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口站著個年輕女人，臉上悶悶不樂，眼中含著怒氣，身邊的折疊童車裡有一個嬰兒，好幾層樓梯，她把童車一路抬了上來。我說我得了德國麻疹，這對她肯定有危險：她懷孕了。但她不管。「德國麻疹」這個詞應該激起的笑聲被她的怒火轉變成一聲譏笑。她說：「我是來拿錢的。你又富有又成功，而我需要錢。」我說，現在我非常缺錢。我說的是實話。她說：「別跟我來這套。」很少有人比她讓我更不喜歡。「為了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拿到這筆錢。」她想要五百英鎊。或者我印象中是這麼多。問題是，現在錢的價值跟以前不一樣了。我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我只能增加我的透支。幾周後，我送了一張畫給朋友，花了十英鎊，我恐慌起來，因為我其實付不起那麼多錢。那幅畫也許是五十英鎊，或者是一百磅。那個年輕女人的叔叔極其富有，是個名人，後來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考慮過把錢還給我，但他說，他看不出他為什麼應該這樣做。
這些事情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
我躺在黑暗中，眼睛濡濕，病得很嚴重。我思考了一些事實。我是那種心軟、容易受騙的人。這背後有充分的原因。首先是我的父母，他們即便在最窮的時候也會遵照《聖經》的誡命，拿出十分之一的錢做慈善。我記得一些跟這「十分之一」有關的對話。
我爸爸不耐煩地笑著：「但我們沒有任何收入。等賣掉谷子有了錢，這筆錢應該直接進不動產銀行，還掉我們的債務。」
我媽媽：「那麼，我猜我們可以說，我們從來就沒有任何收入，但那意味著我們永遠都不會付出。」
當他們計算這十分之一的時候，我爸爸的撫恤金也包含在內嗎？她賣雞蛋給班凱特的商店得到的那筆錢呢？
他們每年都捐錢給「救助困境女士聯盟」、一個救助貧困海員的慈善機構和一個救助一士兵家屬的慈善機構。他們告訴我，應該把口袋裡的十分之一的錢捐出來，無論是我賣珍珠雞給商店掙的錢，還是寫廣告掙的錢。我一直有負疚感，因為我沒有這樣做，但我不是已經決定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嗎？
自從我離開了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離開了弗蘭克·威茲德姆，跟同志們會合，我就一直跟慷慨的人在一起：在我的經驗裡，共產主義者總是很慷慨。我在倫敦的早期生活也伴隨著對金錢的總體蔑視，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錢。自從我終於掙到一點錢，就開始有人向我「借錢」。很多錢借給了年輕男人。一文不名的年輕男人經常得到年長女人的幫助，這種現象合情合理，因為這種心理需要是雙方的，而且它跟性不一定有很大關係，或者說跟性沒有關係。如果我想，我可以列出一長串「債務人」名單。我對這些絲毫不感到後悔，但給那個讓人不快的年輕女人的每一分錢都讓我覺得怒火中燒，我很生自己的氣。這就是為什麼我躺在黑暗裡，忍受著噁心、高燒和燥怒，反思自己的性格。
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現在寫下對自己年輕時的性格的洞見是很容易的，但即便在當時，我也瞥見了我性格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我一生中有過幾次這樣的經歷：在我真正恰當地理解自己很久之前，短暫地、隱隱地領會到這種理解。我當時下了個決心：如果我天性中有這樣的弱點，那麼我至少要能夠控制它。等我在自己的房子裡安頓下來之後，我要真正挑選一下，哪些人是我願意負責的，這將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自己的決定，我將獲得控制權：採取行動而不是被動響應。那棟房子太大了，我當時這樣想。彼得那時時十五六歲，他的行為舉止已經開始像整個六十年代的年輕人的風格：他有時候被別的家庭當作榮譽成員，就像他的朋友們，跟我的關係比跟他們自己的父母的關係更融洽。用不了多久，那棟房子就會被十幾歲的孩子佔滿。
那個不討人喜歡的年輕女人的事情也預告了一些我當時還不知道的東西。比方說她的態度，那是一種泛化了的氣急敗壞的輕蔑。她體現了一種積怨已久的嫉妒，我當時已經開始對這種態度感興趣——現在我對它的興趣更濃了。她顯然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別人應許給她的東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都以此為基本動力。「他們騙走了我應得的東西。」這個年輕女人帶著一堆沒有父親的孩子，是一個受害者，只是一個受害者；她的處境完全不是她的錯，她有權利憎恨這個世界。她的存在就是一種控訴。是的，我那時才開始理解：我說過的話，尤其是我曾經的思想，有多少正是那種東西——控訴，我控訴。我控訴這個世界。
這是她發洩控訴的方式：「你又富有又成功。」她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這裡透露著我們民族的惡習：嫉妒，「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綜合症。
我搬家了，不是很麻煩。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也就是我跟弗蘭克·威茲德姆和後來的戈特弗裡德·萊辛一起生活的時期，我們總在搬家，完全不當一回事兒——我帶走了書、兩張床、一張桌子、床上用品、窗簾和廚具。把那些醜陋的傢俱全部留在身後。
好了，這就是我經歷的五十年代，捎帶著前後兩個年代的末尾和開端（1949至1962），就像一個年代經常會向前後延伸一點。我在1962年秋天搬進新房子。著名的62、63年之交的冬天就在前面，整整七個星期，寒潮蔓延了整個國家。還有一場糟糕的大霧，但不像過去那種可怕的黑霧那麼糟，後者已經敗給了《淨化空氣法案》，但我那雪白耀眼的牆壁還是在那場霧中喪失了它們的清白。這不是因為新做的窗框不好，而是因為緊閉窗戶讓我受不了。查林頓街和蘇默斯鎮的其他街道，家家戶戶的水管都結了冰，只有我家的沒有被凍住。當水理事會放在街角的水塔也結了冰，我就給58號供水。我在《特別的貓》這本小書中描寫了這場冰凍。
我舉辦了一場盛大喧鬧的喬遷派對，邀請了所有參加過裝修的人。派對進行到高潮，跟我隔了兩棟房子的那家人的男人來到街上，大聲罵我。我想，好了，我現在住在工人階級的街區了，我就入鄉隨俗吧。我出門站在台階上，叉著腰，衝著他喊，讓他閉嘴，不要再掃我們的興，幹嘛不一起進來開心？
彼得和他的朋友目睹了這種不像貴婦的舉動，感到難為情。
「這就對了，親愛的。」莉蓮·皮爾斯從她的窗口說，「你不要理那個骯髒的老東西的胡話，也不要讓他進你的房子。」
幾個月後，我收到市政廳發來的《強制購買通知》。就是說，任何權力機構要求買你的房子，你都必須賣給他們。我一直設法拖延，一直拖到將近六十年代末，終於有一天，我跟市政廳的代表一起站在搬空的房間裡，移交鑰匙。我母親的女兒交出的房子一定得是光鮮整潔的，整棟房子從上到下洗刷得乾乾淨淨。那個男人充滿了官員式的和藹，稱讚我的房子很乾淨。
我們離開沒多久，在鄰街修整房子的市政工人就來了，他們拆走了我那棟房子裡面所有的暖氣片、水管和鍋爐。莉蓮·皮爾斯先給我打了電話，然後給市政廳打了電話。市政廳便派了個門衛守在門前，從晚上6點守到早晨6點，但房子的後面卻是敞開的，於是那些工人繼續溜進來，拿走漏網的東西。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星期。莉蓮·皮爾斯告訴市政廳，後門沒有人把守，放了小偷進來，但那些小偷就是市政廳自己的工人，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會調查這件事情的。
那棟房子空置了八年，在這期間，市政廳一直在爭論，應該怎麼處理那個區域，他們不斷地改主意。我本來可以跟他們打官司，但明智的人怎麼會讓自己捲入這種事情？我已經在卡姆登市政廳的轄區居住了三十多年，目睹了難以置信的失職和腐敗。我寫下我看到的情景——一份控訴——從被強迫「住新房」蘇默斯鎮的居民的待遇寫起。然後我不得不問自己：我為什麼這麼執迷於這個主題？我知道，這是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行政區，他們自鳴得意，正像那些共產主義國家，自吹自擂，妄自尊大；他們就像那些喝醉的吹牛大王，衣冠楚楚，但你看到他們忘了系扣子，露出了事情的真相：一個毛茸茸、長著疥瘡的紅色臭屁股。
我為什麼期望這個行政區的情況會更好？當然是因為「社會主義」這個詞。如果卡姆登市政廳是保守黨掌權，我會寫下這樣一份充滿怨懟的記錄嗎？當然不會。因為我會想：「你還能指望什麼呢？」所以——夠了[原文這裡是意大利語。]。夠了。別再說了。我這種年齡的人總是發現自己面臨著這樣的情境：一個年輕人看著你，竭力不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他們委婉地、尷尬地問：「但是多麗絲，告訴我——你說，你希望社會主義行政區比保守黨的行政區更好？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她）認為，我只是又一員老將，反覆絮叨在我看來重要的事情。而我卻再次明白：長達幾十年（兩個世紀？）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消失了，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
我們仍然都站在大寫的「進步」的自動扶梯上，整個世界都在繁榮上升。有人挑戰過這種快活的樂觀主義嗎？我不記得有。這是一個經歷了大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世紀，一個為了國家的消亡、為了實現人間的天堂而不惜做出過可怕犧牲的世紀，人們熱情澎湃地夢想過烏托邦、仙境和完美之城，嘗試過社群和共同體，嘗試過合作社、集體農場和集體農莊——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之後，難道還有誰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會心存感激地安於政府的一點點誠實、一點點能力嗎？
六十年代大約有六年的時間，對於在查林頓街60號居住或進出的青少年或年輕人，我充當了他們的女舍監（這是個六十年代的詞），這足以證明我跟時代的融洽。這些年輕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麻煩：他們很「不安」，受到毒品的誘惑，酗酒，嚴重精神崩潰，在警察局掛了號。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是我的成長點，成了我的工作，儘管我也在努力寫作，最顯著的成果是《四門城》。
六十年代在人們眼中散發著光彩；在我看來，它有時被錯誤地視為很多事情的開端，其實那些事情始於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但有一樣東西確實始於六十年代——毒品。毒品來自東方，每個人都能弄到，這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從未有過的。我相信，長遠地看，在足夠長的時間帶給我們的視角中，我們會發現，毒品才是六十年代的重要事實。「毒品其實是無害的。」人們仍然在這樣說。一位來自中亞的朋友當時說過：「你們西方人從來沒見過毒品，它對你們來說是全新的東西。你們就像小孩子，想把蛇當寵物來養：看這條漂亮的蛇。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被毒品盤踞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文化中，你就會知道，只有那些一敗塗地的人、失意的人和毫無希望的窮人才使用毒品。」
我對六十年代的看法因為我自己的經歷而帶有偏見。我們現在生活在它的後果裡。那麼多人進了精神病院和監獄；當人們回想起一個自殺的人，談話就會突然陷入沉默；每個星期都有消息傳來，一個人年紀輕輕地就死了。
但這是陰暗的圖景，它來自街道背陰的一面，因為就在這個星期，我聽到一個中年男子說：「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我們要去移動大山，改變世界。但人們忘了，當時還有從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中湧出的巨大生機——這是文法學校的功勞。你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文法學校的男孩，像我這樣的，學的往往是文科。這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
然而，當我聽到人們懷舊地說起六十年代時——「如果你記得，你當時就不在場」[如果你記得，你當時就不在場：出自喜劇演員羅賓·威廉之口。]——我的腦海中常常會浮現出我小時候（幾乎還是個女孩子）寫下的一句詩：「當我回首往事，我似乎只記得歌唱。」呵，是的，那句詩說的似乎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