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喜歡自己的生活，但她染上了一種細菌，一個勁兒地腹瀉，她急不可待地盼望熱帶疾病醫院把她治好，因為她想回家。
郵差每次來，都帶著她的哈里寄給她的信——充滿激情的信。
「他想我。」她說，讀著讀著臉紅起來，「他性慾過度。我這麼跟他說：『你的力比多過剩了，這對你不好，天氣這麼熱。』」
「但他不肯聽。如果可以的話，他一天會來上三次。他有時候在午飯時間回家，但不是為了吃午飯。他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到床上來。』但氣溫有一百多度。『你不愛我嗎？』他說。他求我跟他做愛，我屈服了，因為我不喜歡看到男人哀求，像一條狗。結果我們大汗淋漓，床單都濕透了，我不得不趕快把床單換了，因為我不想讓僕人知道。」
她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瞧，我親愛的，不，聽我說，你去找個姑娘，跟她做愛。我不介意。」他哭了，說：「你不愛我。」她對他說：「像你這樣的男人應該有兩個妻子。這不是你的錯，你只是性慾太強了。」
「他沮喪極了。」她說，平靜的藍眼睛中掠過一絲陰雲。「我看得出，我再也不應該說這種話了。但我想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問題呢？找一個姑娘用來做愛，而我負責所有其他事情。因為我確實喜歡他，你知道；除了他，我不可能嫁給任何人。」
「如果他找了個尼日利亞姑娘，你會介意嗎？」
「黑人姑娘？我更希望她是白人，但如果是黑人，我也不介意。我喜歡那裡的黑人。我喜歡那裡的食物。我惟一不喜歡的是那些噪音，他們很吵，但那是他們的國家。」
「你的錢都花在什麼上面？」
「我買了好看的衣服。我晚上為他穿起漂亮衣服，他很喜歡這樣。我甚至有條迪奧的裙子。在那裡沒什麼可買的。他把大部分錢都寄給在希臘的家人。我喜歡那些願意照顧家庭的人。我不能生孩子。我曾經想要孩子，但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問他，你介意嗎？他說不，整個世界上，他想要的只有我。如果我們有了孩子，我就沒時間跟他在一起了。」她坐在那兒，把冰冷的乳霜塗在漂亮的皮膚上。她撩起淡紫色的緞子睡裙，把乳霜輕輕拍在脖子和前胸上。「你必須以柔克剛。」她莊重地說，歎了口氣。
有很多人到醫院來看我。艾達躺在那兒讀書看報，聽我們聊天。
「我喜歡聊天。」她說，「你的朋友們很有趣。你是個真正的波希米亞人。你知道吧？」
「有人這樣說過我。」我說，「但只有在非洲，人們才這樣說我。你怎麼定義波希米亞人？」
她認真想了想。「嗯，我不是。哈里也不是。他的家人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你的朋友們是。你們就喜歡與眾不同。」她宣佈。她轉過身去說：「現在我要睡上一小覺。不要讓護士叫醒我。我在家裡從來也睡不好，因為哈里不讓我好好睡。你猜怎麼著？我有時候醒過來，會看見他坐在那兒，俯看著我，哭泣。他說我太美了，讓他不得不流淚。我對他說，『如果你老這麼說，我會信以為真的。』」
我真的得過血吸蟲病嗎？現在無從知曉了。
這些跟醫療經歷有關的記憶片段，記錄了我在面對權威的壓力時，表現出來的非常病態的被動性。我並沒有說「女性的被動性」，因為我認為，人們在醫生面前的反應，源自性別間的差異並不大。我們都被教導要聽別人的話。我們作為小寶寶、嬰兒、幼兒，最先聽到的是：「這是醫生……醫生說……要吃藥，醫生這樣說的……醫生說你一定要呆在床上。」他（現在也可能是「她」）從一開始就是家庭的最高權威，在醫生去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小孩子經常看到一家人怎樣等待醫生的到來，等待他來吩咐大家做什麼。但家庭出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情況也許發生了改變。
今天回想起來，有件事情讓我很吃驚：儘管經常是我媽媽告訴醫生該做什麼、開什麼藥，但在她和病人（我爸爸、我弟弟和我）之間，她仍然需要醫生的權威。這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醫學界訓練護士們服從一套極其苛刻的紀律：除了醫生的指示，不允許她們做任何事情。在農場裡，當我爸爸的糖尿病或者併發症惡化時，她就會把他放進那輛舊轎車，坐在他身邊，盯著他的臉，注意有沒有昏迷或神志不清的跡象，而我開著轎車向索爾茲伯裡駛去。七十英里有多遠？沒有多遠。但那條粗糙的砂土路坑坑窪窪，起伏不平，你要麼很快地開過去，車子和車上的人一起顛簸，要麼很慢地開過去，讓車子從一道脊上緩緩滑下去，過度到下一道脊。我必須開得很慢，因為我爸爸病得厲害。
這段路也許要開上五六個小時，中間還要停下來，讓他休息。汽車開到軌道式路面上時（軌道式路面就是沒有用瀝青把整個路面鋪滿，只鋪了兩條軌道，供車輪在上面跑），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點，但仍然比較慢，因為軌道的邊緣是曲曲彎彎的坎兒，不小心就會滑下去，陷進流沙裡。我爸爸坐在車上，臉色蒼白，大汗淋漓，一隻手抓著車邊的扶手，另一隻手抓著我媽媽。到了醫院，醫院收治我爸爸，讓他在那裡呆上一上午或一整天，給他做我媽媽已經在農場為他做過的各項檢查。醫生吩咐我媽媽做那些她早就知道的事情，因為這些做法還是我媽媽告訴醫生的。我們把我爸爸安頓在旅店裡，住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順著那條糟糕的路駛回農場。這場奔波只是為了獲得醫生的權威認可。瘋了，但當時就是這樣，非這樣不可。
《金色筆記》被公認為我寫過的最好的小說。也許是吧，但我有自己的看法。人們認為作家不適合評判自己的作品。《金色筆記》出版近四十年來，銷量仍然很平穩，經常再版，銷售的地區也並不僅限於歐洲國家。它的歷史昭示出一本小說可能經歷的盛衰沉浮。
人們總是在問：你為什麼寫這部小說？為什麼寫那部小說？為什麼寫那個短篇？你是怎麼寫出來的？對於這類問題，從來沒有一個簡單的回答。你可能會花幾年的時間苦苦思索一部小說，卻一直找不到恰當的方式，然後答案突然出現了，也許是在一個夢裡，也許是在一系列夢裡；無論怎樣，原來顯得不可能的事情突然變得容易了。《三四五區間的聯姻》就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檔案》的結構為十年來的寸步難行畫上了句號。《聯姻》是整個系列中的第二部，顯得非常突兀。但就像常有的情況一樣，解決辦法十分簡單：我讓一個蒼老的聲音講述這些故事，所有的事情都各歸其位了。有時候，一部小說會突然出現在腦海裡，比如《好人恐怖分子》。《金色筆記》誕生的過程並不很長，但非常複雜，這不僅是因為它所涉及的主題，還因為我當時的狀態。
我站在真正的十字路口上，處在轉折關頭；我在坩堝裡，已經為重塑自己做好了準備。我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一是因為，我已經下定決心，我的感情生活從此將會不同。二是因為政治，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我周圍到處都是心碎欲絕的人，他們精神崩潰，經受著宗教改宗的痛苦。還有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很多立場堅定的前共產分子發現了自己的經商才能，開始賺錢。他們以前對資本主義各環節的癡迷研究為他們的商業生涯提供了最好的準備。關鍵是，那些把所有的雞蛋都裝在一個籃子裡的人非常痛苦。曾經被拒之門外的思想湧入他們的頭腦，有時甚至是以瘋狂的形式。我從小生長在一個一分為二的社會裡：一邊是白人，一邊是黑人，這種分裂的結果在南非傳來的新聞中昭然若揭：森嚴的界線潰散，演變為暴力和戰爭。
繼續回溯，我可以聽到我父母的聲音：我父親（至少在他身體依然健康，仍然是他自己的時候）不會隨意地論斷他人，他宅心仁厚，通情達理，寬容大度；我媽媽則時刻準備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準備去譴責和論斷。我知道，在世界事務中，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就要結束了。我知道，人們不久就會覺得那個時代很瘋狂。我已經明白，彷彿會永遠存在下去的氛圍和觀念潮流，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在這方面最極端的經歷是二戰剛剛結束、冷戰粉墨登場的時刻，一夜之間，友誼盡毀，盟友變成了敵人。有幾年，我一直在想，我渴望讀到的關於十九世紀的小說從來沒有被寫出來過。關於十九世紀的史書汗牛充棟，但小說卻不多。知識分子之間的辯論、論爭、激情和仇恨，它們往往是隱藏在正史背後的真實故事，描寫它們的小說在哪裡？如實描寫社會主義圈內生活的小說在哪裡？
我想寫一部小說，讓後來的人讀了之後會懂得那些人是怎樣看待自己的，「那些人」指的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夢想著黃金時代的到來——我必須提醒你，我們當時真的相信黃金時代很快就會實現。我們怎麼會相信這麼蠢的看法呢？但我們至少應該把那段癲狂的經歷記入編年史。
我需要一個框架，一種形式，用它來表達當時社會的極度割裂的狀態以及它後來的崩解——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局面，如今又要再次經歷它。當時不僅存在著嚴格政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女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人們現在都以為，女權運動像性解放運動一樣，始於六十年代。而事實上，早在四五十年代，在共產黨內部和受其影響的群體當中，已經有了很多關於婦女問題的小組討論、會議和對話。社會黨中也有這樣的討論。婦女問題已經被提上了議程。女人們總是坐在一起討論男人，這種聲音也迴盪在我童年的早期記憶中。我的記憶中裝滿了關於男人、女人、男女差異、愛、性和婚姻的談話。新鮮的內容是這些古老的平衡必須要改變。
比如，在瓊·羅德克廚房中進行的那些的談話，我把它用在了摩莉和安娜的對話裡。瓊就是摩莉（在小說裡當然已經改頭換面），而我是埃拉。小說不是對說過的話、發生過的事情的嚴格記載——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但那些如饑似渴地想把小說當成自傳來讀的讀者們迫使我反覆重申：不，實際發生的事情跟小說寫的不完全一樣。
人們對自傳的渴求無比強烈。「不，摩莉是我認識的幾個女人的結合。《金色筆記》中的埃拉跟我的處境一樣，但跟我的性格不一樣，不完全一樣。」聽到的人立即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對不爽毫釐的精確事實的渴望落空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真的這麼說過：一部小說的一百個讀者中，只有一個真正關心作家注入其中的想像性工作，其他人都想知道作家是否「把自己放了進去」，他們不斷地追問：這是弗雷迪的自畫像嗎？這是簡的自畫像嗎？
作家們多麼懂得珍惜那第一百個讀者！
但他們為什麼總是想把小說中的人物變成自傳？當我說「不，那個人物是虛構的……那個人物是由五六個相似的人結合起來的……那人物是從另一個場景中搬過來的」時，我經常看到對方的表情轉為失望。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對想像力的牴觸。人們想要的是現實和事實，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如果我說「沒錯，那些事情全在我身上發生過」，對方就會長舒一口氣，「噢——」，笑意綻開，心滿意足。為什麼會這樣？曾經，人類的故事全是想像，我們的神話、傳奇、寓言和傳說都是想像，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給彼此講故事的。但這種能力在現實主義小說的壓力下衰退了，至少我可以說，故事裡面的想像和幻想成分都被掃進特定的小說分類裡面：魔幻現實主義、太空幻想，科幻，怪誕小說，童話、恐怖故事。我們以我們分割一切事物的方式分割了文學。一邊是現實主義：真實；另一邊是想像：幻想。但現在，大多數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都願意這樣想：這些事情在作者身上真的發生過。作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讓故事擺脫了嚴格的個人性，把它轉變為對個人和個人經驗的一般刻畫。他（她）有時候覺得自己真是多此一舉，也許把實際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記下來就好了——寫成一本自傳，真正的自傳。
當另一個維度的東西必須闖入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時，它往往以「精神失常」的形式獲准進入。當第一任羅切斯特夫人的聲音被簡·愛聽到，它在讀者心中喚起的感受決不僅僅是一個可憐的瘋女人發出的聲音，而是喚起了整個詭異的、沒有理性的世界，它被地獄和天堂的火照得通明——一個被我們的日間生活摒除在外的世界。它讓我們驚魂不定。現實主義文學中，「精神失常」往往被賦予了過多的份量，這是因為「精神失常」是現實主義所允許的為數不多的非理性形式之一。夢也被給予了過多的重要性，因為對夢的描寫屬於「現實主義的」。畢竟我們都做夢。我可以輕鬆地列出一份長長的「現實主義」小說清單，它們都包含著非理性的元素，有的甚至用非理性元素作為故事的樞紐，但這些元素都帶著人們能接受的偽裝，比如：夢或精神失常。