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那個胖海盜——後來非常傷心，但他從來沒猜到原因是什麼。他愛畫畫，想為每個房間裝飾上斑比和唐老鴨圖案的石膏線。當我說不時，他非常失望，他告訴我，他曾經用花、野兔和緞帶的圖案裝飾過一些房子。他把他畫的動物卡通畫做成的禮物卡片送給我。只要我們一坐下，他手裡就會冒出一支筆和一張紙，開始畫畫。他是個藝術家，他說，但當他用這個詞的時候，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用，因為從來沒有人引導他接觸過真正的繪畫，真正的藝術。他從來沒去過藝術畫廊。我告訴他，那些畫廊是免費的，誰都可以去，他流露出負疚感，但也帶著幾分責備。我給他看複製品，他對那些作品大加讚美，但似乎沒覺得它們跟自己有什麼關係。不過，即便是他畫米老鼠和斑比，也帶著一種創造性。如果真的有鄉下的漢普頓[托馬斯·各類在他著名的《墓畔哀歌》中提到漢普頓。原文是：
Somevillage-Hampden,thatwithdauntlessbreast
Thelittletyrantofhisfieldswithstood,
SomemuteingloriousMiltonheremayrest,
SomeCromwell,guiltlessofhiscountry'sblood.
（卞之琳譯本）
也許有鄉村漢普頓在這裡埋身， 反抗過當地的小霸王，膽大，堅決；也許有緘口的米爾頓，從沒有名聲；
]，那麼他就是一個。
但我並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呆在查林頓街，因為我需要錢，必須得掙錢。我以前從來沒有為錢而寫東西，就是說，我寫東西一向是服從我的內在需要或模式，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是的，服從外在要求確實會削弱你真正的力量。因為真正的作品是貨真價實的東西，是一條別人看不見的生長曲線（生長點），而其他作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無論它們的技巧有多麼純屬，看上去有多麼好，都是粗製濫造。除了為《紐約客》寫的兩篇小品，我從來沒有為了錢而寫作……不，事實逼著我這樣說：有過兩次，我和一位很窮的朋友一起嘗試著寫一個純商業性的電影劇本，然而當你言不由衷時，你為了錢也寫不好，這次有悖於心的嘗試最後必然是徒勞無果。我活該，我這樣想。我私下裡認為，我的靈魂墮落了。但我為電視台寫的東西沒有任何問題，而且正相反。我很快就會跟另外兩位作家一起，給格拉納達電視台的莫泊桑小說系列劇寫劇本，另外兩位作家是愛爾蘭的休·萊昂那多和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主管菲利浦·麥凱。我們圍著一張大桌子，像打牌一樣分配小說。「我想寫《羊脂球》！」
「不，我要寫《羊脂球》。」
「那麼我寫《鑽石項鏈》。」
「我想寫《泰利耶小樓》。」我們都懂法語，但我們也看英譯本。
那個系列劇十分精彩。格拉納達電視台當年進行的那些冒險，今天任何一家電視公司都不會去嘗試。他們拍攝薩奇、A.E.科珀德、薩默塞特·毛姆、莫泊桑和其他作家的小說系列劇，為每位作家拍一個系列，一個系列十三個小時，裡面包含三部一小時的電視劇，另外十個小時分配給兩到三個故事。一流的導演、演員、作家和舞美。電視台非常輕視自己，後來竟然把這些系列劇一筆勾銷了。但這些系列劇屬於電視製作出來的最好作品。ITV在當時也堪稱勇敢。斯特拉·裡奇曼為他們做了了不起的貢獻，啟用了能找得到的最優秀的人才。《半小時故事》和《恐嚇信》這些節目至今還有人記得。同樣，ITV也把它們給毀了。
有時候你真想抱頭痛哭一場，或者難以置信地嚎叫一聲，都是因為我們偉大的國家：英國。這種質量的電視劇出現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被珍惜，被推崇，被當成國寶珍藏起來。會有專門的節日來紀念它們，就像那些紀唸經典黑白電影的節日。至少，它們會成為那個時代的最佳導演、演員、舞美和作家的檔案。然而不行，這是英國——所以大家只能一起進垃圾桶。
我估計，在倫敦的住房費用會花掉一個人三分之一的資產，我指的是實際的貨幣資產。先要花時間找房子，有了房子之後，就要不斷地維修、改裝水管、屋頂、窗戶……諸如此類的工作——這是擁有一座房子的真正開銷。值得嗎？問我一千次，我會回答一千次：值得。倫敦是歡樂的豐饒角。
時間一天天過去，到了我必須搬出朗廷路的時候，房子還沒有裝修完。大家一起動手：海盜們幹那些技術活，比如地板和窗戶；另外一組人——幾個朋友、彼得和我——站在椅子和腳手架上把牆紙一層層揭下來：七層、八層、九層、十層，甚至更多……最裡面一層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圖案，非常漂亮，印在厚重的牆紙上。拿起一疊牆紙，你手中就一本是七十年的社會史，一份七十年的報告，然而這些全都進了後院的火堆：牆紙的纖維、碎片和破條，一度光鮮精美、如今碎裂朽爛的地氈，蟲蛀的地板木頭，舊架子和窗簾的破布。但房子的牆體非常結實，石膏板下面的板材清潔如新，磚頭也依然閃亮、簇新。那是一棟精良結實的房子，當初建造它時，人們希望它保存到永遠。
離那裡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整條街整條街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是六十年代初，政府對市容的肆意破壞達到了頂峰。我對海盜們說，那些好房子都消失在煙塵和瓦礫中，真可悲。他們想了想，說：是的，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這些房子跟切爾西的房子是一樣的；這是我們的最後一份工作了，不是嗎，傑克？不是嗎，約翰？是啊，這是我們的最後一份工作了，對的，約翰，對的，傑克。你現在不能買切爾西的房子了，除非你有一筆錢，比我們倆一輩子見過的錢還多的錢，是不是，傑克？是不是，約翰？是的，約翰，你說的一點沒錯，傑克。
我經常走到那邊，看那些倒掉的房子，我的心在痛。我看到薩默菲爾德家的房子已經化為齏粉，那裡曾經是一座小天堂。現在，它的原址上矗立著冷冰醜陋、灰撲撲的市政公寓，長長的一排，有幾百碼。
一天，我在新裝修好的廚房裡。卡姆登的一名官員走進來，她是左派市政議員。她輕蔑地揚手指著我們在的小小街區：「我們要把這些人全清出去，讓他們住進新建的市政公寓，越快越好。」我說：「但這是工人階層的老社區。他們在這裡聚居了幾十年了。」
「我們會把他們全清出去。」她說，「我們要把這裡清理乾淨。」
如果真的有哪位官員在意這些居民的想法，就會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把房子翻修一遍，加裝浴室和方便的廁所，換掉危險的電線。他們說：「但我們在這裡住了好多年了。這是我媽媽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的孩子出生的地方。」他們是在向我哀求，因為我是中產階級，按說應該瞭解內幕，有關係，也許還有一些影響力。但歷史的潮流和她們的心願相逆。日日夜夜為關心愛護工人階級而心潮澎湃的人在這片樂土上走來走去，嘴裡說著：「我們會把他們全清出去，把這裡全清理乾淨。」他們就是這樣做的。當工人階級在他們的庇護下住進冰冷陰沉的公寓，遠離自己的老鄰居，接二連三地死去、中風、心臟病發作時，他們大概也滿懷愛心地注意到了。「他們只是想除掉我們，就是這樣。」58號的皮爾斯太太說，「這樣可以為他們省掉很多麻煩。一有葬禮他們就高興。」
我下決心買60號房子的那天，我去敲了58號的門。當我在查林頓街看房子的時候，整條街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窗戶後面觀察著我。58號，一個體格碩大、面色蒼白、長著一頭又白又硬的頭髮的女人把胳膊和胸脯放在窗台上，君臨著整條街。上千項研究已經讓我們認識了工人階層中的「女族長」這個角色：她指揮著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區。這裡就有一位：皮爾斯太太，她將成為我的鄰居。我硬著頭皮去敲門，因為我認為這種關係緊密的社區不會歡迎初來乍到的人，尤其不歡迎我這樣的人。「中產階級化」還沒有成為常用詞。我自報家門，告訴她我是她的新鄰居，希望能成為她的好鄰居。
這種態度蘊含在當時的時代精神中——友善的六十年代——也蘊含在當時的政策中。我說的是真心話。皮爾斯太太坐在窗口，轉過背來，對我說：「坐下，親愛的。我們很高興你會好好修整一下那座房子。它破破爛爛的已經很多年了。是不是？」一個小個子男人應答道：「破破爛爛啊。」那個男人極其矮小，但肌肉發達，體格消瘦，兩條腿羅圈得像個賽馬騎師。他咧開嘴向我笑了笑，歡迎我。屋子裡還有一個老態龍鍾的醜婆婆，穿著一身黑衣，牙齒都掉光了，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她顫顫悠悠地尖聲說：「破破爛爛，破破爛爛。」他們有一條狗，一條歡天喜地的雜種狗。大家走起路來不停地把它攆開，它是整個房間裡最乾淨、最漂亮的生靈。
「茶。」莉蓮·皮爾斯吩咐著，小個子男人立刻把茶壺端了上來。
「他是我丈夫，」莉蓮·皮爾斯說，「但並不從來就是。這是我的朋友羅金厄姆太太。」我記得是這個名字。「我從街上把她領回來，從水溝裡。她當時在水溝裡，是不是啊你？」她提高了嗓門，問那個醜婆婆。「她耳背，而且差不多全瞎了。但我對她好。」她身子向前傾，手放在大腿上，提高嗓門說，「我對你好，是不是？」
「是的，是的。」醜婆婆喊著回答，「你對我很好。」她正在把一些漂亮的餅乾擺在盤子裡，隨手把餅乾屑灑給小狗，小狗像咬蒼蠅一樣去咬它們。
「別把她放在心上，」莉蓮說，「她的精神有點不正常。你的腦子有點問題。」她衝著老太太喊，老太太回喊：「對的，親愛的。」
「現在你可以向我打聽你需要知道的任何事情，我會告訴你的。」她說，而且她也真的告訴了我。二戰後，她一直住在60號隔壁。賣房子給我的那個老太太是她的好朋友。莉蓮知道那棟房子裡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誰在那裡出生，誰在那裡死去，誰沒付房租就跑了，還有那裡住過的每隻狗和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