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爾斯太太自己的房子在大倫敦外面，但那棟房子跟卡姆登市政廳的關係也很複雜，她把最上面的兩個房間租了出去。58號的狀況跟我剛剛買下的60號的狀況一模一樣：煤氣燈，危險的電路，沒有浴室，只有一個骯髒的廁所，當然也沒有暖氣。一樓的前廳永遠生著火，那兒其實是這三個人真正居住的地方。
如果我有時間，莉蓮·皮爾斯可以滔滔不絕地說到第二天早晨，我當然很少聽到這麼令人著迷的狄更斯式的故事。當我離開時，她說她很高興隔壁終於能有點生氣了，她指導醜婆婆說：「告訴她，我們很高興她住到這裡。」老太太順從地喊著：「是的，親愛的，在這裡你就隨意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至於萊恩·皮爾斯，當我需要讓自己振作起來，需要對世界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有信心的時候，我會想到幾個人，萊恩·皮爾斯就是其中的一個。在我列出的天堂候選人名單中，他高居榜首。他是個善良、友愛、慷慨、體貼的男人，他妻子對他就像對待一條狗：幹這個，做那個，替我把那個東西拿來。他都毫無怨言。他大半輩子幹的活是在市場上當腳夫，但現在他太老了，在為地方市政機構幹點小差事。他是個文盲，極其瘦小，兩條腿羅圈得很嚴重，他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讓工人階級遭受的極度貧困的產物。
他告訴我，一連好幾天，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口糧只是一塊麵包，上面抹著人造黃油和一點糖，他光著腳去上學。跟莉蓮結婚讓他有了保障，終於可以夠吃夠住，但現在他必須跟羅金厄姆太太分享這塊地方，羅金厄姆太太大小便失禁，口臭，一般總是讓人作嘔，但只要莉蓮吩咐，他也會伺候她。莉蓮·皮爾斯總是知道我在幹什麼，如果她看到我在抬什麼東西（比方說在花園裡），如果她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說太重了，她就會衝著萊恩·皮爾斯喊，萊恩就會來到我身邊，咧嘴笑著說：「讓我來。」他就把東西接過來，就好像是我幫了他的忙。這個小小的男人身上閃爍著光芒，彷彿暗處的一盞燈。就像木匠吉米。我經常同時想起他們兩個，認識他們讓我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萊恩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處境，那是幾年後，高齡已經把莉蓮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狂怒的暴君。他傷心地對我說：「如果你認識年輕時候的莉蓮，你現在就不會計較她的缺點。我總是想著當年的她。她很可愛。她是個可愛的年輕女人。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在伍爾沃斯家裡打掃地板，她要養自己的孩子。她的腿上沒有長襪，兩條腿紅紅的，生了凍瘡。她讓我給她買些長襪，然後給她買雙鞋。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她的孩子當時都跟著她，她讓我幫她。」
莉蓮·皮爾斯希望知道我的情況。如果我離家太久，比如說三天，那麼在我進門之前，她就會在窗口用她那不容置辨的食指把我召過去。「你付廚子多少錢？……太多了。我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比這個便宜十英鎊的廚子。」她把海盜們叫過去，有時候讓他們一起過去，有時單個叫，她指導他們應該怎樣善待我。她一定要知道我付他們多少錢，並且告訴他們，我對他們很好。她也告訴我，他們對我很好，我可以相信他們。她給海盜們送來茶水，吉米在的時候，也送茶水給吉米，再加一劑止咳水，或者給他一塊蛋糕，讓他帶回家，因為他不會照顧自己。「他日子不長了。」她沖醜婆婆喊，「就跟你一樣。」
「對的，親愛的。」醜婆婆尖叫著回喊。
我一直跟莉蓮·皮爾斯有來往，直到她去世，那是二十多年後。無論是到她的房子裡去，還是去她後來住的市政公寓（他們把她搬到了那裡）。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會跟我講上一段災禍史。這種敘述是從我第二次去她家開始的。「我的乳房出了問題。」她宣佈，「我得了囊腫。有橘子那麼大，他們要把它切掉。」她在棉布圍裙下面，從裙子裡面拉出一隻又白又胖的長長的奶袋。
「看看，看到那個腫包了嗎？」還有就是：有人把計費表撬開了，三個月的電錢被偷了；貓身上長了寄生蟲；狗的耳朵裂了；她從三樓後面的樓板上掉了下來，因為那些樓板朽了，市政廳又不願意修；她從爐子上拿平底鍋，結果那口重重的深底鍋掉了下來，砸在她手上——瞧見這塊青了嗎？你去看莉蓮·皮爾斯，卻聽不到一個災難故事，這是不可能，這些災難要麼發生在她身上，要麼發生在羅金厄姆太太身上，要不就是關係到她的某個孩子，他們總是生病，讓她操心。我以前經常會把這些事情講給我的朋友聽，他們一開始聽到會有些緊張——因為讓一個人適應這麼壞的運氣有些困難——但一旦聽到她的名字，他們就鬆了一口氣，轉而問道：「好吧，這回又怎麼了？」一個人怎麼能承受這麼多重重疊疊的厄運，但莉蓮·皮爾斯卻能，年復一年，她真的承受住了。這一切的開端都是因為她是個私生女，是愛情的產兒，這就是為什麼她媽媽討厭她，不願好好餵她的原因，但她的外婆愛她，所以她沒有因為撫養不當而死掉。「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對羅金厄姆太太好，看到了吧？因為我想通過她來報答我外婆。」
我在莉蓮那裡坐著的時候，經常要始終努力控制自己，因為我感到一陣大笑在我體內不斷上湧，一直威脅到我的表情。她從床上掉下來，崴了手腕。她的大腿青一塊紫一塊，因為她的血管很容易淤血。狗打翻了托盤上滾燙的茶水，潑在她的大腿上，把她那裡燙起了水泡。她的膝蓋骨壞掉了，醫生說已經沒指望治好了；她的錢包丟了，收的房租全在裡面；她在雜貨店裡遭到了打劫，幸好她身上只有一英鎊；她剛聽說她兒子必須要做一個可怕的手術。相信我，我從莉蓮·皮爾斯身上懂得了喜劇和悲劇是怎樣盤根錯節地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因為隨著那張被命運摧殘的戲劇化的臉上一點點地吐出陰鬱的新聞，我眼睜睜地看著一種無法克制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從我體內升起，直到我不得不找借口跑回隔壁，伏在餐桌上，把頭埋在胳膊裡笑啊，笑啊。她從來不編故事，那些事情全是真的。有些人登上標著「災難」的自動扶梯，再也下不來，或者是一腳踩進了不幸的節拍，再也出不來——莉蓮·皮爾斯就是這樣。
「我帶著三個孩子，那是閃電戰的時候，炸彈掉在離我們不遠的街角。孩子身邊爆炸不斷，我的眼睛裡濺滿了灰泥，但醫院說，他們那天晚上有些傷勢嚴重得多的傷員要救治，只給了我一些阿斯匹林。但防空洞積水了，所以我們只好呆在床底下，我和孩子們，炸彈衝著我們掉下來，房頂塌了，掉在床上……」但在最受厄運青睞的受害者身上，災難總是加速惡化，因此故事必須繼續進行：「……床裡面的彈簧割破了我的臉，血染到了衣服上，我們沒有其他衣服了，只能穿著帶血的衣服。早上，防空民兵隊長看到我們，他說，趕快，莉蓮，快去醫院。但我說，太晚了，羅恩，現在去醫院太晚了。
而且昨晚我們需要醫院的時候，醫院沒有時間治我們，他們只給了我一些阿斯匹林。現在我們能做的只有好好地喝上一杯熱茶，但煤氣總管已經關了，我沒東西給孩子吃，而且我拿不到我的爐子，因為碗櫥倒下來，把爐子壓住了，而爆炸的時候我的手腕扭了，靠我自己的力氣不能把碗櫥推回去。羅恩對我說，莉蓮，你真是個巾幗英雄，我一直都是這麼說你的，但你現在一定得從那座房子裡出來，因為它馬上就會在你耳邊塌下來。我說，那麼我們去哪兒？他說，我想說去教堂，你可以在那裡弄到一些湯和三明治，但教堂被炸得最厲害，所以你最好坐上巴士，去總防空洞。但我對他說，我在這個世界上身無分文，羅恩，因為炸彈把我的錢包從我手裡炸飛了……」
我經常向我的朋友講起這些傳奇，看著他們的臉，等待著這樣的時刻：一絲懊惱的負疚神情出現在他們的臉上，表明他們正在疑惑，他們怎麼變成了冷漠的惡魔，聽到這樣的故事居然想放聲大笑。
無論多少不幸也無法阻止莉蓮時刻關照她的鄰居。她會打發約翰或傑克來告訴我，她聽說我想在三樓的後牆上貼黃色壁紙，我應該心裡有數，晴天裡，太陽會曬到屋裡好幾個小時，我最好確保牆紙經得住這樣的日曬；要不就是當我從街上路過時，她衝著我喊，說她剛剛看到水管工在原來埋狗的地方挖新的下水道，那裡埋著六條狗，我最好是注意一點，別讓那些骨頭跑進垃圾箱，否則警察就要來問話了。她會沿街拄著雙拐（因為她的腿不好），拖著身子來到我門前的台階，敲門，因為她聽說街角蔬菜店的店主明天要專門去一趟考文特花園，他會按照我的請求帶一些精緻的水果給我。「是大蒜嗎？你快去吧，親愛的，告訴他你想要什麼；他會看在我的份上幫你帶的。」
只差幾天就到了說好要搬走的時間，我卻得了德國麻疹。不知道為什麼，德國麻疹這個詞讓人發笑。是因為「德國」出現在這樣的語境裡？這個詞記載的是哪一次被人早已遺忘的外來傳染病？設想一下「秘魯麻疹」，這個詞也讓人隱隱地想笑。（意大利麻疹呢？俄羅斯麻疹呢？）如果說「我得了麻疹」就沒有問題，人們會按部就班地表示同情，但「德國麻疹」就讓人想笑。這是我第二次得這種麻疹，每次都很嚴重，渾身長出讓人不舒服的疹子，發高燒，頭疼。我躺在陰暗的房間裡，備受煎熬，我已經給海盜們打過電話，讓他們繼續工作。我深深地沉在病痛那黑暗的海底，泛起陣陣噁心，這時門鈴響了。我咒罵著，跌跌撞撞地去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