久。當時，劉少奇在上海總工會1二作，何寶珍從安源來到劉少奇身邊，負責通訊聯絡、管理文件、抄寫資料等工作，同時細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劉少奇回湖南養病，不幸被捕入獄。何寶珍四處奔走，多方營救，先是找在長沙長郡中學任教的李治安，爭取他的同情和幫助，後又通過關係找湖南省議會議長歐陽振聲疏通，讓寧鄉籍省議員及紳士出面保釋。
北伐戰爭期間，何寶珍隨劉少奇進入武漢。她除了完成黨組織交給的文件收發管理工作外，還經常參加慰問北伐軍傷病員和救濟婦女兒童的活動，熱情幫助派到武漢工作的同志解決困難。1927年7月，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後公開背叛革命，武漢形勢日趨險惡。當時劉少奇正在廬山養病，記掛著留在漢口的何寶珍，於是立即通過關係轉告她馬上轉移到廬山。此時，他們的女兒愛琴呱呱墜地來到人間只有幾個月。何寶珍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兒寄養在漢口一個工人積極分子的家裡。
1927年10月，何寶珍同劉少奇再次來到上海。那時上海正處於血雨腥風之中，敵人殺紅了跟，到處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劉少奇正在工人宿舍裡開會，一群流氓打手聞風趕來搜捕。劉少奇立即佈置轉移。這時，何寶珍站了起來，把手一揮說：「我們與敵人決一死鬥！」拔腿就往外衝。劉少奇一把拖住她，嚴肅地說：「快走，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
1929年春，劉少奇從順直省委調回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何寶珍隨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劉少奇一道去滿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寶珍隨劉少奇離開滿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這次在上海期間，她當過交通，住過機關，搞過聯絡，守過店舖，任過教員，進過工廠。她不顧個人安危，任勞任怨，想方設法，創造條件，為同志們排憂解難，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劉少奇和何寶珍過慣了患難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別離的生活。
英勇就義
1934年10月18日。深秋的清晨。天低雲暗，秋雨綿綿。
荷槍實彈的獄警惡狼般地嚎叫著，前來押解「王芬芳」。
姐妹們深為小大姐擔心，不知又出了什麼事情。何寶珍聽到呼叫自己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從容地離開號子。走到門口時，她回轉身來，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們告別。原來，敵人已決定槍殺何寶珍，這是她和姐妹們的永別。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何寶珍昂首挺胸，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一個年僅32歲的婦女，把青春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事業，用鮮血染紅了雨花台。何寶珍英勇犧牲的消息傳到獄中，姐妹們都哭了，無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寶珍是被叛徒出賣的。出賣她的人，是互濟會的一個女幹部，曾經被捕關押在模範監獄。當時，這個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發生了動搖，何寶珍為此曾做過她的思想工作，對她說：「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會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婦女，到生孩子時是可以取保釋放的。」不久，她獲釋出獄，仍在互濟會工作。
有一次，她來監獄探監，何寶珍還囑咐她幫助一位難友家屬解決困難。不料，這個女幹部後來重新被捕，經不住嚴刑逼供，供出了何寶珍的真實身份，致使何寶珍重新被提審。敵人對何寶珍用盡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審判官氣得發瘋，最後宣佈：「是死是活，兩條路由你選擇。要活命，就老實招來。頑抗，則死路一條。」何寶珍響亮地回答說：「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請吧，革命者是殺不盡的！」
何寶珍在敵人的法庭上，就像絕壁上的一棵蒼松，無論怎樣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始終傲然屹立，寧折不彎，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松柏氣節和雲水襟懷。帥孟奇在《一件永遠不會忘記的事》一文中，稱讚何寶珍「是一個模範黨員……具備了共產黨員優秀高貴的品質，對黨一貫忠實，為黨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熱愛她的孩子們，當被捕之後，卻忘記一切。她常說：共產黨員為人類解放事業而犧牲是光榮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輝，照耀了在獄中的同志們……更堅定了鬥爭的意志。」劉少奇和何寶珍在革命鬥爭中，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建立起了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劉少奇在追念何寶珍時，稱頌她「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
1951年12月初，劉少奇到南京視察時，曾參謁雨花台烈士陵園，深切悼念何寶珍和其他烈士。何寶珍生前，對未來滿懷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舊世界，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學習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何寶珍的遺願終於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